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代表作。这部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通过外省农村少女爱玛在修道院受到与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称的贵族教育后，又受到消极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嫁给平庸无能的乡村医生包法利做续弦后由失望逐步陷入堕落的泥潭，最后在高利贷逼迫下服毒自尽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法国19世纪中叶恶浊的社会现实，被公认为巴尔扎克之后法国第一部杰作。

福楼拜（1821-1880），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包法利夫人》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

《包法利夫人》女主人公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了青年时代，她学习贵州女子的谈吐仪态，饱读浪漫派作品。后来破产的父亲把她嫁给了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包法利，这使迷恋浪漫生活的爱玛不安于室，于是先后成为了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妇。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还借了高利贷。后来莱昂对她生厌，债主向她逼债，她走投无路，服砒霜自杀。

序言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1

我们正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打瞌睡的同学惊醒过来，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打断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对学监小声说：

“罗歇先生，交给您个学生，先上五年级吧。功课、操行都好的话，再转到高年级，按年龄他该上高年级了。”

新生在门后墙角，我们几乎看不见。他是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沿额剪齐，很像乡村教堂里的唱诗童，样子懂事却很局促。肩膀不算宽，可是那件黑扣绿呢外套，抬肩处紧巴巴的，人不太自在；袖口开衩的部位，露出裸惯发红的手腕。浅黄色的长裤用背带吊得高高的，穿蓝袜子的小腿露了出来。脚上穿一双结实的皮鞋，擦得不亮，钉了好些钉子。

大家开始背书。他竖起耳朵听，专心得像在教堂听布道，不敢把腿架起来，也不敢把胳膊往桌上支。到两点钟，下课钟响了，学监不得不提醒他一声，让他加入我们的队列。

我们进教室有个习惯，就是把帽子往里扔到地上，好腾出手来；而且非得一进门就扔，从凳子底下飞过，还要碰着墙根，扬起一片尘土。这才叫派头。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留意这种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祈祷已经完了，还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上。那是顶不伦不类的帽子，有点像毛皮帽、有点像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獭皮帽、棉布帽，反正是件寒碜玩意儿，说不出的难看，活像一张表情让人看不透的傻瓜脸。帽子是椭圆形的，里面有撑条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拼接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以及硬纸板衬里的多角帽顶；顶上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从帽顶垂下一根细长细长的带子，下端吊着个金线编的小十字架作坠子。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请站起来，”老师说。

他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捡了一回。

“别管你那顶战盔了吧，”老师说，他是个很风趣的人。

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这可怜的孩子狼狈不堪，不知道应该把帽子拿在手上好，撂在地上好，还是戴在头上好。他重新坐下，把帽子放在膝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新生叽里咕噜，说了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照样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淹没在全班的喧哗声里。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的决心，嘴巴张得大大的，像呼唤什么人似的，扯着嗓门喊出这样几个字：夏包乏力。

教室里顿时闹开了，喧哗声crescendo响起来，还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嚷，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夏包乏力！夏包乏力！），接着变成此起彼伏的个别音符，好不容易这才平静下来。但不时还会从某排座位上，冷不丁冒出忍俊不禁的笑声，东一声，西一声，就像还没燃尽的鞭炮。

然而，罚做作业的警告雨‘点般落下来，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老师又要新生把名字好好报一报，自己写出来，叫他一个一个字母拼读，再连起来读一遍，这才弄明_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当即吩咐这可怜虫坐讲台前面的懒生凳。新生行动起来，正要去，又迟疑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朝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吼，就像那声Quosego，止住了一场新的风暴。“大家安静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嚷着，一边从帽子里抽出手绢擦脑门。“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sum抄二十遍。”

然后，他的语气缓和了些：

“哎！你的帽子嘛，会找到的，没人偷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脑袋都俯在功课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出小纸球，飞来溅在他的脸上。他只是用手摸摸脸，依然低眉垂目，纹丝不动。

上晚自习时，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理齐，小心翼翼，用尺在纸上画线。只见他学习认真，每个词都查词典，不厌其烦。大概，他就是凭着这股子用功的劲头，才不至于降班吧；因为，他的语法虽说过得去，可是造起句来却不敢恭维。他的拉丁文，当初是村里本堂神甫开的蒙，父母图省钱，拖得不能再拖了，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一德尼一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是一名助理军医，一八一二年前后，在征兵案件上受到牵连，不得不退役。他靠了个人天资，顺手牵羊，捞到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那是一个内衣商的千金看中他的仪表：给他带过来的。美男子，说大话，把马刺碰得铿锵响。络腮胡生得连着八字胡，手指上总戴着几个戒指，穿的衣服颜色光鲜，外表像条好汉，那股子见面熟的热络劲儿，又像个跑江湖的生意人。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老婆的钱财过_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细瓷大烟斗抽烟，夜戏不散场晚上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父死了，没留下什么遗产；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实业，结果亏了本，只好退居乡下，指望谋个出路。可是，他对种地，并不比织布在行，几匹马只供自己骑乘，却不打发它们去耕地；家里的苹果酒一瓶瓶喝完，却不运去卖钱；好鸡好鸭全部吃光，猪的油膘用来擦拭打猎的皮鞋。不久他就发现，一切发财的念头最好还是就此打住。

