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渭康是我国著名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半生行悟--亲历与随想》记叙他的求学、工作、出国进修、回国创业的经历。全书以平静似水的心境将改革开放以后传主在国内外的亲身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联想与感悟，真诚而直白地娓娓道来，既有生活琐记的亲切与可读性，更有杂文犀利的思考和深度。该书不仅是传主对自己的回顾，其实也是“诞生于民族危亡与抗日烽火之中，成长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四五十年代”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袁渭康教授的《半生行悟--亲历与随想》一书摆脱了多数名人、学者自传的老套格局，既没有平淡的流水账式的记述，更无友人、学生的赞颂及自我褒扬的俗套，而是以平静似水的心境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在国内外的亲身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联想与感悟，真诚而直白地娓娓道来，既有生活琐记的亲切与可读性，更有杂文犀利的思考和深度，这对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感同身受的，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来说，也可以成为激励他们奋发前进的心灵鸡汤。

序／徐匡迪

自序

留学岁月

 人生转折，从一次谈话开始

 麻省理工学院的磨练

 初识美国：人和事

 一次横贯美国的旅行

我的经历

 从贵族学校走出的平民青年

 从意气风发到无可奈何

 艰苦的创业，艰苦的80年代

 叩开国际学术界核心之门

 十三次访法

 学术休假在欧美

师与生感与悟

 逝去的大师

 风格

 学生们

 一个似乎不能算坏的习惯

 从艺术中感悟

 那条路，那群人

随想

 废墟的启示

 签证处里的丑剧

 大学之风

 “腾笼换鸟”，“鸟”在何方？

常恩自身不足，不忘事事认真（代后记）

在美国人中有一句俚语，“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意思是，如果我有一个朋友，而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那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一般说，如果有人请你去作客，你完全可以带你的朋友一起去，当然最好事先告知一下主人，主人只会感到高兴，而不会不高兴，尽管他事先从未与你的朋友见过面。

老杨在美国有很多亲友。我开玩笑地说老杨是“名门之后”，所以海外亲友特别多。老杨是杨度先生之孙，他的夫人是梁启超先生的外孙女，双方可以说都是出自名门了。有时一起出差，每到一处都有他的亲友，他必会带我一起去做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我们称之谓裘伯母的老太太。裘伯母的丈夫裘先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倡建人及首任馆长，早已故世。老杨的岳母在国外学图书馆学时与裘伯母是同学。因为这个关系老杨带我去拜访裘伯母，她独自一人住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一幢大房子里，渐渐裘伯母与我成了忘年交。我怕她寂寞，逢节日也常去陪她，有时也会住上一两天。我会带着我的研究工作去她家做，以利用时间。她一直对我们关怀备至。也许有人会说，美国人好客，是因为他们的条件太好了，特别是住房条件好。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性格乐观开放，乐于助人，是他们的传统。回顾当年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就是在当地土著居民帮助下生存繁洧的。他们对此心存感激之情，北美的感恩节也是由此产生的。

“美中友协”在我两年多的留美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我的许多美国好朋友或是“美中友协”会员，或是通过“美中友协”认识的，我到各地开会出差，也多次由当地的“美中友协”安排接待。

上面说到，“美中友协”的成员很多是美国社会中较为底层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有的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有的参加过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校园运动，思想比较激进，多数人对贫富差距非常反感，因此向往我国这个当时似乎没有什么贫富差别的国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待人接物纯朴真诚，理解我们这些经过多年封闭后初到美国的人在适应中美两国巨大差异方面有不少困难，因而很乐意、也很热情地帮助我们。

美中友协给我们这些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每人分配一位buddy，在中国话里可以称作“哥们”，即好朋友的意思，以便在各方面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语言方面。我的“哥们”叫Ralph，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生，长得人高马大，强壮有力。他待人热情真诚，请他帮什么忙，他绝无二话。

