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本是一个摆地摊卖草鞋为生的草根平民,一无所有的他,为什么能吸引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当世第一流的人才誓死追随?
在乱世三国的群雄之中,刘备的起点最低、实力最弱,他为什么能在夹缝中生存,一次次被打败,又一次次爬起,最终成为蜀汉开国皇帝?
赤壁大战之前,刘备率军民南撤,明知曹操追兵将至,他为什么不愿抛弃百姓、率军撤离,最后惨败于当阳长坂?
刘备与孙权有着怎样的恩怨纠纷?历史上的“借荆州”,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关羽兵败荆州,刘备为何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却在关羽被杀两年后兴兵伐吴?
白帝城托孤,被陈寿盛赞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刘备在试探诸葛亮,真相到底是什么?
刘备本是凡人,但为什么他的事迹在千百年的传颂当中,成为草根平民走向成功的不朽传说?他的左膀右臂,也在传说中成了神一样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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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剑眉枉凝依据《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大量史料,用轻松晓畅的语言风格,对刘备生平中的重要事迹和众说纷纭的三国历史疑案加以令人信服的解析,写出了一个既真实可信又可爱可敬的刘备,并以刘备的一生事迹来解读,一个草根少年如何通过富有正能量的奋斗之路,成长为乱世三国中的一代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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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
曹操不断调兵遣将,甚至还抽调镇守居巢(今安徽巢湖)的征东将军张辽支援襄樊前线,自己则坐镇洛阳附近作为后援。
曹操动作这么大,关羽也没闲着。
《易经》有辞:上九,亢龙有悔。道理几乎人人都懂,是说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否则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从来没有几个。
关羽此时就没有适时收手的意思。他看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就能成功。
关羽趁热打铁的方法,是抽调江陵和公安的后方军队围攻襄阳、樊城。
促使关羽调兵的主观原因,就是他的性格。作为一个高调的人,高傲、自负、要强是关羽的性格特点。他要把嘴边的肉——襄阳、樊城吃进肚子里才甘心,并且要只靠自己的力量吃下去。所以他不是向刘备请求援兵,而是抽调荆州后方军队。
客观原因是东吴的伪装。此时鲁肃已经在两年前病逝,一向主张强硬对刘的吕蒙接替右部督职位,将武力夺取荆州提上议事日程,不仅说动了老板孙权对荆州的不死之心,而且定下了具体的作战计划,首先是伪装自己、麻痹关羽。
于是,关羽很快得到消息说东吴猛将吕蒙病得不轻,带薪休了长期病假,接替吕蒙主持荆州军务的是年轻人陆逊。
很快,关羽又接到了陆逊的来信,信的内容可以说是拉关系、拍马屁的教科书式的榜样,没有丝毫的恶意,完全是同志式的关怀和粉丝式的仰慕。
关羽与吕蒙打过交道,深知这人的强硬作风和不怀好意,在后方留的不少军队就是防备他的。现在既然上任的是陆逊这样一个年轻粉丝,关羽以为大可不必担心后方的安全,于是将后方大批军队抽调到了前线。
打仗除了需要兵,也离不开粮食等军需物资。关羽军队的给养要靠荆州后方干部提供,其中有南郡太守麋芳与驻守公安的将军士仁(一作傅士仁)。这两人以前常被关羽呼来喝去,心里都有几分不爽。尤其是麋芳,他是刘备的小舅子,哥哥就是麋竺,既算外戚,又是老资格,关羽看他不顺眼,他也看关羽不顺眼。
《关羽传》记载麋芳与士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这句话引起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他们在做后勤工作的时候出了差错;另一种说法是他们不听关羽的将令,没有派兵前去支援。不论是哪种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两人惹恼了关羽。
关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得知这两人办事不力,他当场就宣布:“等我回去立即收拾这两个家伙。”(还当治之)关羽不是说说而已,从受封前将军、奉命“假节钺”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有权对麋芳、士仁这样级别的干部实施先斩后奏。 关羽说这句话的时候,凯旋回师的信心十足。他不知道,他没有回去的那一天了。
他在前线围攻襄、樊的时候,反对他的势力已经结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也在对他进行围攻。
其中出力最多下手最狠的是江东集团的带头大哥孙权。
在许多人眼里,孙权似乎是个没有立场的人物,跟三国杀游戏里的人物一样,不停地容我三思。刘备与曹操汉贼不两立、势同水与火,都立志搞定对方统一天下,只有孙权最为潇洒,骑在墙头,摇摆不定。
其实孙权才是三巨头当中立场最为坚定的人物。他非常务实,一直坚守不渝的立场就是东吴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都以此为中心,为此可以抛弃政治立场,不在乎面子问题,甚至延缓当皇帝。只要对东吴对自己有利,孙权想跟谁好就跟谁好,称臣进贡装孙子统统没有问题。
此时刘备和曹操两方正杀得难分难解,伤筋动骨,孙权怎么出手,对战局乃至政局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作用,比得上楚汉相争后期的齐王韩信,他帮谁,谁就赢。
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机会,短暂地掌握在了孙权的手中。
孙权可以选择攻取曹操的徐州,也可以选择偷袭刘备的荆州。我们知道,他最终的选择是后者——在背后向关羽捅刀子。
孙权的这一行为让许多人不齿,认定他不过是个守成之主,眼里只盯着荆州一块地,根本没有干掉曹操完成统一大业的雄心壮志。因为孙权夺荆州是占便宜,打徐州还是能占便宜,甚至能干掉曹魏占更大的便宜,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背后捅关羽呢?
