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西语文坛众神共推！

拉美“文学爆炸”主将阿根廷文学大师科塔萨尔首部短篇力作！

《动物寓言集》体现出科塔萨尔成熟的写作风格、丰富的表达方式、细腻的描绘和惊人的想象力，以及科塔萨尔天才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

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

1947年左右，科塔萨尔创作了短篇小说《被占的宅子》，由博尔赫斯推荐刊登在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编年史》上。1951年，该小说与其他几篇作品结集出版，标题为《动物寓言集》。这是科塔萨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但其中已体现出科塔萨尔成熟的写作风格、丰富的表达方式、细腻的描绘和惊人的想象力，以及科塔萨尔天才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

在这些早年的小说里，复杂性停留在病理学的层次上。作品所描写的是畸变，是脱离常规的特例。这些短篇中的奇幻轶事远离正常的生活环境，只会发生在百万分之一的人身上。

小说中展现了各种离奇的野兽。《剧烈头痛》中的“芒库斯皮阿”仿佛是病痛本身的化身、《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对动物女巫般的支配力量令故事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动物寓言集》中影射人性的虎、以及《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令“我”最终崩溃的兔子……在这些故事中，既有真正的动物，也有像人的动物，仿佛一场荒诞离奇的梦境，其中动物执行着既定的使命，它们都是象征。

代序：伴着爵士乐的曲调和自由

被占的宅子

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远方的女人

公共汽车

剧烈头痛

奸诈的女人

天堂之门

动物寓言集

奸诈的女人

他不该在乎这些了。可这次不同，大家全都鬼鬼祟祟地说上了闲话，让他挠心。塞莱斯特妈妈告诉贝蓓姨妈时一脸谄媚，父亲一脸的不信与不安。先是大个子那家女人，她像牛一样缓缓地转过头，像牛吃草一样津津有味地反刍闲话。药店女孩在说——“不是我信，可要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连一向为人谨慎的堂埃米利奥——他卖的铅笔和塑料皮本儿一直让人信赖——也在说。说起戴莉娅·马尼亚拉，所有人都似乎羞于启齿，不敢相信她居然是这种人。只有马里奥将一腔怒火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他突然对全家充满仇恨，想自立，却不能。他从来没有爱过家人，是血缘纽带和对孤独的恐惧将他和妈妈、和兄弟姐妹拴在了一起。对邻居可以简单粗暴：堂埃米利奥头一次嚼舌头根，就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大个子那家女人跟他打招呼，他视而不见，似乎这样会让她心里不好受。下班回来，他公然跨进马尼亚拉家的大门，向马尼亚拉夫妇问好，向——有时拿着糖或拿本书——杀害两位男友的女孩走去。

黛莉娅的模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她优雅不俗，一头金发，动作很慢（当年我十二岁，对我而言，日子过得慢，什么都慢），浅色上衣，大摆裙。有一阵子，马里奥认为黛莉娅之所以招人恨，是因为她的衣着和气质。他对塞莱斯特妈妈说：“你们恨她，是因为她不像你们那么俗，也不像我这么俗。”妈妈作势要用毛巾抽他一个耳刮子，他眼睛眨都没眨。此后，他和家里公开决裂：他们把他晾在一边，极不情愿地替他洗衣服，周日去帕勒莫区散步或野餐都不叫他。于是，马里奥总是去黛莉娅的窗边，往里扔小石子。有时候，她会出来；有时候，他听见她在屋里笑，坏坏地笑，让他绝望。

弗波大战登普西，家家户户都在哭泣，人人义愤填膺，带着几乎亡国的屈辱和忧伤。马尼亚拉一家搬到四个街区外的阿尔马格罗，搬得够远的了。新邻居们开始和黛莉娅交往，维多利亚街和卡斯特罗·巴罗斯街的人家忘记了那档子事。马里奥从银行下班，照例每周去见她两次。夏天到了，黛莉娅有时愿意出门走走，他们一同去里瓦达维亚街上的咖啡馆，或者在十一广场坐坐。马里奥年满十九岁，黛莉娅即将迎来二十二岁的生日——不会庆祝的，她还在服丧。

