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持论正确而全面，资料丰富而详尽，是研究曾国藩的新成果。

作者董丛林按史家笔法，全面而客观的论述，科学而冷静的分析，再现了曾国藩的形象，虽然较少艺术性的浓彩重墨的渲染，却更贴近历史的真实，给读者更多理性的启示和教益。

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所涉政事、军事、人事、德事、学事、家事……蕴涵丰富，意味隽永，堪称得——社会资鉴录、人生教科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之一。

董丛林编著的《曾国藩传》论述了曾国藩生平功过是非，探究其内心的历史负荷与无奈，评价其文化史上之地位。为读者了解曾国藩其人、其事、其文提供了极全面的参考。

引言 并非蛇足的“务虚”

第一章 终于登龙门

一、“神虬”惊梦故事的寓意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三、家门琐事亦堪品

第二章 京官岁月

一、学事的转向与进境

二、检身入圣的追求

三、在升迁的顺境中

四、贵而“不富”，亦乐亦苦

第三章 “赤地新立”创湘军

一、“全孝”与“抒忠”之间

二、“曾屠户”的凶残与尴尬

三、“移花接木”的魔术

四、“魔术”机妙有续篇

五、从坚忍待机到建旗出征

第四章 颠连楚、赣间

一、出师未捷身“险”死

二、武昌胜局喜与忧

三、湖口惨败几绝命

四、孤穷困厄到极峰

第五章 “涅槃”复出后

一、机权之变

二、弟死三河多惊疑

三、“爱民”与“饬军”的俚俗宣教

四、羽檄交驰不废学

五、纳幕李鸿章

六、援川未果改图皖

七、助“老亮”脱难之局

第六章 日趋中天督两江

一、局势转捩下的受命

二、险棋一着困祁门

三、面对“勤王”的召唤

四、在关键的安庆之役中

五、惊闻“哀诏”与痛失挚友

六、“东援”成就李鸿章

七、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八、“英英群彦满樽前”

第七章 拼得血火没天京

一、为破“逆都”苦运筹

二、闻捷巡阅百感集

三、显荣与隐忧

四、“流水高山心自知”

五、侯门能持“勤俭”风？

第八章 挂帅“剿”捻威不再

一、勉强膺任下的筹策

二、帅符“法力”何失灵？

三、“圣地”之行

四、曾李瓜代之局

第九章 移督畿辅的日子里

一、阔别重赴京都日

二、举政力难再从心

三、劝学士群与督教儿辈

四、津门教案陷难局

五、交接之际授“锦囊”

六、桑榆家门事

第十章 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

一、复审奏定“刺马”案

二、洋务梦里已有年

三、百事未毕残烛灭

尾声 身后不寂寞

主要征引书（文）目

后记

虽说曾国藩对绿营官兵不无染指改造之心，但事实证明此路他没有走通。既然单纯举办传统团练不行，而官兵弊情又重，那么曾国藩就要另辟蹊径了。他在这次上奏中明确表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正是基于这样的立意，他所谓“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至于训练章程，则系“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事情人们自当熟悉，而傅鼐则是乾隆、嘉庆之际人，曾在湘西编练武装，镇压苗民起事，官至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曾国藩特别提出要仿照他们的成法练兵，也是表明他不想胶着于通常的团练，并且，所编练的军队自然也不能等同于官兵。从这种种迹象看，曾国藩从名义上应办团练伊始，就没有货真价实地履行“本职”，压根儿就没想当个团练头子，而是志在改弦更张地“练兵”。

当然，像上一节述及的，他传令绿营兵与他的营伍一同会操，似乎是要顺便加强对当地官兵的训练，这也是一种“练兵”。然而，不但因绿营方面的抵制，事实上未能很行得通，而且在曾国藩本意里，恐怕也没有对真的能改造官兵抱有多大希望，此举的要旨，更在借以树立与强化自己的权威，可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曾国藩也明白，只有借团练大臣的身份，才能编练属于自己掌控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当时严格说来，是“勇”而不是“兵”。

那么，“兵”与“勇”的区别何在？所谓“兵”，是指“官兵”，清朝国家的经制兵。它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大类别。八旗兵共二十余万人，平时以十余万驻京师，又以十余万分驻全国战略要地。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分属各省，全国共有六十万人左右。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地位和待遇上有明显差异，自然是前者较高而后者较低，其具体制度和职能上也有明显不同，但两者都属于国家的常备军、正规军。就绿营而言，虽然是各省的“地方军”，但最终仍属国家的统编规制，其官与兵的设置，各地兵数的多寡及马、步兵种的比例等，皆为国家所定。“勇”则是因有战事而“兵”不敷用，所临时招募起来的武装力量，待战事完结或不再需要，便予解散，不能常留。自清朝前期，便有这种旋成旋散的勇营。

曾国藩正是借办团练之名而练勇营，并且使其勇营的地位和作用较以往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了与国家经制兵比肩而立乃至逐步胜出甚至取而代之的发展趋势。事之伊始，关键在于曾国藩巧妙地解释和利用“团练”与“勇营”的某种相通性，使之移花接木，做得自然天成。

