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中国(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调查)》由刘旦、陈翔、王鹤、李栋、徐静所著，是一群长期关注留守群体命运的年轻新闻人写就的纪实作品，讲述中国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真实故事。《留守中国》分为留守儿童篇、留守妇女篇以及留守老人篇。

留守儿童篇既涉及被撂荒在家乡的留守儿童杀人的惨案、留守儿童不幸溺亡的悲剧，也呈现了留守儿童拒绝被抛弃、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坚韧独立。绝望与希望的并存是留守儿童身处的真实环境。

留守妇女篇讲述的是留守妇女面临的两大问题：家里农活和家务的双重负担以及性需求的困惑。作者深入农村，展现留守妇女独撑一片天的困境，以及她们孤独困苦中“红杏出墙”的血和泪。

留守老人篇记述了留守老人固守家园的孤独，照顾“留守儿童”的勉力支撑。留守老人抚养留守儿童，在人口流动的现实中，无法抗拒，成为典型的“无奈负担”。

《留守中国(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调查)》由刘旦、陈翔、王鹤、李栋、徐静所著，在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留守在中国农村的儿童、妇女和老人有着怎样的生存状况？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漂泊于城市的农民工艰辛劳作、坎坷谋生，固守家园的孩子、女人和老人苦涩而尴尬。极速发展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奇迹，但艰难挣扎中，家庭所付出的会不会是过于昂贵的代价？

《留守中国(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调查)》是一群长期关注留守群体命运的年轻新闻人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写就的作品。他们历经艰难的发现、发掘，记述了留守群体的生活和情感历程，用真实的故事勾勒出留守群体的生存现状，将孩子与父母、丈夫与妻子、儿女与老人天各一方的“难”一一呈现出来。

中国农村一直在哺育城市的发展，正在失血的农村会有怎样的未来？

开篇 变迁之痛：留守者的城乡夹缝生活

第一部 留守儿童：撂荒在苗圃的“花朵”

第一篇 孩儿孤立在墙角

 1．一个山村和一群留守的孩子

 2．曲曲弯弯上学路

 3．留守儿童杀人事件

 4．五孩童溺亡的背后

 5．留守儿童日记

第二篇 城市里的留守梦想

 6．“小候鸟”的城市夏天

 7．“二次留守”：哭了想来，来了想哭

第三篇 亟待弥补的亲情

 8．过年的挣扎：到底回不回家？

 9．妈妈回家的温暖

 10．家里的娃儿更重要

 11．“想妈妈”——科技弥补的亲情

 12．学校就是家，家就是学校

 13．成长试验：打开孩子们的心扉

第二部 留守妇女：独守的空房和空寂的原野

第四篇 困境中难撑一片天

 14．刘小凤之苦

 15．“留守妈妈”的杀子与自杀

 16．网络歌谣和被改变的命运

第五篇 留守妇女的“乡城性史”

 17．“红杏出墙”的血和泪

 18．被侵犯的纠结

 19．夫妻房建在工地——凑合着过

 20．“七夕”：大学生请开房

第六篇　姐妹们，拉起手来！

 21．“留守妇女互助组”，助力什么？

 22．“返乡潮”消化“留守”

第三部 留守老人：进门的灯，出门的锁

第七篇　空心村庄，寂静的守候

 23．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

 24．9个人的杨集庵村

 25．我欲抚养，我本无力

第八篇　守得住孤独守不住隐痛

 26．寂寞老人与老“小姐”

 27．2012重阳实录：这不是我的节日

 28．孟祥福：从打工者到留守老人

尾声 全家迁徙，能否终结“留守”？

后记 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留守的家园

分离：家庭之痛，现代化之殇

对于农村留守人口的产生，通常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不仅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户生计水平。一些经济学者甚至表述为，乡城迁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是农村家庭在进行权衡计算之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使农村人口难以实现举家迁移，留守人口的出现是家庭为实现收入最大化而作出的权宜性决策。作出上述分析的经济学者倾向于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现象归结为个体理性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归结为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与决策。

农村留守群体沉重的生活现实果真是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吗？叶敬忠并不认可。他说，农村留守群体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结果。