黛莉娅为男友服丧，马尼亚拉夫妇认为说不通，就连马里奥，也希望她只把悲痛藏在心里。黛莉娅对着镜子戴上帽子，黑色的丧服衬托出她的头发格外金黄，她在面纱后的微笑看着委实叫人心酸。马里奥和马尼亚拉夫妇宠她，带她散步、购物、天黑回家、周日下午会客，她半推半就，任他们摆布。有时，她一个人走回原来居住的街区，赫克托和她在这儿谈过恋爱。一天下午，塞莱斯特妈妈见她从门前走过，鄙夷地当众拉上百叶窗。一只猫跟在黛莉娅身后，所有动物都对她服服帖帖，不明白是喜欢她还是受了她的控制，她不看它们，它们也会挨着她走。马里奥注意到：有一次，黛莉娅想去摸一条狗，那狗走开了。她唤了狗一声（下午，在十一广场），狗便听话地过来让她摸，似乎还挺高兴。她妈妈说黛莉娅很小的时候玩过蜘蛛，大家都吓了一跳，包括马里奥在内，他有些怕蜘蛛。蝴蝶会飞到她头发上——在圣伊西德罗，马里奥一下午见到两只蝴蝶飞上她的发梢——，可黛莉娅随便一挥手，把它们赶跑。赫克托送过她一只白兔，没几天就死了，死在他前头。周日凌晨，赫克托从新码头上一跃而下。从那时候起，马里奥听人们开始说闲话。罗洛·梅迪西斯的死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毕竟，大批大批的人死于昏厥。赫克托的自杀身亡让左邻右舍看到了太多的巧合，马里奥的眼前又浮现出塞莱斯特妈妈告诉贝蓓姨妈时一脸谄媚，父亲一脸的不信与不安。最糟糕的是颅骨破裂，罗洛刚走出马尼亚拉家的门厅，便一头栽倒在地。尽管他已经死了，可狠狠撞在台阶上的声音毕竟是场梦魇。黛莉娅当时在屋里。很奇怪，他们没在门口分手。不管怎样，她当时离他很近，第一个惊叫起来。相反，赫克托和平常一样，周六去黛莉娅家，离开她家后五小时，在一个白色霜冻的夜晚，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

马里奥的模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大家都说他和黛莉娅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尽管她还在为赫克托服丧（她从来没为罗洛服过丧，鬼知道揣的什么心思），但她同意让马里奥陪着在阿尔马格罗区散散步或是去看场电影。直到那时，马里奥感觉对黛莉娅、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房子而言，自己是个外人。他不过是个“客”，在我们的字典里，“客人”的含义精确严格，泾渭分明。他拉着她的胳膊过街，或者登上梅德拉诺站的台阶时，偶尔会看着自己的手攥着黛莉娅黑色的丝绸上衣，揣摩着黑白之间的距离。等黛莉娅脱下重孝，换上灰色的半丧服，周日上午可以戴上浅色的帽子，她会离自己近一点。

流言蜚语尽管并非空穴来风，但让马里奥难过的是人们往往将无关紧要的事情联系起来，人为地赋予其一定的含义。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人死于心脏病或水下窒息；许多兔子在家里、在院子里日渐羸弱，一命呜呼；许多条狗不让人摸，或让人摸；赫克托留给母亲的几行字；罗洛去世的那天晚上（一头栽倒之前），大个子那家女人听见马尼亚拉家门厅传来哭泣声；事发后头几天黛莉娅的表情……人们在这些事上倾注了无尽的智慧，这么多结打在一起，终于织成一块壁毯——当失眠侵入他的体内，征服他的夜晚，马里奥有时会恶心或恐惧地看见那块壁毯。

“原谅我选择了死，你是不可能明白的，请原谅我，妈妈。”从《评论报》上撕下的一个角，压在外套边的一块石头下，仿佛为清晨出现的第一位水手设计了一处路标。直到那天晚上，赫克托一直是那么的幸福。当然，最后几周有些怪。也不是怪，只是有些心不在焉，望着空气，若有所思。也许，他想在空气中写点什么，想破解一个谜。红宝石咖啡馆的小伙子们都能作证。罗洛可不一样，心脏突然出了问题。罗洛是个独来独往，不声不响的小伙子，有钱，开一辆雪佛兰双层敞篷车。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很少有人能见证他的所做所为，只有门厅那一刻不同凡响。大个子那家女人日复一日地诉说着罗洛的哭声是压在嗓子里的惨叫，有双手掐着他的脖子，将叫声分割得支离破碎，想置他于死地。随即，“砰”的一声，脑袋撞上台阶，黛莉娅惊叫着跑了出来，乱成一团，无济于事。

马里奥也在不自觉地将事情联系起来，设计合理的解释，应对邻里的攻击。他从来没有问过黛莉娅，一直隐隐地希望她能对自己说点什么。他有时会想，黛莉娅知道别人在嘀咕些什么吗？马尼亚拉夫妇也怪，说起罗洛与赫克托心平气和，好像他们俩只是出远门去了。黛莉娅被小心谨慎、无条件地保护着，往事绝口不提。马里奥和他们一样谨慎，也加入到保护者的行列中。他们三个将黛莉娅裹在一圈薄薄的、无时不在的保护层里。周二或周四，保护层几乎透明；周六到周一，保护层细心呵护，触手可及。黛莉娅的生活也稍稍恢复了一丝生气。有一天，她弹起了钢琴；还有一天，她玩起了跳棋。她对马里奥更温柔了，请他坐在客厅窗边，跟他解释要做哪些针线活或绣花活。她从不跟他说起饭后甜点或夹心糖，马里奥很奇怪。不过，他认为是黛莉娅考虑周全，担心这些话题会闷着他。马尼亚拉夫妇对黛莉娅的酿酒手艺赞不绝口。有天晚上，他们想给马里奥倒一小杯，黛莉娅却突然粗暴地说她酿的酒是女人喝的，酿的那几瓶几乎全倒掉了。“可是给赫克托……”黛莉娅的母亲哭丧着脸，打住没往下说，免得马里奥难过。后来，他们发现提起黛莉娅的两位前男友，马里奥并不介意。他们没再提酒这个话题，直到黛莉娅又高兴起来，说想尝试尝试新的酿造方法。马里奥记得那天下午，是因为他刚刚升职，升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黛莉娅买了盒夹心糖。马尼亚拉夫妇正在耐心地讲电话，请他在饭厅听一会儿罗西塔·基罗加的歌。后来，他告诉他们自己升职了，还给黛莉娅买了盒夹心糖。