原因除了吕蒙等人的推波助澜,还因为关羽策略失误惹火了孙权。
此前,孙权想和关羽好一回,联系联系双方感情。他派使者向关羽求婚,当然不是为他本人求婚而是为他长子孙登,求婚的对象是关羽的女儿,他希望与关羽结成儿女亲家。
孙权作为当时天底下腰杆最粗的三个人之一,向关羽求婚,可以说是给足了关羽面子。而且长子孙登很有可能就是东吴集团未来的接班人,含金量远远高于其他儿子。
关羽却一点都不给孙权面子。他不但不答应这门亲事,还把孙权的使者臭骂了一顿,然后轰了出去。
关羽不许婚的原因,很可能是看透了孙权爱玩政治婚姻这一套把戏,弄不好女儿刚过门还没入洞房就进了牢房成了人质。但大家都是玩政治的,凡事要讲究策略,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委婉拒绝,不一定要当面辱骂使者,让孙权下不来台。
打狗还得看主人,骂使者就是骂孙权。孙权虽然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忍辱境界。挨了关羽的一顿臭骂,孙权心里已经窝了一把火。
性格决定命运。对于关羽的性格特点,陈寿有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
关羽骄于士大夫的事例很多,轻视陆逊、不团结麋芳士仁、辱骂孙权使者等等,这都为他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这个几乎是共识。
但善待卒伍,其实也是关羽失败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略。
关羽擒获于禁七军将士三万多人,这等于凭空增加三万多张吃饭的嘴,而且这帮人还不能用(会逃跑和叛变),必须腾出人手去看押。
P294-297
刘备,在中华文化圈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被人误解很大的人物。
误解主要是来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作为古典名著,留下了中华文化圈关于三国传奇的集体记忆,六百年来无人能够超越。但《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小说,许多地方与史实有很大的出入。尤其是罗贯中为刻画诸葛亮的“智”,把刘备描绘成了一个似乎只会哭的领导。鲁迅就曾指出: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历史人物也是人,根据生活经验,我们知道一个只会哭鼻子的人,肯定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更不可能让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大批优秀人才矢志不移地追随终身。所以,刘备必然不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三国演义》中的形象。
那么,历史上的刘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为寻找答案,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三国志》等史书。可是这些史书都太过简略,甚至由于编写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立场,也留下了不少不真实的地方,不但无法展现出一个真实完整的刘备,反而为后人的误解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以为,刘备对兄弟的义、对臣下的礼、对百姓的仁,都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已,根本不是历史真实。
但刘备并不是传说,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众多的纷扰背后,有且只有一个是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虽然不容易找到,却不是遥不可及的。
本书就依据《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大量史料,通过对史料的筛选和分析,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力争写出一个真实的刘备,并以刘备的一生经历来解读,一个草根少年如何成长为一个在民间广为传颂的英雄皇帝。
为提高可读性,让读者能够轻松地阅读原本沉重的历史,本书运用了一些现代流行语和文学手法,但中心仍然是写历史,对刘备及相关的主要人物如诸葛亮、关羽等人的一生事迹,在写实的基础上,做一些补白和辩诬。同时,还有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一些分析,以及对于人性与历史的一些看法。
对于历史,我践行一个观点——矫枉不必过正,并不追求所谓的新奇而抛出奇谈怪论。否则,在无尽的争吵与诋毁中,只会无谓地浪费我们的精力与时间,历史的真相也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关于历史,任何矫情和掩饰,终究都是徒劳的。
相信读者。只要给读者一个历史的真相,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是为自序。
西汉时期,有中兴英主之称的汉宣帝刘询与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刘奭讨论治国之道时,曾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是一代英主对治国之道的终极思考和选择。此后两千年,中国帝王的治国之道基本沿用这一方略,从不外乎王道和霸道两者。
那么,什么是王道?什么又是霸道?简而言之,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王道”重于“德”,“德”胜“术”而“王”,而“霸道”重于“术”,“术”胜“德”则“霸”。
