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涵盖了中国古代清以前的全部历史,是中国古籍中最有价值的图书,读之,可以令人知古知今知未来;用之,可以经纬天地,纵横捭阖;藏之,可以使你的家庭书香有继,蓬荜增辉。但二十四史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读不懂,二是读不完,三是买不起。张传玺教授主持主编的《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让我们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之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智慧,让你学会不仅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洞悉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精彩!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第[一]册。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记载的是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始自元末明太祖朱元璋建国,止于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并涉及清军入关之初史事。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本纪24卷,记载明17朝16帝在位国家大政;志75卷,记载明朝典章制度;表13卷,列贵戚官卿沿革;列传220卷,按时代分类立传。其卷次数量之庞大,仅次于《宋史》。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第[一]册。
《明史》由张传玺等主持主编。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和他的同党孙德崖等人在濠州起兵。元朝大将彻里不花惧怕他们,不敢进攻,而是每天抓来一些普通百姓邀功请赏。这一年,太祖二十五岁,为逃避战乱,他求神问卜,“逃走”或“留下”都不吉利。于是问道:“是不是应该举兵起事啊?”结果出现吉卦。太祖大喜,于是于当年闰三月甲戌初一日到濠州投靠郭子兴。郭子兴见他相貌奇特,便留他担任亲兵。此后,太祖每战必胜。郭子兴便将他抚养的马公的女儿许配给太祖为妻,她就是高皇后。郭子兴和孙德崖的关系不好,太祖屡屡从中调解并保护他。
秋季九月,元朝大军收复徐州,李二在逃跑途中死亡,彭大和赵均用逃奔到濠州,孙德崖等人接纳了他们。郭子兴礼遇彭大而轻视赵均用,赵均用便怨恨郭子兴。孙德崖就与赵均用密谋,等郭子兴外出时把他逮捕,带上镣铐,关在孙德崖那里,准备把他杀掉。当时,太祖在淮北,听说郭子兴受难,便火速返回,把这件事告诉了彭大。彭大大怒,召集军队前行,太祖也披甲执盾,打开牢房解救郭子兴,打开镣铐,让人把郭子兴背回去,郭子兴得以免去祸患。
这年冬天,元将贾鲁围困濠州,太祖与郭子兴奋力阻击。
至正十三年春,元大将贾鲁去世,濠州之围解除。太祖回家乡招收了七百名士兵。郭子兴很高兴,任他为镇抚官。此时,彭大、赵均用的部下残暴横行,子兴势力弱小。太祖思量不值得与他共谋大事,就把士兵托付给其他将领,独自与同乡的徐达、汤和、费聚等人南下攻取定远。又设计降伏了驴牌寨的民兵三千人,与他们一同东进。在横涧山夜袭元大将张知院,收编了他的部卒二万人。途中遇到定远人李善长,相谈甚欢,于是一起攻打滁州,并攻下了滁州。
这一年,张士诚占据高邮,自称诚王。
至正十四年冬季十月,元朝丞相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又分兵包围六合。太祖说:“一旦六合城破,滁州也难免。”于是与耿再成驻军瓦梁垒,援救张士诚。奋力作战后,保护老弱军民返回滁州。不久,大批元军追到‘,攻打滁州,太祖设下埋伏诱敌,大败敌人。但考虑到元朝军队势力强大还会再来,就归还了俘获的战马,派父老乡亲备牛和酒酬谢元将,说:“我们守城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你们为什么不攻打大盗却杀戮良民呢?”元兵退去,滁州城得以保全。脱脱打败张士诚后,军威大振,却遭到朝廷谗毁,突然间被解除兵权,江淮一带更加混乱。
至正十五春正月,郭子兴采用太祖的计策,派张天祐等人攻克和州,又传檄由太祖统领张天祐的大军。太祖担心诸将对他不服气,并不公开檄文,约定第二天商议大事。当时,以右席为尊位,众将军抢先入座,都坐在右边。太祖故意随后人坐,坐在左席。到商讨政事时,太祖思路清晰、纵论如流,众大将睁大眼睛一言不发,这时稍稍对太祖有些佩服。商议分工负责修城墙,约好三天完成。太祖按时完工,而诸将都误了工期。于是,太祖这才拿出子兴的檄令,面南而坐,说:“我奉命统领各位将领的军队,今天加固城墙你们都误了工期,按军法当如何处理?”诸将都惶恐谢罪。太祖借此下令搜索诸军虏获的妇女,放她们回家,百姓非常高兴。元兵十万人围攻和州,太祖坚守了三月,粮食快吃光了,可元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和民兵元帅陈垫先分别在新塘、高望、鸡笼山一带屯兵,以断绝义军粮道。太祖率众将士击败他们,元兵都逃走渡过长江。三月,郭子兴去世。当时,刘福通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毫州,建国号宋,建元龙凤。传令封郭子兴的儿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占和太祖分别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说:“大丈夫难道能受制于人吗?”便不接受任命。但考虑到韩林儿势力强大,可以作为靠山,便使用了他的年号在军中行令。
夏季四月,常遇春前来归附。五月,太祖想渡过长江,没有船。恰好巢湖统帅廖永安、愈通海率水军、一千艘船来归附,太祖大喜,前去安抚众将士。但是,元朝中丞蛮子海牙却扼守在铜城闸和马场河等险要地段,巢湖里的军船无法开出来。忽然天降大雨,太祖大喜道:“天助我也!”于是借水涨之机,从小港口开出战船。在峪溪口攻打海牙,把他打得大败,于是商议渡江大计。众将请求直捣集庆,太祖认为:“攻打集庆必须从采石开始。但采石是重镇,防守肯定非常坚固,而牛渚濒临大江,这里难以防备,一定可以拿下。”六月乙卯,太祖军乘风引帆,直达牛渚。常遇春率先登岸,攻下牛渚。采石守军溃败,沿江各处守军全部归附。P2-3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记载的是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始自元末明太祖朱元璋建国,止于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并涉及清军入关之初史事。
