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伟人毛泽东；一个是凡人谷玉珍，也就是我的母亲。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好像不大合适。但是，如果没有生我养我哺育我的母亲，我就不知道毛泽东，更谈不上崇拜毛泽东了。
母亲极为普通，然而，我来到人世间喝的第一口美味是她的乳汁，牙牙学语喊出的第一个字是叫她——妈。
母亲没有文化，除了认识钱、粮票、布票等购物凭证，不识字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名字。然而，她谨言慎行、性情温良、从善如流，笃信好人必有好报；时时教育她的孩子要安分守己、兄妹团结、家庭和睦，不要给社会添麻烦。
母亲一生操劳，含辛茹苦，几乎没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然而，她就像母鸡哺育小鸡一样，到处捉虫啄米，百般呵护，精心喂养，把她的孩子拉扯成人，阳光般地滋养着她的孩子成长。
放养长大的孩子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一生好像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生孩子；二是养孩子。不要小看这两件事，人口的繁衍历来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头等大事。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发生九级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留下来注水冷却的五十名勇士，都是过了生育期的，这就是日本人的远见和文化。再说了，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是母亲生的。
母亲先后生了九个孩子，但由于那个年代食品营养和医疗卫生条件极度恶劣，只存活了六个。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排行老二。在改革开放前那个提倡多生多育的年代，母亲为国家生养了六个孩子，而且五个是男孩，可以说是“英雄母亲”了。许多年以后，当她的儿子只生养一个孩子还觉得压力重重的时候，顿觉得母亲当年非常不易、非常伟大。
母亲生我的那一年是1954年。我出生后的第十三天，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著名的五四宪法。可那时候，与我有关的，只记得母亲由旧社会的家庭妇女变成了新社会的公社社员，不停地参加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委实忙得很。由于爷爷、奶奶去世早，父亲常年在北京同仁堂工作，半个月才回趟家，所以，家里的里里外外，就都是靠母亲一人操持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郊农村还很贫穷。我所在的通县城关公社杨庄大队杨富店小队，当时还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也没有什么托儿所、幼儿园，六个孩子的成长主要靠放养。每天，母亲天不亮就从炕上爬起来，摸黑点火烧饭，把孩子们稀里糊涂地喂饱，然后出工到生产队里干活。孩子们就放在家里，大门一关，由大的带小的，任凭满院子爬、满院子跑。母亲中午歇工时，赶回来给孩子们抓弄点吃的，自己再随便填扒几口，又去干活，直到晚上收工时才回家做饭，照顾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孩子就是这样放养长大的。什么胎教、什么早期智力开发、什么学前教育，统统没有，就是一个字——玩。
玩也是瞎玩，逮什么玩什么。我们看院子里爬的蚂蚁列队，看树上掉下来的“吊死鬼”走路（一种会吐丝、一曲一直行走的虫子），跨上板凳当马骑；或摘下一片树叶，放在空拳的手上，然后把它拍响；或在黄胶泥土上撒尿和泥，做成两边厚中间薄的泥盆，还要在盆底上吐上几口唾液，然后猛地往地上一摔，听清脆的响声。稍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玩糖纸、拍烟盒、弹玻璃球、推铁环、打杆儿、粘知了、掏鸟窝、扑蝴蝶、捉蝈蝈、罩蜻蜓、逮蚂蚱、斗蟋蟀，以及下河游泳、摸鱼抓虾了。
放养长大的孩子，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充分享受着童年的乐趣。现在西方的家庭教育，任凭孩子摸爬滚打，自由成长，使孩子们的天性充分释放，可能也是学我母亲的做法。不同的是，人家是有意为之，而我母亲是生活所迫。当然，放养长大的孩子带来的“后遗症’’是，读书晚，智力开发迟，大好的时光都玩掉了，也许注定一生难成大气候。一次，著名经济学家单东教授，邀请我参加浙江民营企业家颁奖活动，谈起他四五岁时读私塾，熟背四书五经，十五六岁时就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听得我十分汗颜。看来，我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P1－3