团练，一般而言，就是用于地方治安和自卫的乡间武装。当时清廷对各省举办团练的原则，是这样指示的：“或筑寨竣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可见，充其量是地方民兵的性质，它和战时作为国家经制兵辅助的勇营显然有着区别，但也有着属武装组织的类同之处。在曾国藩，不是把团练作为一体一事，而是别有用心地拆解开来解释，他这样说：“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他又从因地制宜的角度论说，并且每每向人这样宣传：“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团。”还曾特别表白，说他此次是“重在团，不重在练”。即使这不是他有意以“团”掩“练”的宣传策略，也是着眼于当时防范和查治乡间土匪的特定需要而言。在他看来，“团练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而兴办“练”事，尤要多敛钱财，民不能堪，经手者又不免染指勒索，更会重累于民。鉴于此，所以曾国藩不无为节省民财而办“团”防治匪患的真实想法，因有“我不能有利于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之说。他最初也确实尝试发动基层绅耆操办本地“团”事，“每县择绅耆五十人”，将与他们联络的书信派“专丁送门”，进行晓谕布置。但总的看来，曾国藩真正的着力点，到底还是很显然地放到了“练勇”上，并且最终成就了一支颇具特色军队。

当然，在这方面，曾国藩也并非完全是白手起家。他出任团练大臣之际，湖南的团练尽管有些地方也存在虚应故事的明显弊情，但毕竟有了一定实际基础，有些州县办得较有成效，甚至形成“练勇”的营伍。像常宁，在县城设局统理全县团练，四乡共设三十二团，“有警每团十人人城守，有急则倍之”；蓝山在团练的基础上建立起号日“蓝勇”的县级武装，原有团练“亦编为伍籍，期会操演”。此外，像宝庆、浏阳、辰州等地的团练也办得较好。特别是曾国藩家所在的湘乡，县上对团练操办得尤为得力，早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前，曾国藩的父亲和其他一些有名的乡绅就应邀参与其事，镇压过当地因漕抗官的民变和起事的所谓“会匪”。继而随着太平军进人湖南后形势的愈发吃紧，该县组织起“乡勇”武装。它与分布于四乡的团丁不同，系由官府出资、集中于县城进行训练，不但维护本地治安，而且准备赴援外地，已经具有了“勇营”的性质。

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后，他练勇所罗致的最初班底，就是先已存在的本县乡勇。时有三营，分别有罗泽南、王鑫、邹寿璋（或说非邹氏，这里依曾国藩本人之说）率领，在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札调下，于咸丰二年末到省城长沙。当然，曾国藩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接过袭用，而是酌情整顿，逐步汰旧增新。并且，所留营伍中，也不断有分化变动。其具体情况稍后再述。

此外，湖南还曾有比湘乡练勇更为正规的勇营出现，就是前边提及的由江忠源所操办者。江忠源顶着舆论压力墨经出山后，到广西前敌军营任事。他让弟弟江忠溶募集起以前用过的乡勇五百人带往广西随军作战，号称“楚勇”。其后，江忠源一度回籍养病，在太平军围攻桂林之际，他“力疾起，出私财增募千人”，招同邑友人兼有姻亲关系的刘长佑相助，“倍道赴援”。太平军自桂林撤围北上，“楚勇”随“官军”一路尾追，曾参加全州之役，继而回到湖南。曾国藩出山任团练大臣之后，不论是镇压“土匪”所用，还是编练勇营之事，都与江氏“楚勇”密切关联。像咸丰三年春间到衡山等地“剿匪”，除了王鑫等率领的“湘勇”外，也有刘长佑等率领的“楚勇”。“楚勇”最先的出省作战之举，对于曾国藩新练勇营很快不拘湘地、跨省大范围地运动作战，也具有先例可鉴的意义。

曾国藩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借办团练之名，行移花接木地行编练湘军之实。鉴于曾国藩练勇的情况，王闽运在《湘军志》中说，当时“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所谓“以乡人副巡抚”，即指曾国藩在去官丁忧之时，受命“帮”巡抚办团练的名义；而说湘军由此“萌芽”，自然也符合实际，似无不妥。但有人对王闿运此说不以为然。像郭嵩焘即说，曾国藩任团练大臣后，“具奏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军讨贼，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近人罗尔纲先生认同郭说，觉得王闽运“对事实不免有点弄不清楚”。仔细想来，郭嵩焘和其他有关人物当时恶评《湘军志》，主要是因为在此书中叙事兼用直笔，对曾氏兄弟不尽回护。《湘军志》全书中，叙事虽难免有欠妥甚至错谬之处，但郭氏对它“湘军萌芽”说的指误，就不免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意味了。其实，“萌芽”说与湘军正式成之曾国藩之手不但不矛盾，而且更能统一起来吻合实情。新建一支军队，自然要有一个从酝酿发端到正式成军的过程，何况曾国藩湘军具有起源于团勇的特殊性，当然更要有一个渐而化之的改制过渡。后来成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说，此期曾国藩办戎务“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评议的显然就是这种改制过渡。