一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本纪24卷,记载明17朝16帝在位国家大政;志75卷,记载明朝典章制度;表13卷,列贵戚官卿沿革;列传220卷,按时代分类立传。其卷次数量之庞大,仅次于《宋史》。
自《明史》问世后,学者论及二十四史编著水平,多推《明史》水平为上乘,“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1)原因简言之有二:一是修纂时间长,二是学者水平高,此言有一定的道理。
清人关的第二年(1645),应御史赵继鼎之请,清廷即设明史馆,任命一批满、汉官员任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明史》修纂工作自此启动。但是,由于顺治年间,南明政权、大顺和大西农民军反清复明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甚至一度严重动摇清朝的统治,《明史》的修纂进展缓慢。直到康熙四年(1665),以原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抗清斗争运动被摧毁之后的第二年,清廷才又重开明史馆,却又因修纂《清世祖实录》的任务更为迫切,《明史》的编修因而停滞。又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徐元文被委任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雍正十三年(1735)《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正式刊行。如果以1645年开馆时算有94年,即使以1679年正式全力组织编纂开始,亦有60载,可称之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编修历时最长的一部。
今天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点校本署名“张廷玉等撰”,其实,这部史籍凝结了不止一代史学者的心血。《明史》先后由张玉书、王鸿绪和张廷玉等任总裁,以署名张廷玉,是因为他作为最后一任总裁修定的。《明史》修纂,以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1638-1702)的贡献最大、出力最多,他却没有担任明史馆的职名,而是以平民之身修纂《明史稿》500卷。王鸿绪(1645.1723)在万斯同基础之上继续创作,张廷玉最后又以王鸿绪稿本为基础改编而终成《明史》。
二
《明史》被公认为二十四中的佳作,是因为它不仅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而且引述了不少重要资料,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一,在体例方面,《明史》既能集中前代正史百家之长,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如在《本纪》部分,全书共24卷,不足全书10%,字数则所占不及全书的4%。这种体例意在突出《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的地位,它是以编年形式叙史的部分,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而不是使人在读阅《本纪》时便事无巨细尽览尽知。在《志》的部分,虽然仿《宋史》的体例,《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均立而分述,较前诸史所立却更为完善。《选举志》首卷为学校,次卷为科目,三卷则荐举、任官铨选考察。明初重荐举,永乐以后科目渐盛,荐举日轻,此种变化于《志》中叙述十分清楚,其体例为制度与事例夹叙,使人易读易懂,一目了然,也符合明代选举的实际。所以,著名的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第二,《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清人修《明史》时,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尤其是有一批“当事人”的健在。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明人私修史籍的成果极为丰富,在万历年间官方曾组织过当朝史的修纂,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第三,能较好地尊重历史事实,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如建文帝年号于成祖夺位后革除,其四年实录仅以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明史》中则专立《恭闵帝纪》一卷,甚为得体。再如英宗削景泰帝号,情形与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处理得当。嘉靖中兴大礼议,特尊其父为睿宗兴献皇帝,也属仅有帝号而已。《明史.本纪》不列兴宗、睿宗,正与其以《本纪》为叙述有明.一代历史之大纲有关。甚至对涉及女真或满族历史的某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问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