黄亚洲诗人、小说家：郭占恒的这种表述风格无疑是很聪明的，在进入生活之前他首先让你抚摸生活，让你逐渐沉入一种境界，而且，最后，往往让你自己得出结论，你没有结论也不行。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从这个层面上说，郭占恒可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鲍观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社长、出版人：郭占恒有一种可姑且称为“亲切的洞察力”的特质。敏锐而不尖锐，包容却有原则。六十岁，老郭已经到了可以回首人生的年纪了，在《我与母亲》这本自传式的散文集中，或难得或常见的人生经历在他老辣的眼光下、简朴的文笔中，显得黑白分明，大俗大雅，有声有色。劝君读一读这本书，因为书里的智慧不沉重。
沈娴《我与母亲》责任编辑：
《我与母亲》中有一条路，从北京城郊的泥土地延伸，越来越宽阔，路边的风景越来越繁盛。路遥遥，尘滚滚，但低下头，看见的仍是那沾满泥巴的稚嫩双脚。《我与母亲》的力量来源于文字间的泥土与根须。我想，这也许就是郭老师坚持用“我与母亲”为书名的原因——坚持最初，才能行至更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作为1954年出生的小驹，如今已过一个甲子，成为老马了。今年又是马年，关于马的成语典故和美丽传说又被人们一一倒腾出来，大家最喜欢说、喜欢听的无非是些“马到成功”“一马平川”“快马加鞭”“走马上任”等吉祥之类，还有些不断衍生的“马上封侯”“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发财”等期盼之类，我倒是喜欢些“信马由缰”“放马南山”等悠闲之类。
人老了就会有些怀旧。怀旧不是存心要怀的，而是脑海里自己冒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眼前的事记不清、记不住，而过去的事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记得倍儿清，不停地往外冒，越来越恋旧，越来越想家，越来越想念父母，越来越想念儿时的伙伴和村落炊烟，那就是老了。这几年，每逢佳节、工作稍淡的时候，我就会滋生一种思乡情，而每当这种情愫袭来的时候，又冲动着自己写一点文字来释怀。于是乎，在春节、在节假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从床上爬将起来，披衣写作，写下了《我与母亲》《儿时过年》《年关思故乡》等文字。
人老了就会有些洒脱。一个人活了半个多世纪，盐吃多了，桥走多了，碰壁多了，可谓饱经沧桑，终于懂得了顺应天意、顺应自然、顺应规律的道理。孔子日，“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老了，积攒了许多谈资，增加了许多自信，脸皮也厚实了许多，难免会倚老卖老，说一些大话，爆一些囿事。于是乎，我也效仿王蒙先生，断断续续记下了一些《老郭的尴尬事》。因为，人在旅途亦在囧途，每个人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得意春光，也有过“走麦城丢城池”的失意秋色，真实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人老了就会有些闲情。过去年轻时，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只知道往前冲，就如爬山直奔山顶，无暇顾及路边的花花草草，无心欣赏山径的美景美色。而这几年，随着单位年轻人快速成长，分管的工作压力小了；随着女儿成家，与内人早早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为了打发渐渐多起来的空闲时间，只好学点闲情雅致，写点闲散文字抒发情怀。于是乎，无论是出国考察，还是省内外调研，在工作的大线条外，更加注重一些亲眼所见的生动细节，写下了《体验日本》《走进台湾》《三国纪行》，以及《新疆印象》《行走山西》等长篇随笔。当然，走过的地方远不止这些，只是过去无暇欣赏、无心记述罢了，这或许也是人生的一种憾事。
真是没想到，写了半辈子的领导讲话、政策文件、调研报告、经济论文等，竟还能集萃一本粗糙稚嫩的散文集。这无疑要感谢支持和帮助我的家人、领导、同事和挚爱亲朋，特别是要感谢那些从不看我的经济学文章，而愿意看我的散文随笔的粉丝们。
感谢家人。我是外地人，按最初的户口本论，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是赵涛女士。她既是内人，又是同学。同学知根知底，会永远与你平等，永远平视你，你也就永远高大不起来，所以不要轻易找同学。当然，既然找了就要不抛弃不放弃。其实，内人很有才，大学考试成绩一直在我之上，但就是怀才不用，偶尔写篇《一米线的启示》等，亦能发表。那年我去日本，写了几段短信发给她，她说很好，你应该写下来。于是我就遵旨，走一路写一路，回国后形成《体验日本》，后来的许多习作也都是在她的批评指导下写出的，当然，她批评居多，指导偏少。再一个生命中的女人是小女郭璇，小时候她是我的天使，我是她的偶像，大起来她移情别恋了，我就靠边站了，也挺郁闷。小女学文化创意，重点研究时尚，聪颖漂亮，与我略有代沟。我一直以为她理解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直到有一天女婿告诉我，涟涟（小女乳名）看老爸写的《我与母亲》哭得稀里哗啦，纸巾满地，才恍然大悟，血到底是浓于水的。家人当然包括老家的人，如今父母仙逝，偶尔能看到我作品的是大哥占元、四弟占营、五弟占荣、小妹雪玲和六弟占立等弟妹，他们很喜欢看，有时打来电话谈一些感受，有时拿到村子里看，引起村民如张二叔等人的询问，这不免有点显摆，但对我却是个鼓舞，如有机会一定写篇《我与兄弟姐妹》的散文记之。