孟子说得更明白:“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依靠武力、假托仁义,是为霸道;依靠道德、推行仁政,是为王道。汉代大学问家刘向,也曾在《新序??善谋》中解释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至于王道与霸道的效果,孟子也给出了答案:“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王道优于霸道,是三岁孩子也明白的道理,但为什么一生倡行仁政的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结果却是“莫能用”?答案只有一个:以力服人简单易行,见效快,以德服人则难以实现,见效慢。面对一个强者,众人不敢不服,不服就打到你服为止,因此推行霸道只需要强化统治机器就可以做到。若想推行王道,首先要搞清楚谁有德、谁无道?一方面需要人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人们有坚持是非的定力,不因自己的利益而左右是非判断,更不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所以需要教化民众,树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
因此,在诸侯征战、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子提倡的王道注定被束之高阁。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则是推行霸道的典范。战场上砍一颗人头,则赐爵一级,“劫以刑,驱以赏”,有功则赏,有过必罚,驱使秦国军民焕发出彪悍无比的战斗力,终于剪灭战国群雄。
但大秦帝国的命运大家都很熟悉,秦始皇臆想中的千秋万世只传了二世,便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秦朝灭亡的原因,贾谊也早已在《过秦论》中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汉朝吸取前代教训,确立的治国之策,正是“以霸王道杂之”,崇尚以德服人、以孝治天下,如果你不听话,那么对不起,只好以力服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究竟是王道多一点,还是霸道多一点,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君主有不同的做法,但终归没人敢丢掉“王道”二字。
到了三国乱世,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约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几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每个人都承受着空前的生存压力,斗智斗勇的水平登峰造极,人的欲望之花肆行无忌,人性之恶彰显无遗。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的曹操,更是典型的推行霸道之君主。曹操的“霸道”,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屠城杀降样样都干。《三国志》记载,曹操有固定的军令,“围而后降者不赦”;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后,将投降的袁军将士全部坑杀;得知父亲被杀后,曹操进攻徐州,更是“所过多所残戮”(《后汉书》记载: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起草的檄文评价曹操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檄文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立论有所依据(杀边让、杨彪、赵彦,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掘梁孝王墓),并非空穴来风。
二是用人唯才而不顾德。对于曹操多次下令求贤之事,明末大儒顾炎武有话说:“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破坏容易建设难,王道的治化、社会之伦理,东汉数代君主倡行的成果,被曹操一人毁坏而荡然无存。
曹操为什么屠城杀降、重用无德之人?原因也很明显,霸道简单易行,不择手段更容易达到目的,不苛求德行更容易吸纳“为我所用”之人才。这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必然选择。
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还有一些人,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依然坚持着正义的理想,坚持着做人的良心,坚持着道义的原则。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总算还有。
与曹操对抗一生的刘备,曾自己总结斗争经验与成功的方法论:“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这段话虽然不乏政治宣传的成分,但刘备一生的行事,足以当得起“王道”二字。
关于刘备集团,史书中不但没有屠城杀降只言片语的记载,有的反而是为了百姓而甘于失败的事迹。比如赤壁大战之前,刘备率军民南撤,明知曹操追兵将至也不愿抛弃百姓,最后惨败于当阳长坂;再如关羽北伐水淹于禁七军后,宁可养着三万多降卒也不杀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关羽只好去孙权的地盘上抢粮食,再次触怒了孙权,导致孙权与曹操联手,派兵偷袭荆州,关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也彻底断送了刘备集团一统天下的希望。
这便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在,也是王道与霸道的利弊所在。