第四,在体例和内容上的重新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明史》的作者们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抱敌对和仇视的态度,在为他们立传的同时又诬之为“流贼”。这是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但客观上为后人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土司传。这些传,虽坚持民族压迫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有许多污蔑之词,但其中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今日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它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对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考察研究。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著名史家谢国桢先生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评论《明史》缺失,共列五点,除“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外,尚有四个方面:
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
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
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
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剌刺不休,与其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实际上,《明史》的缺点还不止这些,是书在隐讳南明历史方面就存在重大失实之处。《明史》不仅不可能给南明诸帝立纪,甚至于《列传》中亦不立传。清初私家修史,但凡谈论及此,也难免于“文字狱”之祸。自崇祯十七年(1644)李白成农民军克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明朝即亡。几乎与清军人北京同时,南京建立弘光朝廷,此后又有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永历帝朱由榔于康熙元年(1662)为吴三桂所杀,或以为此系明亡之时。而孟森先生作《明史》末述《南明之颠沛》,最后有云:“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殂于台湾,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1664)。”则此距崇祯之亡,又二十年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隐讳,不承认其帝号,而将其事记述于诸王传中,以示其仍为诸王而非帝统。 当然,在许多的历史史实的考订与撰述方面,《明史》的众多小疵,更是不胜枚举。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此外,清人修明史,可能以简洁语言的需要,抑或对史料的考辨不足,其总结语言或表达多有不准确以引人误解,或似是而非的现象。如《兵志二》言:“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者也。初,永乐十三年,诏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这段材料参考了《明太宗实录》和《皇明兵制考》,即在表述时出现了偏差,实际班军之始并非始自永乐十三年,而是在永乐二十二年。当然,《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难免有失误之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它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
本次《明史》的编译,我们主要是基于这部史籍的重要性和可读性开展工作的。所谓重要性,是指选译的内容主要尊照了史籍的重要程度与完整性。我们将《本纪》内容全部译出,这既体现《明史》编撰者把《本纪》作为全书提纲挈领之精神的目的,当然更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概貌性把握有明一代的历史。对后妃、诸王、公主列传同样全部译出,以满足大家对皇室成员详尽了解的愿意,因为,目前在全国各地大量保留下了有关明代皇室、宗藩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关注。《传记》部分,我们主要依据官员的品阶及活动事迹作为选译的标准,同时,为了保证读者阅读的完整,但凡选译的人物,我们不是采用节录式翻译,而是尊重原书,全部译出。
为了保证译文的可读性,我们在“直译”大的原则下,对专门的典章制度和援经据典等较为难懂的辞句知识进行了通俗处理。对可读性不强的“表”部分,考虑到白话本读者群体的需要,并没有译出;对纯制度层面的《志》部分,也仅译出“序”的部分。
当然,与所有的译文存在相同的弊病,尤其是译者水平所限,译文无法与原文对应起来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比如,明代的“旗军”是世袭的,“军”和“兵”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为了方便阅读和译读,我们笼统地称为“军人”或“士兵”;原文中的“致仕”在不同场合下有“退休”、“辞官”或“离职”等不同的含义,译文时我们也没有完全对应起来;凡原文对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的诬蔑称呼,我们部分遵照了原文,没有对应当今的概念。如有不妥,还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明朝的历史长达277年,国祚之久长仅次于唐代。在明代,一方面传统农耕经济达于鼎盛,君主专制高度集中,理学思想如水银泄地;另一方面商品化浪潮席卷全国,波及世界,人心不古,反传统思想风起云涌,新经济、新思想、新生活构成晚明社会的主色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一般人的眼里,明朝却成为专制、黑暗、残暴的代名词,对明代史的曲解、误解太多太多了。虽然,清修《明史》也并不完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仍然希望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由此激发兴趣,了解真实的明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