老杨的“哥们”是一位名为Elizabeth的年轻女士，为人也同样善良热情，恨不得能多帮我们做些事。由于我与老杨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因而她后来与我也成了好朋友。离开波士顿7年以后的1988年我出差经过波士顿，停留了一两天，Ralph已不在波士顿。我给Elizabeth打了电话，七年没有联系，她先前也并不知道我到了美国，但拿起听筒我问了一句你猜我是谁，她居然就在电话的那头大叫“渭康”。

我们在1979年到达波士顿以后，不久就迎来了11月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节日，重要性大概仅略逊于圣诞节。廖大姐说感恩节是她的饭店一年中唯一不对外营业的日子，她将请我们这些中国留学人员到她的饭店玩一天，也请美中友协的美国朋友们来，大家欢聚一堂。“你们尽可以发发疯”，她说。

到了感恩节，中国留学人员都去了，也去了很多美国人，大家动手包饺子。我笨手笨脚，不大会包饺子，正好有些美国朋友也不会，其中有一位美中友协的成员Kathleen讲话很快。我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你就别包饺子了，你去对付那位美国人，与她谈谈。这样我就一直与Kathleen谈天。在这以后，我们交往很多．她虽然不算是分配给我的“哥们”，但也可以说是我在美期间最好的美国朋友之一。她是哈佛教育系的博士生，1981年她获得博士学位，那时我还在波士顿。我应邀与她的母亲一起出席了她的毕业典礼，那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只是我那天略感不适，因而没有陪伴她们母女俩一起参加校方的招待午宴，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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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渭康教授虽长期同在沪工作，但除了工作上有过几次交往外，并无深交。1995年我俩同时成为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选举产生的院士，因而有缘相识。当时的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一共只有约40人，其中大部分是中科院技术科学部转过来的德高望重的老院士(如师昌绪、严东生、侯祥麟、闵恩泽、邵象华等)，我们新人自然就很少发言，但私下里用上海话可没少交流，几次会后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在封建科举时代同科录取的举人互称为“同年”，因渭康教授比我年长几岁，按旧例我应尊称他为“年兄”才是。

在拙作《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我曾说过：“我们这些三十年代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经历特别‘丰富’的一代。”诞生于民族危亡与抗日烽火之中，成长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四五十年代，既曾热烈欢呼过新中国的建立与强盛，又因经历过肃反、反右、大跃进以及走向极端的“文化大革命”而感到前途迷茫。因为学的是工科，所以每年去工厂带学生实习、下工地参加劳动成了例行的“家常便饭”，更有到农村参加“四清”及在“五七干校”种地接受农民“再教育”的难忘经历。相对于长一辈的师长(他们多数是欧美留学回国的教授)，我们并没有享受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越生活待遇，但在不惑之年后，却沐浴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中的不少人被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高校学习、进修，并在学成回国后挑起了本专业“学术带头人”的担子。回顾我们这代人的一生，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挫折与艰辛之苦与奋斗成功后的甘甜并存，“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吧!

渭康教授的《半生行悟——亲历与随想》一书摆脱了多数名人、学者自传的老套格局，既没有平淡的流水账式的记述，更无友人、学生的赞颂及自我褒扬的俗套，而是以平静似水的心境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在国内外的亲身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联想与感悟，真诚而直白地娓娓道来，既有生活琐记的亲切与可读性，更有杂文犀利的思考和深度，这对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感同身受的，而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来说，也可以成为激励他们奋发前进的心灵鸡汤。

感恩节的聚会，使我们这些中国的留学人员有机会欢聚一堂，大家把研究工作暂时放在一边，与美中友协的美国友人共度佳节。聚会中英语汉语并用，从上午到晚上，中国吃法和美国吃法兼备：有自己包的大小不一，形状怪异的饺子，有北京烤鸭，当然也少不了美国人在感恩节非吃不可的火鸡。

由于完成本书各篇前后历时良久，有时也会写了后面，忘了前面，断断续续，不成系统，但写下的却都是我亲历的真人真事，以及我的真实感想。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完成全书各篇后，回过头来再通读一遍初稿，似乎感觉到我的杂文，虽说时间跨度很大，从改革开放早期到现在，地域跨度很大，从国内到国外，但是我似乎总是在颂扬“真善关”，颂扬真诚和实在，总是在颂扬认真的作风。这样也好，这本书算是有了些主题了。