感谢领导、同事、战友和朋友。写东西是为了给别人看的，犹如一块石头丢进水里要有浪花，浪花越大石头越高兴，于是浪花成就了石头。这几年，我之所以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是与领导和朋友们的鼓励分不开的。记得《大有庄100号院——我所知道的中央党校》写好后，李书磊等副校长看过初稿，舒国增主任鼓励我去发表，赵洪祝书记批示给予鼓励，赵一德秘书长讲，凡去党校的学员都应看看，于跃敏副部长看到我总微笑地说一句“大有庄100号院”，中央党校进修部将全文收录在“厅局级进修班（第58期）‘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研究专题”《课题研究报告与读书报告》集，特别是还收录到《我与中央党校——校庆80周年纪念文集》，给我以莫大鼓舞。
记得我的一些散文随笔写好后，通常先给单位的董俊平、李晓华、黄巧敏、任春娟、张勤文、费映洁、张苏敏、吴彬、沈亚伟、蒋剑平等几个同事看看，听听意见，让他们或她们帮我修改纠错，指点迷津，因涉及人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报姓甚名谁了。记得陆立军、汪水波等老师，张仁寿、傅吉青、黄河等同学，杭州的李火林、桑士达、黄国范、潘育萍、项栋辉、王承武、陈敏、池永斌等朋友，北京的武延年、武通来、秦浩、周莉、何晓鸥、万洋等战友，以及部队的老领导冯孝新、张若青等，都对我的作品给予过鼓励。张仁寿说我写的东西“有知识点，可读性强”，这大概是一个大学校长对好文章的基本要求和评价。周丹处长不仅自己看了，还推荐给全处的同志看。车队小秦看后发来短信，说我十分了解外地打工者的情况和心情，很受感动。其实，他的话也感动了我。 感谢那些甘为人梯的刊物编者。我历来认为，刊物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和纽带，编者更是成人之美的君子也。我的这些粗糙稚嫩文字，有幸在《学习时报》《浙江日报》《华夏散文》《贵州日报》《中国经济时报》《浙江作家》《浙江工人报》《浙江经济》《联谊报》《中国城市化》《杭州我们》《发展规划研究》《足迹》《干部教育研究》《绍兴日报》《临沂日报》《吴越风》等报刊发表，得益于高海浩、李丹、金波、徐忠良、柴国荣、王祖强、马力宏、桑士达、杨祖增、方宇红、赖华东、郑休白等的倾心帮助。尤其是《浙江杂文界》《乐清湾》的主编董联军，不仅全文发表了我的长篇习作，而且还常打电话向我反馈读者的反映，并进行精彩的点评。孙君、王水君、姚国海、葛美芳、潘改良、施卫华、施爱珠、赵利平、李军、郑利军、李敏等好友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本书出版，方使拙作得以同大家见面。
感谢大作家黄亚洲先生。我与亚洲相识时间不长，但印象颇深，印象颇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水平高，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学高手，诗歌、散文、小说、剧作无一不精，已出版诗歌小说16部、电视剧本数百集，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特别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电影《落河镇的兄弟》还荣获第12届美国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联合国宣言奖”，第20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儿童电影节大奖、评委会奖等。他出手快，下笔成章，近几年更是宝刀出鞘，锋利无比，每年创作出版1部小说、2部诗集、30余集电视剧本，而且许多诗歌散文都是在路上完成的，往往是上飞机开始写作，下飞机打印成文，可谓飞天文字，浪漫得很。他为人谦和，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公益意识很强，不惜花时间主编《浙兵岁月》，把“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些事儿”捣鼓出来；不惜花时间关注一位老军人的诉求，连续写下了《只能抓一把糖给老刘》《盼望更多的人关注屋檐下的老刘》等动情文字；不惜花时间组织朋友深入基层，调研采风，到笔者的安吉小院来，不仅写下了优美的诗作，还愉快地与我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弟弟、妹妹合影。他作风朴实，幽默风趣，性情之下，常常手舞足蹈，甚至将穿着有些破旧的衣裤撩起，展现率直童真的一面，与他一起喝茶闲谈，真是一种享受。他在文坛的地位很高，是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还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于是乎，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为本书作序压阵，我就可以攀高枝、狐假虎威了。当然，我很清楚，亚洲先生序中所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着实过奖，实不敢当，但却指出了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序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读郭占恒散文