“这个，你可买得不对。算了，给她拿过去吧，她在客厅。”他们看他走出饭厅，又互相看了一眼，直到马尼亚拉先生像取下桂冠一样地取下电话听筒，马尼亚拉夫人叹了口气，看着别处。突然间，两人似乎陷入了不幸与失落。马尼亚拉先生表情含糊地将话筒挂了上去。

黛莉娅盯着盒子看，没太理会盒里的夹心糖。可是，吃到第二颗薄荷味、带核桃尖的糖果时，她跟马里奥说这玩意儿她也会做。事先没告诉他，似乎想为自己开脱，她生动地描述起如何做夹心糖，如何放馅，如何裹上一层巧克力或摩卡。她最拿手的是果橙味酒心巧克力。她用针在马里奥带来的夹心糖上戳了个洞，告诉他具体怎么做。马里奥看着她的手指，在夹心糖的衬托下越发白皙；看她解释，似乎在看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的关键处停顿下来。夹心糖在黛莉娅的手指上像只小老鼠，小小的被针戳伤的活老鼠。马里奥感到奇怪的不适，甜腻的恶心。“把那块夹心糖扔掉，”他很想对黛莉娅说，“扔得远远的，别把它放进嘴里，它是活的，是只活生生的老鼠。”后来，升职的喜悦涌上心头。他听黛莉娅不停地解释如何做茶味酒心，如何做玫瑰酒心……他把手伸进盒子，接连吃了两三颗。黛莉娅笑了，像在笑他。他想象着，感觉自己幸福的可怕。“第三任男友，”他奇怪地想，“这么跟她说：她的第三任男友，还活着。”

现在说这个更难一些。小事会忘，记忆的背后不断编织着细小的谎言，这段往事和其他往事混杂在了一起。那时候，他和马尼亚拉一家走得很近，处处关注黛莉娅，投其所好，由她任性。马尼亚拉夫妇将信将疑，请他帮黛莉娅振作起来。他买了酿酒材料，过滤器和漏斗，她郑重其事、心满意足地收下了。马里奥想：这其中包含了一点点爱，至少，包含了对死者的一点点遗忘。

周日，他饭后留下与家人闲聊，塞拉斯特妈妈脸上没笑，却给他端上了最好的饭后甜点和热乎乎的咖啡，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终于，流言不再满天飞，至少不当着他的面对黛莉娅说三道四了。天知道赏给卡密雷蒂家小儿子的耳光或是对塞莱斯特妈妈的大发雷霆是否起了点作用。马里奥认为他们再三斟酌后，决定赦免黛莉娅，对她重新评价。他从不在马尼亚拉家谈自家事，周日饭后闲聊也从不对自家人谈黛莉娅。他开始认为在四个街区的这头和那头过双重生活完全可能，里瓦达维亚街和卡斯特罗·巴罗斯街的拐角是一座充分必要、行之有效的桥。他甚至希望未来可以拉近两家人、两帮人之间的距离，索性任时光流逝——有时，他形单影只——，昏昏噩噩，发于自身而不自知。

没有其他人拜访马尼亚拉夫妇，既无亲戚又无朋友的状况有些让人惊讶。马里奥无需为自己设计一种特别的按铃方式，门铃一响，大家知道来的就是他。十二月，甜蜜的湿热。黛莉娅酿出了浓缩橙汁酒，暴雨倾盆的下午，两人幸福地一起品尝。马尼亚拉夫妇不想喝，一口咬定饮酒伤身。黛莉娅没有生气，可是，当马里奥端起紫色酒杯，品了一小口味道辛辣的橙色酒时，她的容貌几乎焕然一新。“辣得我快热死了，不过味道不错。”他说了一遍还是两遍。黛莉娅高兴起来话不多，只说：“我是特地为你酿的。”马尼亚拉夫妇看着她，似乎想读到十五天精制炼丹术的配方。

P62-71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柯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柯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就也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博，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依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味，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臂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我翻开《动物寓言集》的第一页就意识到，科塔萨尔就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

——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科塔萨尔真正的革新体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其中他寻找、发现并创造了永恒。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没有人能够为科塔萨尔的作品做出内容简介，当我们试图概括的时候，那些精彩的要素就会悄悄溜走。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热爱科塔萨尔是整整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事，认同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惊讶地发现可以用西班牙语像爵士乐那样自由地写作，摒弃约定俗成，或者像杜尚那样，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视角将它们点化为艺术品。一个带法国口音、将大舌音发成喉音的阿根廷人也会如此迷人。

——西班牙《国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