在这过渡中间，非常醒目的一点就是所练武装出省作战的逐步“使命化”。

自卫乡里或是被遣派随地作战，这是团勇与正式军队的重要区别之一。如果说招勇出省作战有江忠源开例在先，那么，曾国藩应命团练大臣后操办团勇，也很快有了一次派出增援外省的军事行动，并且规模更大，事情更为典型。或言“湘军援邻省自此始”，即把它看成出省作战的正式开端。事情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夏秋之交。当时受命帮办江南军务的江忠源，应江西巡抚之请助守南昌，因所带兵勇不足，请求家乡省份增援。曾国藩与江忠源具有同党之谊。就投身镇压太平天国而言，江氏“出道”更早，但这时他孤悬外省，兵力单薄，向桑梓同道求援，自在情理之中。曾国藩积极应和，他与巡抚骆秉章商定，派湖南团勇三千六百人，分路赴援。结果，在七月下旬的作战当中，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及兵勇八十多人战死，遭到挫败。而死难的人中，多为湘乡籍者。

战事的失利，部属的死难，当然使曾国藩感到忧伤，但他同时也为之感到振奋。因为从未经充分训练即仓促出援外省的勇营的表现，可以看出它与官兵的明显不同。在曾国藩看来，近日的官兵已“孱旭”到极点，普遍嫉妒成性，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往往此营被敌人围杀，生死呼吸之际，而彼营袖手旁观，哆口微笑，没有能借助声势以相援应救助者。而此番派出的勇营，虽然缺少作战经验，也暴露出其他一些弊端，但毕竟比官兵团结和敢战，赢得了较好名声。使曾国藩更感到可慰的是，数十人死难，不但没有使得队伍胆怯畏避，反而激起了许多人复仇的义愤，所谓“务期一心一德，生死相顾”，“联吾同仇之义士，以破逆贼之死党”。像罗泽南，此次战死之人中多系其弟子，他与部属具有“同仇敌忾”之心自不待言。而未赴江西前线的王鑫，亦坚意“率湘中弟子，长驱杀贼，以报谢、易诸友之仇，而纾国家累年之难”。曾国藩因势利导，借以加强教化，策划于湘乡县城建立“忠义祠”，祭祀死难官弁勇卒，所谓“以慰死者果毅之魂，而作生者忠奋之气”。出援江西的军事行动，不但张扬了曾国藩编练勇营的声名，而且炫示了其勇营比官兵的可用性。

P90-94

并非蛇足的“务虚”

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中兴”之际，“时势”造就出的一班所谓“中兴名臣”，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大戏”，既反过来影响“时势”，同时也塑造个人。本书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热点”。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古”往今来，可谓夥矣！除时人所作，我们可视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虽说作“全传”决不能略其“大面”（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还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人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或可以说，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纳入“社会”和“人文”所属的两大门类。窃以为，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其实，在曾国藩身上，“矛盾”现象是非常凸显的。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爱民”之道；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对这一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画论”中获得灵感，而其“形”“神”关系之论，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作画如此，那么，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形”、“神”当为何指？似可谓，“形”者，乃“静态的表象”；“神”者，则为“内在的韵致”。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形”人“神”，复活传主“内在的韵致”，故而特别注意“心态史”方面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评价”，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中介”。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而书成之后，又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想来，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紧要人物”，当无问题。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识其人。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帽子”，作个怎样的“鉴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评价”，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种“贴标签”、“跳两极”、“压翘翘版”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总体上尽量淡化“评价”，寓“评”于“述”。当然，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评论”，将“论”与“述”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评传”的味道亦未尝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政治鉴定”式“评价”而已。

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时段”来设计“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节”（未出现“节”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事类”，大多“节”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章”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节”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这样，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流水账”式的散乱杂陈。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语诚有至理。其实，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当然，笔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务虚”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我们“人实”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表演”，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尽管将晚清湘淮派系及其典型人物，作为自己的侧重研究领域之一已有多年，于此也有系列论文和著作问世，但本传记的写作，还是完全缘于人民出版社的惠约。对社方，对具体玉成此事的乔还田、陈有和、陈鹏鸣、于宏雷先生，深怀感激之情。尤其是乔先生的时常督导和具体指教，更是拙著完成不可缺少的助力；责任编辑于宏雷先生对本书稿精心审正，费心操劳，自当铭感！

本书写作承约有年，其间因有必担的教学工作和其他科研事项，未能按预想集中整段时间一气呵成，既为之抱愧，又深感乔先生和社方的宽限之惠。

本书写作过程中，亦得苑书义、陈振江先生和其他诸多师友的关心，自当以学术上的更加努力回报。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从自己的旧作《百年家族·曾国藩（家族）》中择用了少量文字。该书十年前由台湾立绪文化公司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分别出版繁、简字体本，至今合同约期已满，自可另用，但还是应向尊敬的读者交代明白。

作者董丛林谨识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