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著《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一书，考察了甲午战后中国读书人的分化，清末官绅面对明治维新变局的反应，以及辛亥巨变、五四巨变中新旧知识人的不同表现，展现“新知识人”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过程中的性情与思想、私心与抱负、智慧与局限。以独特的视角揭示晚清政治和思想的激烈碰撞，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了历史的完整细节和真实面目。

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引领中国走上世界。西学在近代中国成为最时尚的知识，新知识分子也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仰慕的“公知”。他们的为人处世、思想品质，乃至私生活往往为人们过度美化。与此同时，许多“旧知识人”则被严重妖魔化。 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著《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通过大量历史细节的发掘梳理，分析“新知识人”在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的同时，其背后也一种“恶的”推动力，也有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利益驱动因素。

《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以独特的视角揭示晚清政治和思想的激烈碰撞，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完整细节和真实面目。

题记

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

世纪末恐慌

内耗与共识

呼唤维新

国体与纲常

中国唯一希望

民族与种族

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

基于渐进变革的回应

观察与预测

效果初现后的忧思

史的记忆与借鉴

重走明治维新路

对明治宪政的模仿

寻找富强：严复思想再检讨/

失落根源

日本为什么行

走进丛林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时务报》内讧/

黄金组合

裂痕初现

乘虚据为己有

内讧再起

无聊的口水战

近代中国启蒙者悲剧：以湖南时务学堂为中心/

创办湖南时务学堂

办学方针的确立与改变

异端与正统的冲突

时务学堂终结

“新知识”背后：以京师大学堂创建为中心/

几份不同的创建方案

创建方案越来越明朗

对大学堂章程的不同意见

惹是生非的总教习权限

孙家鼐改定大学堂章程

新知识中的“生意”

从废八股到改科举：限于1898年的讨论/

废科举方案的提出

想象中的守旧者

适可而止：社会所能承受的改革力度

兼顾新旧的新科举方案

辛亥后复辟思潮平议/

意义丢失与寻求

信仰崩溃与重构

权威丧失与恢复

新传统主义泛起

国体虽更而纲常是否必变

对共和与文化传统内在关联的迷惑

新传统主义困境

现代知识分子悲剧：“挽留”蔡元培/

北大前途的多种可能

重陷僵局

一个共赢的“遣代”方案

重构“五四”记忆：以林纾为例/

在新文学谱系中的林纾

新文化运动右翼

站在学潮另一边

清政府高层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内耗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帝后两党的外在形象日趋明朗的时候，这在政治生活中影响便是人为地将统治阶级中的人分成若干集团，举国共识的建立更是艰难而不可预计，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国是否还能沿着旧有的轨道继续前进，是否必须进行体制及基本国策方面的重大改革。

按照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想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由此而怪罪洋务新政及几十年来的基本国策是不对的。不过，甲午战争的考验确实也暴露了中国内政特别是体制方面的一些弱点和不足，中国就此进行某些适度的改革与调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正当其时。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太后对于国人抱怨与指责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并对康有为以及一些开明官僚的维新呼唤、改革方案予以善意的回应。当她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后，不仅没有指责这一方案的过激与荒谬，而是“留览十日”，进行审慎的考虑之后批转“各省督抚会议奏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西太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反对改革。

西太后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渴望中国的繁荣与昌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她统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她的主持或支持，洋务新政便不可能发生与发展。事情的真相或许正像她所陈述的那样：“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富强与发展，有利于恢复中华帝国在国际社会应有的风度、尊严与地位，西太后并不是坚决排斥与反对，而是乐观其成。然而在另一方面，西太后毕竟是大清帝国的最高主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肩负着对大清帝国、万民百姓无人可比的历史重任，因此，她对改革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从来都基于一定的原则性和某些政策底线，从来都不是无所顾忌的彻底改革派。在她看来，中国如果不改革，不引进、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中国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只是这种改革必须立足于一定的原则，“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而且，任何改革都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循序渐进，操之过急过蹙引起动荡可能适得其反，一事无成。

应该说，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清朝统治阶层在甲午战争之后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光绪帝与西太后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与分歧，遂使本该达成的共识束之高阁，反将中国引入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

在光绪皇帝看来，中国的改革宜重根本，如果不对国家体制、基本国策进行改革与调整，徒练兵制械，远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虽然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案，但似乎在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他就比西太后走得更远，似乎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留恋，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完全有待于中国能否与传统体制相决裂，故而他较西太后更容易接受康有为等人一揽子的维新方案，真诚相信康有为的方案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而西太后的稳健的、渐进的改良方案业已过时。

平心而论，光绪帝鉴于“外难日迫，国势阽危”的现状而“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的基本想法无可厚非，康有为的一揽子维新方案也未尝不可作为中国未来与发展的一种选择。问题在于，中国毕竟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旧的政治体制虽然存在若干重大而不能容忍的内在缺陷，但不顾一切地将其全部扔掉，恐怕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而且，全体中国人千百年来毕竟生存于这种旧的体制模式中，当新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强制他们抛弃旧的习惯而遵从于新的政治习惯，不仅事实上不太可能，而且势必遇到极大的阻力。也就是说，光绪皇帝的基本思路或许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但其大破大立同时进行的策略与手段无疑超出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因而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和失败的结局。P11-13

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引领中国走上世界、步人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因此当中国遭遇西方的时候，中国很快就放弃了顽强抵抗，转而学习西方，中体西用。西学在近代中国成为最时尚的知识，新知识分子也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仰慕的“公知”。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确实为近代中国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连带所及，人们对他们为人处世、思想品质，乃至私生活等八卦津津乐道，欣慕不已。许多“旧知识人”因此被严重妖魔化，许多“新知识人”却因此被美化，一些原本平常的故事被无意拔高，一些原本无恶意的判词被解读成罪恶渊薮。这里没有全面检讨近代中国“新知识人”的发生与成长，也没有全面评估新旧知识人的“权势转移”和思想冲突，只是期望通过《时务报》、时务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新知识设施创建，甲午战后中国读书人分化，清末官绅面对明治维新变局的反应，以及辛亥巨变、“五四”巨变中新旧知识人的不同表现，分析“新知识人”在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的同时，其背后也有一种“恶”的推动力，也有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利益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