刘备与曹操之争,并不是简单的争天下,更是王道与霸道之争。这也是诸葛亮、关羽等杰出人才,之所以矢志不渝地跟随初期几乎一无所有的刘备的原因所在,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跟着刘备,而是为了实现同样的理想——践行王道而一起打拼的伙伴、战友乃至兄弟。 可叹的是,在这一轮王道与霸道的交锋中,占上风的仍是霸道。
可悲的是,善政劝人向善,恶政驱人为恶,霸道占上风之后的结果,无非是以暴易暴、以奸诈战胜奸诈,于是曹丕代汉称帝之后不过几十年,便是司马氏篡魏的以牙还牙。
王道式微、霸道盛行,带来的恶果是固有的价值体系崩溃、整个社会风气急转直下,贾后乱政、八王起兵,终使五胡铁蹄蹂躏中原故土,华夏神州沦为腥膻之地,史上首次衣冠南渡,中华文明不绝如缕。
历史不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中,同时也存在于人心中。刘备之仁,在三国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都是一个近似于常识的普遍认知。
北宋时,苏轼在笔记小说《东坡志林》中写道:“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人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尊刘贬曹的理念,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早已根植于人心之中,是倡导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符合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所以能盛行于世,不是因为这部小说改变了人们的认知,而是它尊刘贬曹的主旨契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凡事皆有利弊,《三国演义》虽然使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如鲁迅先生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造成了人们对三国许多人物的误解。
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大众读《三国志》等传统经史渐少;同时,原为小道末技的小说,地位又大幅提升。因此,大众心目中的三国人物形象,逐渐被来自《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所取代。再加上道德高于一切的传统观念已经崩塌,大众普遍急功近利,崇尚所谓的真性情与个性,刘备的艺术形象,在这方面失分很多。于是,刘备这位传统公认的仁义之君、乱世雄主,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只会哭鼻子的伪君子、低能儿。可以说,大众对刘备的认知已经偏移得太多,与上千年来的共识相去甚远。
过往的历史是永恒不变的,大是大非问题也不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只能是当代人们认知的不足而导致。这让我隐隐有了用自己的笔,为刘备正名的冲动。
身在尘网,想必诸位也已发觉,在今天这个时代,成功学泛滥成灾,厚黑学大行其道,任你白如玉、清如水、心如赤子,浸泡在千年沉积的酱缸文化中,难保不会黑如墨、浊如泥、狠如蛇蝎。许多人为了追逐所谓的成功,底线可以一低再低,廉耻可以毫不顾忌。
忆古思今,两相对比,我更意识到身处三国乱世的刘备,终其一生能坚持正能量的奋斗之路,坚持儒家推崇的王道仁政,不屠城、不杀降,对兄弟义、对臣下礼、对百姓仁,是多么难能可贵!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又是何其令人痛心!
历史怎容任意涂抹,是非岂能随意颠倒?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促使我几乎读遍所有关于刘备的第一手史料,耗费许多心血,写出了《刘备不是传说》这部作品,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上的真实刘备,若进而能从刘备身上悟到一些为人处世的智慧,则善莫大焉。
虽有漫天雾霾,但若有清风吹来,总会有风朗气清的美好时刻。为了这一时刻的早日到来,我愿尽一份微薄之力。
初稿写成后,我一边修改一边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板块连载,以期吸收读者的意见,让拙作更加完善。
书稿初版付梓前,负责本书的编辑约请曾任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的童超先生拨冗作序。童老先生不顾已过古稀的高龄,一一审读了全部稿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指导性意见,并指出了一些细节性问题,尤其是校正了一些古今对照的地名,之后为这本书作序推荐。这不仅是一位学界前辈对后学青年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和殷勤勉励,更体现出是童老先生严谨求真、开拓创新的治学风范,让我感佩莫名。
所幸努力没有白费,书稿出版后,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百度贴吧刘备吧的网友,更是将这本书视为刘备吧的“吧书”。随后,这本书的繁体版也于2011年1月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
新版问世前,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先生,著名历史作家、《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先生,不以拙作浅陋,欣然推荐,感激之情无以名状,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新版经过了我的一番认真修订,但愿能够让读者诸君有所收获。你们的认可,方是一个作者最大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