1949年以来的发展过程，历来都是向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剩余和资源：新中国建国初期，以统购统销和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改革开放后，又通过城乡壁垒的松动和对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将农业劳动力引向城市，以便“现代部门”能够以廉价的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农村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作为工业化所必需的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以及工业部门摆脱危机时的产品倾销市场。在资源被转向城市的同时，传统的农村也愈加受到商品化的侵蚀与挤压，巨大的货币压力迫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忍受亲人分离之痛，到城市去寻找谋生之路，而留守乡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则不得不背负着同样沉重的身心压力。

不断地目睹留守人口在沉重压力下自身及家庭所上演的一幕幕悲剧，任何人都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他们的失责、冷酷、无情甚至轻贱。这样的悲剧恰恰是这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所造成的，在那样的生计压力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比他们好。

倘使有所选择，每个爷爷奶奶都希望看到孙辈绕膝承欢，而不是哭喊；倘使有所选择，每个母亲都希望陪伴子女健康成长，而不会在丈夫外出时在孤独与无助中绝望地扼杀自己的骨肉；倘使有所选择，每个女性都希望活得尊严体面，而不是面对生存的压力无奈地出卖肉体；倘使有所选择，每个孩子都希望在父母面前撒娇嬉闹，而不是因为缺少管教，性格扭曲直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不幸的是，这样的选择已经被增长导向的现代化发展碾在脚下，农村家庭的幸福成为了社会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怎样的乡村？怎样的生活？

农村留守人口现象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众多社会问题之一，它的产生受社会发展、家庭环境以及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又与其他农村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密切相关。农村留守人口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必将持续存在。

近年来，很多针对农村留守人口的支持性举措出台，如学校教育中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活动、社区互助组织的成立、心理咨询活动的开展，等等。这些活动为维系留守家庭与外出人口间的沟通、缓解留守人口的劳动负担与心理压力起到了积极效果，有助于留守人口生活现状的改善。但对留守人口现象的解决不应该抱有任何工具化、简约化的理念，这些支持措施只能是积极“缓解”、“应对”留守人口现象，而无法解决留守群体的核心实质问题。农村留守人口在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生存的压力下所遭遇的家庭分离、亲情缺位．并不是社会支持活动的“工具包”能够解决得了的，更不存在万能的政策良方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留守人口面临的所有问题。

留守人口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群体现象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调、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的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

目前的农村发展现实似乎是，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城市偏向、物质增长和商品观念的主导下，农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与商品化，这对于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的建立和社区信任与活力的重建都是巨大的挑战。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民被迫征地上楼、教育进城、工业和资本下乡……目前的发展政策仍然在以“现代化”的模式加速农村共同体的瓦解。

在这样的村庄，很多村民感到的是死寂、空荡、沉闷、落寞、陌生和凋敝，远不是农村留守人口能够守望相助、获得支持的宜居家园。面对沉重的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在我们的发展政策、思维意识和日常生活中，也许应该思考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村居民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

P5-8

序

直击中国城市化的软肋

两年前，作者以《流动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书，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城市化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图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从书中可以看到流动中国的问题，但展现更多的是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中国大地大规模城市化，解放广大农村劳动力，并进发出极大人口红利的可喜景象。

今天，作者又呈现给广大读者《留守中国》一书，作为《流动中国》的姊妹篇。直击的是中国城市化的软肋——遍布中国乡村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乡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让人们看到中国粗放型城市化进退失据的悲凉图景，其“城挤、乡弱、村空”的现实，让人揪心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根基动摇，有失血之虞。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等，将让5800万下一代人心理失衡，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如果在短期内不能得到改善，甚至可能给中国的未来带来致命一击。

更何况，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来说，对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来说，农村与农民的困境，更可能意味着执政基础的沙化与执政目标的空置。兹事体大，值得大声疾呼。作者以新闻人的敏感与敏锐，从宏观到微观梳理了“留守中国”诸多线索，让我们对农村“留守”现象有了更直观、更具体、更生动的认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化大潮席卷中国乡村，农民兄弟确实从中得到了实惠，但与此同时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沉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朴实廉价的他们，托举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在不容置疑地崛起。然而，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顽强凸现的“中国时刻”，不独带着经济腾飞的耀眼辉煌，也带着“留守中国”的痛楚与凄惶。

