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涵盖了中国古代清以前的全部历史,是中国古籍中最有价值的图书,读之,可以令人知古知今知未来;用之,可以经纬天地,纵横捭阖;藏之,可以使你的家庭书香有继,蓬荜增辉。但二十四史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读不懂,二是读不完,三是买不起。张传玺教授主持主编的《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让我们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之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智慧,让你学会不仅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洞悉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精彩!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三国志》的第[一]册。
《三国志》是记载三国鼎立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国别史,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作者是西晋初的陈寿。《三国志》采择的面较广,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三国志》在选材上非常慎重,行文雅洁、斟酌功深,以简洁见长。《三国志》最大的缺点,是对司马氏多有回护,对魏、晋改朝换代的史实多所隐讳,不敢直书,歪曲历史真相。由于陈寿编著的时间距三国很近,《三国志》被认为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三国历史。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三国志》的第[一]册。
《三国志》由张传玺等主持主编。
金城人边章、韩遂杀死刺史和太守,发动叛乱,有兵力十多万,天下因而动荡不安。朝廷征召太祖担任典军校尉。当时正好汉灵帝去世,太子即位,何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与袁绍商议要诛杀宦官,太后不同意。何进于是召董卓进京,想用武力胁迫太后。董卓还没有到京城,何进就被宦官杀害了。董卓进京后,废掉了少帝,封他为弘农王,另外立了汉献帝,京城洛阳之中十分混乱。董卓上奏举荐太祖担任骁骑校尉,想要与他共同商议政事。太祖认为董卓必定会失败,于是改名换姓,从小路向东返回家乡。太祖出了虎牢关,路过中牟县时,引起当地一个亭长的怀疑,被抓起来送到了县城。县里有人暗地里认出了他,替他说情,才得到释放。董卓又杀死了太后和弘农王。太祖回到陈留后,变卖家产,招集义兵,准备讨伐董卓。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冬季十二月,太祖在己吾起兵。
初平元年(190年)春季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他们各自拥有几万军队,推举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太祖代理奋武将军。
二月,董卓听到各地起兵的消息后,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他自己领兵在洛阳进行抵御,并放火焚烧了洛阳的宫室。当时,袁绍驻扎在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驻扎在酸枣,袁术驻扎在南阳,孔仙驻扎在颍川,韩馥驻扎在邺城。董卓兵力强大,袁绍等人都不敢率先进军。太祖说:“我们兴起义兵来诛除暴乱,现在大军已经集结,诸位还有什么迟疑的呢!假如董卓听到崤山以东的牧守起兵的消息后,倚仗皇帝的权威,据守洛阳一带的险要之地,向东进军来控制天下。这样,尽管他凶残无道,也仍然足以对我们造成威胁。现在他烧毁宫殿,强迫天子迁徙,全国震动,不知道该跟从谁,这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灭亡董卓的时机,一战就可以平定天下。可不能丧失了这个良机啊!”于是,太祖率军西进,想占据成皋。张邈派部将卫兹带领部分军队随同太祖一起进军。太祖率军行进到荥阳的汴水岸边时,与董卓的部将徐荣相遇,双方交战,曹军被徐荣打败,士兵伤亡众多。太祖被流箭射中,所骑的马也受了伤,他的堂弟曹洪将自己的马让给太祖,太祖才得以借着夜色逃脱。徐荣看见太祖带领的军队不多,却奋战了一整天才败退,认为酸枣不容易攻克,也领兵返回了。
太祖回到酸枣时,在酸枣的各路军队有十多万士兵,但各位将领每天只是摆酒设宴,并不考虑进军的事。太祖指责他们,并趁机建议说:“您们如果能听从我的计划,请勃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前往孟律,酸枣的各位将领防守成皋,占据敖仓,封锁辍辕、太谷二关,控制全部险要的地方;再让袁术将军率领南阳的军队进驻丹水和析县,攻入武关,以威胁关中地区。各部队全都高筑营垒,坚守不战,多布置疑兵,显示出天下大军汇集的形势,然后名正言顺地讨征叛逆,可以很快就平定局势。现在我们打着义军的旗号,却迟疑不敢进兵,让天下的人失望,我为大家感到羞耻。”张邈等人不肯采纳他的建议。
太祖兵少,就和夏侯悖等人到扬州招募军队,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了他四千多士兵。但回到龙亢县时,新招募的士兵大多数都逃跑了。太祖到锤县和建平县又招募了一千多名士兵,进军驻扎在河内郡。
刘岱和桥瑁相互敌视,刘岱杀死桥瑁,任命王肱兼任东郡太守。
袁绍和韩馥图谋立幽州牧刘虞当皇帝,太祖表示反对。袁绍又曾经得到一方玉印,故意在座席上用它捅太祖的胳膊,来表示他的野心,太祖由此很鄙视和厌恶袁绍。
初平二年(191年)春季,袁绍、韩馥拥立刘虞当皇帝,但刘虞始终不敢当。
夏季四月,董卓回到长安。
秋季七月,袁绍威逼韩馥,夺取了冀州。 黑山一带的贼寇于毒、白绕、眭固等十多万人进攻魏郡、东郡,太守王肱没有力量抵挡。太祖率军进入东郡,在濮阳进攻白绕,将他打败。袁绍因此上奏朝廷,举荐太祖担任东郡太守,太祖把郡府设在东武阳。
初平三年(192年)春季,太祖驻军顿丘,于毒等人进攻东武阳。太祖于是率兵向西进入黑山,攻打于毒等人的营寨。于毒听到消息后,放弃东武阳,赶回来援救营寨。太祖在半路上截击眭固,接着又进军内黄,攻打匈奴首领于夫罗,将这两支队伍全部击败。P2-3
《三国志》是记载三国鼎立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国别史,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作者是西晋初的陈寿。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年时师从史学家谯周,对成就他为一代良史有深刻影响。蜀汉时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陈寿开始整理魏、蜀、吴三国史料,撰写《三国志》。《三国志》成书前,魏、吴两国都有官修的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魏鱼豢也曾私撰《魏略》,此三书当是《三国志》中《魏书》、《吴书》依据的基本资料。蜀国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由陈寿自行采集和编次。陈寿原本是蜀人,对于故国文献,向来留意,曾撰有记录蜀汉地方豪族的《益都耆旧传》,并编定《诸葛亮集》。他所采集的蜀事虽然不及魏、吴史官那样丰富,也终于完成《蜀书》,与《魏书》《吴书》并列。《三国志》成书时间大约在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以前,历时十年左右。
《晋书·陈寿传》载:陈寿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写这部书。《三国志》开始流传以来,有过无数次的传抄与刻印,新疆曾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最早的《三国志》刻本为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国子监刻本。较为通行的刻本则有四种,包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的百衲本,据明北监本校刻的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的金陵活字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的江南书局刻本。陈乃乾先生主持点校的标点本《三国志》,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通行的本子。