黄亚洲
我一向以为，细腻，是文学诸品格中最为高贵的品格之一。细腻到有了触感，“生动形象反映生活”的文学便站住了“形象”二字，可以称作是文学了。
小说里的细节、散文里的精雕细刻、诗歌里的细密情愫的表达，都是“细腻”的面孔，其音容笑貌，足以使人怦然心动。我们也许永远做不到像普鲁斯特、茨威格那样精细人微、滔滔不绝的描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的骨头是包着皮肤和筋肉的，只有透过丰富、魅力无穷的表象才有可能顺畅地到达事物深处。
我第一次读郭占恒的散文，是数年前，有人推荐的，发在我邮箱里，题目大约叫“儿时过年”吧，顿然为他叙述的细腻所打动。他用他朴实无华的字句把我们带到他家乡过年，将淳朴的年俗逐一娓娓道来，“我一直相信年是有味的，能够闻得到”，于是我先后闻到了铬馇、芝麻花椒盐、猪头肉、淋上香油的饺子、“小钢鞭”爆竹的硝烟，飘荡在村坊里的所有味道都那么具体、那么浓郁、那么的有华北农村的地方特色，我以为，这就是文学的芬芳，文章所要表达的主旨自然不用说了，全在气味之中。
郭占恒的这种表述风格无疑是很聪明的，在进入生活之前他首先让你抚摸生活，让你逐渐沉入一种境界，而且，最后，往往让你自己得出结论，你没有结论也不行。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我知道郭占恒的本职工作是经济研究及这一研究的准确表达，且是宏观为主，这项工作要求特别严谨的逻辑思维，一般情况下与文学所要求的形象思维是两条路径，据说在人脑中引起兴奋的区域都不一样，常听得曾经热爱文学的机关秀才们哀叹“成天埋在公文堆里我的文学梦算是完了”。这种叹息很符合逻辑，但是显然，郭占恒的两把板斧都抡得很好，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恐怕就是“勤奋”。
郭占恒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下笔勤奋倒还其次，首先是思想勤奋。对于生活，他始终在思考，思考其中的异同与温差。同样去中央党校学习一阵，大多数是一篇论文交差，还不确定是自己一个键一个键敲出来的，还是由秘书甚至是由一个写作班子发到邮箱里的，但郭占恒却是除了论文之外，又洋洋洒洒写了万把字的《大有庄100号院——我所知道的中央党校》，又有外在描述，又有内在分析，文章发来一看，直教我这个也在“大有庄100号院”拿过结业证书的人汗颜。他去中国的山西、新疆、安徽、台湾，去日本，都是行一路写一路，我当然也有此习惯，但更多的是写一些短小的诗歌，风花雪月而已，不像郭占恒那样，既要以他的形象思维描述种种表象，笔法追求细腻，还要以他的逻辑思维点明处处关节要害，显示其整体骨架，力求全盘把握，这是很累人的活，但是郭占恒乐此不疲。对此，光是归之于习惯已不能说明问题，显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再文雅一点说，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就是如此的——他自己善于感知，并且善于让别人谐振。
希望郭占恒多写一点，不仅现在多写，而且希望在有朝一日摆脱了繁重的机关劳作之后，更有时间把自己的笔触大面积地投向生活，并且，依旧如此细腻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极其绵密的字句捆绑我们，让我们幸福得动弹不得。
2013年8月15日于圣何塞
（序言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曾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鲁迅文学奖得主。）
《我与母亲》是作者郭占恒，近年来发表的杂文集，是其数十载人生的重要片段的集合，有童年的回忆、个人的成长、对世界的认知、对挚友的缅怀，反映的正是中国这波澜壮阔的几十年在个人生活上的投射。文字朴实，思想积极，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成长过程。刚入知天命之年，作者老当益壮，仍然充满正能量，但已少了一分豪情，多了一分从容。笑拾人生百味，笑看风云际会。
郭占恒编著的《我与母亲》里的小说细节、散文里的精雕细刻，本书以作者的形象思维描述种种表象，笔法追求细腻。本书包括了《儿时过年》、《年关思故乡》、《三十年来相会》、《新疆印象》、《我的农家院》、《印象江南项栋辉》、《养个小孩儿有多贵》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