这是古老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对这份痛楚与凄惶，还没有足够的警觉与应对之策！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故园之思。故乡在哪里？中国人的故乡大多在乡村，那里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温存旖旎，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壮阔清奇，更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逸踏实……“君言不得意，退守南山陲”、“礼失求诸野”——国人的安全感往往来自故乡的可靠后盾，那里曾经是我们天堂般的精神家园。

如今，“天堂”正失去往昔的宁静和踏实——这是时代的变迁。城市化、城镇化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但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限制，使这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呈现得更为突出和棘手。曾经，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它带来的经济困境，比如农村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农业孱弱化倾向……《留守中国》一书则用她有温度的文字告诉我们。“留守现象”所带来的深层人文困境、伦理困境与社会管理困境更加令人忧心。  2010年，美国《时代》杂志把“年度人物”的殊荣授予“中国工人”这个庞大的默默奉献的群体，主要出于他们是中国经济“保八”功臣的考量。因为他们，中国甚至成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根“救命稻草”。流布全球的“中国制造”，是中国的骄傲，更是来自乡野的中国工人胼手胝足尽其所能作出的惊人奉献。他们“候鸟”般穿梭于中国的城乡，让一座座城市日长夜大，让一条条新路伸向远方；他们让中国的GDP一年又一年地不断跃升；他们只手擎天顽强地抗击所向披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中国屹立不倒，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他们更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镰刀铁锤”，是一直默默俯身成为共和国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合二为一的“农民工”。

如果不是类似“流浪儿垃圾箱死亡”、“乡村留守儿童集体自杀”、“校车事故惨重伤亡”等极端事件，生活在安宁中的人们对农民工群体背后的“留守现象”鲜有关注。感谢作者细致地描摹了他们的困境：远离家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体育娱乐、没有继续教育；这些同样拥有青春热血有正常交往欲求，生活在信息开放的现代社会的年轻农民工，在那些乏人关爱的“螺丝钉”般的岗位上，会有怎样的恍惚和痛楚？他们还会心事重重地惦记家中孩子的教育、妻子的安宁、老人的健康，在他们的背后，是更荒凉的乡村和更孤独的孩子、妻子，以及步履蹒跚的父母……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让我们在笑声中认识了工业时代流水线对人的异化。那时，我们以为这种可怕的异化是彼岸的旧创，现在，乡村空心化带来了另一种异化，它可能彻底颠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乡约民俗，更在带来中国经济地理、政治地理，特别是人文地理的重塑。无数留守儿童与城里打工的父母两地悬望，意味着亲情流失与堪忧的农村未来；青壮年的离土离乡意味着土地抛荒；乡村学校大量撤并，意味着人文教化飘离乡村；乡村安全感的消解，让人担心农村基本安全保障的防线面临失守。当孩子们翻山越岭、坐着低劣的校车奔向遥远的学校，他们的父母在城里举步维艰地打拼，祖父母则孤守于空荡荡的村落倚门盼归。

我们能靠谁来振兴中国乡村？又如何将高蹈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如何来稳定以“镰刀铁锤”为国本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很多问号，目前乏人解答。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目标，要求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良性互动，和现代农业化相互协调，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给

“留守中国”投下了一道亮光，我们真切期待这个目标的尽快实现。

《留守中国》述说了一系列令人悲怆的、留守者的死亡故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家韦塞尔说过：决不能忘掉那些死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忘掉了，就是使他们再一次地死亡，我们自己就使他们的死亡变得毫无价值而负有责任。

唤醒我们对“留守中国”的责任意识，这是《留守中国》这本新书的最大意义。如果作者继续将这份有意义的写作做下去，或者我们还将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各地在解决留守问题上有价值的努力，看到除了感性梳理以外，更理性的体制性分析。当然，仅作者几个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对“留守中国”现象给予关注和悲悯。

基于此，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向艰难留守在故园的孩子、妇女和老人们表达敬意！

2013年4月 上海

后记

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留守的家园

2012年的最后两天，北京、上海和广东几乎同时在中央政府规定的最后时限内出台“异地高考政策”。“北上广”高考新政的出台，被认为是此番针对非户籍人口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标杆，虽然三地依旧对非户籍人口“异地高考”设置了不低的门槛，但仍受到望眼欲穿农民工等流动人员家庭的热烈欢呼——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公平正义的步伐毕竟又艰难地迈出了一小步。