《三国志》虽写魏、蜀、吴三国,但为保证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先后联系和完整性,陈寿并不拘泥以王朝为断限,记事起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止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统一全国,叙述了近百年间由统一而分裂以至再统一的历史。全书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首位,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用本纪来记述其行事。对于蜀汉和吴国的君主如刘备、孙权等,则为立传。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但书中对三国国君的记载均采用编年体方式,按年月记事,虽然取名为传,实际上却与本纪完全相同。所以三志实际上是并列为书的。至于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而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则多少反映了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会发现陈寿的记叙有史料不足的缺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历来对《三国志》的看法,有毁有誉,但基本上是肯定的。《三国志》刚撰成,当时见到稿本的人就都很赞赏。《晋书·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将陈寿比做司马迁、班固,对他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后人对他的评价亦颇高。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苟、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唐代以后,人们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笔,将《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或前四史。
前人曾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丁廙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为父亲受刑而贬抑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诸葛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
《三国志》采择的面较广,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书·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在编写方法上,由于受到当时统治阶级以九品品评人物的影响,《三国志》比较注意按人物事迹行为分类,虽然没有像以后范晔《后汉书》那样严格,但实际每一列传记叙的人物都是以类相从。当然,尽管陈寿取材颇广,漏略也同样存在。譬如张仲景与华佗都是建安中的名医,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仲景。少数民族只收录了东北方面的民族,而蜀汉的南中诸族和孙吴的山越都付诸阙如。
《三国志》在选材上非常慎重。比如关于刘备与诸葛亮相会的经过,《魏略》、《九州春秋》均记载是诸葛亮自己先见刘备的。而陈寿依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自述,写道:“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再如据王隐《蜀记》: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伐屯兵阳平,司马懿率二十万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而诸葛亮令军中偃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北去。据考证,当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并未在汉中抗御诸葛亮,不可能发生“空城计”这样的事。陈寿弃此记载不用,是有道理的。
《三国志》行文雅洁、斟酌功深,以简洁见长。清人李慈铭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它常用简短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鲁肃传》载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各传中选录的文章,也都能择取最重要的,大都有历史意义,或兼有文学价值。
《三国志》最大的缺点,是对司马氏多有回护,对魏、晋改朝换代的史实多所隐讳,不敢直书,歪曲历史真相。比如魏齐王曹芳被废,是司马师的主张,事前太后并不知道。而《齐王芳纪》反记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无道不孝,来表现曹芳应该被废。高贵乡公曹髦亲自率兵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指使成济杀害。这在《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书中均有记载。而《高贵乡公纪》只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只是在皇太后下令“纵民礼葬之”的诏令中才反映出其被杀的迹象。诏令不仅掩盖了司马昭的指使,而且将弑君罪魁描绘成了讨贼有功之臣。对魏、蜀之间的战争,凡魏胜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魏纪中皆只字不提。
叙事过于简要,以至多有缺漏,是《三国志》的另一缺陷。如曹魏重要措施屯田,陈寿只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各用了十三字和四十一字进行叙述。又如九品中正制,只是《陈群传》写有“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具体内容不着一字。弥补《三国志》这一缺陷的是南朝宋人裴松之(372年一451年)。宋文帝初,裴松之奉诏为《三国志》做注,于元嘉六年(429年)完成。裴注一反传统的名物训诂、章句解释的笺注做法,重在增补史实和史事考订。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今天已经亡佚的。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不下于陈寿本书。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人用力最多。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可供读《三国志》时参考。
由于陈寿编著的时间距三国很近,《三国志》被认为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三国历史。后来元人罗贯中在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写成《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和情节来自诸多传奇、戏曲、民间说法。所谓“七实三虚”。但《三国演义》对民间的影响远高于《三国志》,使得人们对一些三国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与事实产生了差异。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译今注》(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与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方北辰《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译本,在此对各位学者表示深切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