数十年做人做事，我努力按我认识的处世处事之道去做：“认真做事，平实做人”。当然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我只是说我是这样认识并努力去做的。

我在前面写到过，我性格上有不少弱点，缺乏信心是其中之一。我常常担心我做错了什么，也常常担心我的某一个决定是否切合实际。我也很相信“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古训，认为正确认识自己，充分学习别人，对于正确地处世处事十分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有一些人智力过人，被称作“天才”，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平凡的人，或可称作凡人。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凡人全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凡人也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点，每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都各不相同。

我性格上的弱点促使我经常客观评价自己，经常想对于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如何才能做得好一些。我智力并不出众，但属尚可，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我十分艰苦地工作，能通过自己努力去弥补的只能是认真做事。认真，这是一个对待工作，对待事物的态度，是绝大多数人愿意做都可以做到的，但有的人不愿去做。德国人并不比我们中国人聪明，德国的资源也相当贫乏，但德国人对事物一丝不苟的认真作风，是大家公认的。他们今天所取得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以及德国制造在国际上的诚信与声誉，也多有赖于此。

我深知，如果要在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必须事事认真，凡事做到一丝不苟(这绝不是说天才可以不认真。相信天才们多是认真的，不大能想象马马虎虎的天才)。在科研工作中，我对于实验的计划往往要反复思考，不放过一个细节。我的脑海中常会出现一幅幅画面：根据我们的实验方案实施后的装置正在运行，试运行的情况，实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处理方法，设备的可能损坏以及预案，甚至各部件的放置位置，操作是否方便，等等。这些画面会反复出现，我也会反复琢磨。在研究工作中，每一个论点，每一个实验现象，我都会认真推敲，如属文献未报道过的，必仔细核对，以求确实可靠。科研结果写成论文，我会构思几种可行的表达方式，予以比较，甚至试写几个段落，自己或请人试读。我对学生写的论文也逐字逐句地修改，并向他们讲解可能的语法错误和词汇选择。我早期带的几个学生的论文都经过我逐字逐句修改，他们认为这对他们非常有帮助。很快他们自己也指导博士生，也会延续我当时对他们的要求。他们甚至还会记住我对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如要求他们用什么词典，查了汉英词典后必须把查到的英语单词再在英语词典中核对并了解同义词的微细差别等。然而必须承认，到后来，研究结果多了，学生多了，我自己也变得懒了，就没有那么认真。这一点至今还深以为愧。

认真应成为一种风格，一种作风，这种风格不仅仅体现在科研工作中，也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答应别人的一件事，就一定要完成，如实在无法完成也要及时向对方说明。开一个会，即使是不很重要的会议，如果没有预先请假，就应准时出席。不该过马路的地方就不乱过马路，不该做的事不做，等等。如果我们能转变目前盛行的浮夸风气，使认真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风格，这才是强国富民之路。

在大学时代，因为学习顺利，我是很自负的。后来逐步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和别人的很多长处，我在待人接物方面对自己有了一些约束，特别是后来经历了在麻省理工学院两年的磨练和回国后艰苦的创业，我想得很多。我感到离开真正作出贡献还差得很远，没有什么可以自以为是的。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比较“成熟”了。我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我周围的人各有所长。在工作中我常常向学生们请教，而且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形式的一套。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对人谦逊有礼是在装腔作势，是在“作秀”，但是说心里话，实际并非如此。199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更是警惕自己的待人接物。我深信这并不表示我的个人水平和能力就比别人高明多少，而是因为我有一个通力合作的研究集体，再加上机遇促成了我。推演到做人，既要诚恳，也要平实，这是我的由衷体会。

我总结了我的处世处事之道，就如本文题名所称，要常常想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忘了对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不要敷衍了事。也就是我曾提及的“认真做事，平实做人”，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