这是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旨在改善流动人员就业、生活、家庭和发展环境，推动改革发展“共建共享”政策措施的重要一环。2012年7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发布，提出“加快建立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一道别样风景，流动人口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社会和谐与活力的“晴雨表”。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农村劳动力已经、正在并必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大量流入城市。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7％，其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80％；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达到44．84％。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数字的比例要高得多。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那么，21世纪前20年乃至整个上半叶中国改革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则是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解决得迟早好坏，不但事关改革发展大局，甚至关乎政权的稳固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回首过去10年，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红利”不断破茧而出，给艰难“讨生活”于城市的亿万同胞带来的温暖一拨接一拨：相对平等的子女入园入学、看病就医政策有所松动；与“本地人”共享“保障房”；“积分入户”；居住证替代“暂住证”；农民工“人大代表”、“党代表”相继产生；“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等一些强烈对比色彩的字眼正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在城市管理者乃至国家最高决策层眼中，“户籍人口”已经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取而代之的是“实有人口”。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必然，反映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但还远远不够。

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流动人员，“流入易”“融入难”；而对于固守家园的妇幼老弱，留守一样艰难。人口流动的问题“一币两面”：艰辛跋涉的青壮年，以及苦守家园的孩子女人和老人。我们曾经为流动人员的福祉“喊”过一嗓子，尽管这一嗓子“喊”得不那么有乐感，有人欢喜有人纠结，但肺腑之声彰显的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作为《流动中国——中国流动人口生存现状考察》(下称《流动中国》)的姊妹篇，《留守中国——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调查》(下称《留守中国》)的写作，其实我们在思想上早已作好准备。最初谋划《流动中国》时我们就同时考虑到，应该将视角同时兼顾“流动”和“留守”，我们深知解决好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流动”和“留守”两大群体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流动中国》2011年初甫杀青，我们便开始《留守中国》的前期资料收集和考察地点、对象的选择、甄别。

《留守中国》的考察、采写进展一直非常缓慢，一方面大家日常工作事务繁忙，只能利用节假日前往一些地方作“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流动中国》面世后习惯性的疲态一直挥之不去，人性使然吧。201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责任编辑谢海宁告诉我们，《流动中国》在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受到强烈关注，并将翻译成德语和意大利语等多国文字，在欧洲公开出版发行。闻此“利好”，我们如“打了鸡血”一般，激情急速燃烧，进展快速推进。

我们的团队作了简单分工：李栋主要负责留守儿童的考察采写；王鹤担纲留守妇女部分；徐静主持留守老人那一块；陈翔“机动”一些，既考察采写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部分的相当内容，也兼顾有留守老人部分的一些童节；本人作为全书的主要策划人，在考察采写对象的选择把握、书稿的谋篇布局和文字疏理润色定稿上起主要作用。事实上，我们的署名是论资排辈的，按进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时间顺序排定，与对书的打造贡献大小无关。五个人中，除本人是20世纪90年代中进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外，其他都是本世纪新晋报团的“后生”：陈翔2003年毕业后加盟到报团；王鹤、李栋同时于2006年进入报团，“王”比“李”笔画上少两画，没得说，“王前李后”；徐静毕业于2007年。自然排名靠后。

本书能顺利出炉，得益于诸多前辈、朋友的鼎力相助。著名政治评论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老师一直对我们的工作以及书的出版以巨大鼓励和帮助，并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这令我们备受鼓舞。著名青年摄影师、羊城晚报记者邓勃，摄影师杨朝、陆海等新闻界好友，得知我们需要大量有关“流动”和“留守”图片时，慷慨相助，对本书内容的丰满和质量的大幅提升功不可没，他们对“流动”、“留守”人员的浓浓爱心跃然纸上，殷殷可鉴。书中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熟悉和不熟悉朋友以及网络的文字和图片，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一并谢过。

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期盼新时代有更多的改革“红利”，能带给流动者更多的福祉和公平正义，让留守故园的孩子女人和老人重拾破碎一地的“梦”！

刘旦

2013年4月于广州洛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