于是他每年出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第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处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他闷闷不乐，懊恼不已，怨天尤人，四十五岁起就闭门不出，说是厌倦尘世，决意只过清静日子。

他的女人从前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百依百顺，反倒把他惯得不冷不热。当年妻子有说有笑，无话不谈，一心相夫，后来上了年纪，性子就变得（就像葡萄酒走了气，酸得像醋一样）别别扭扭，唠唠叨叨，喜怒无常。当初丈夫围着村里那些骚娘儿们转，夜晚从污七八糟的地方，让人送回家来，烂醉如泥，酒气熏天，她看了心里那么难受，也没抱怨。后来，自尊心抬了头。于是她索性不言不语，忍气吞声，一直到他死。她奔波劳碌，忙个不停，今天去找律师，明天去见庭长，想着期票什么时候到期，就办好展期手续。在家里又是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雇工，结账付钱；而先生呢，却无所用心，成天浑浑噩噩，还总像跟谁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无情无义的话，一个劲在火炉边抽烟，往炉灰里吐痰。  她有了孩子，只好送到奶妈家喂养。小家伙回来，惯得像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甚至摆出哲人的样子，说他可以学幼畜，光着身子过日子。关于幼儿教育，这位父亲抱有某种男子汉的理想，所以处处与母亲作对，偏要按着他的这种理想去训练儿子，要用斯巴达人的方式，让他经受磨炼，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孩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教他朝着圣事队伍骂粗话。可是，这孩子天性温驯，辜负了他的用心。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纸块，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跟他讲这讲那，快乐中有几分忧郁，絮絮叨叨，温情脉脉。她过得孤单寂寞，渴慕虚荣却又支离破碎，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孩子身上。她梦想高官厚禄，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有才有貌，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者法官。她教儿子读书，甚至弹着她的一架旧钢琴，教他唱两三首抒情歌曲。可是包法利先生不把文化教育当回事，见妻子这么做，总是说，不值得！难道他们有钱送儿子上公立学校？将来能捐个一官半职，还是能盘进一家店面？再说，一个男人，只要拉得下脸皮，在社会上不愁吃不开。包法利太太只好咬住嘴唇，孩子就在村里闲荡。

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面，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他沿沟摘桑葚吃，拿一根竿子照看火鸡，收获季节翻晒粮食，在树林里跑来跑去，下雨天在教堂的廊檐下玩造房子，遇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把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上，荡来荡去好玩。

就这样，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两手有劲，肤色红润。

P3-7

感受艺术魅力感叹真实人生

1857年1月29日，法国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开庭审理一桩案件，主要被告人是福楼拜。案件的起因是他的新著小说《包法利夫人》（Hadame Bovary）。这部小说首先在《巴黎杂志》上连载，顿时轰动法国文坛，广受社会关注。当局指控这部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

检察官指控福楼拜，说这本书“会落到年轻姑娘乃至已婚女子手里”，“会诱人寻欢作乐”。公诉状长篇累牍，直指书中四个片段：

一、主人公爱玛以养病散心为名，与情人骑马兜风，在雾气弥漫的树林里委身于鲁道夫。作者以大量文字赞美爱玛因偷情而变得漂亮，这是对偷情的颂扬。

二、鲁道夫最终弃她而去，爱玛为此大病一场。后来爱玛信起宗教。她用对情人的语言向天主倾诉，亵渎了宗教。

三、爱玛与另一情人莱昂在奔驰的马车里偷情，继而又描述他们幽会的旅馆房间，大段的描写有伤风化。

四、对爱玛临终场面的描写违背宗教和道德原则。

诉讼过程长达十天。经被告方据理力辩，法庭不得不在“判决书”里指出，“那些片段，无论从所阐述的思想，还是所表现的场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福楼拜无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

事实和时间最终有力地证明了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这部极其完美的小说是精致的语言典范作品，它不仅标志着19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 821-i880）是法国文学大师，名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三杰，另两位是《高老头》的作者巴尔扎克、《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因平生喜欢用亲手制作的鹅毛笔写作，他自称“羽笔文人”。福楼拜出生于医生世家，父亲是鲁昂一带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哥哥子承父业也成为一代名医。福楼拜很早就显露出文学天赋，14岁已开始写故事，编写文学报《艺术与进步》；20岁在巴黎法学院攻读法律，两年后因病辍学。家庭的熏陶和严谨的法律，使他不相信宗教而更相信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崇尚真实的世界观在他的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

19世纪中叶的欧洲开始流行以认识自然为主要目的的实证科学，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走进实验室，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取得了重大突破，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近代自然科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对福楼拜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并像自然科学家对待自然现象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分浙和解剖社会，追根溯源不一而足，力求对现实社会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福楼拜重视美感与真实，并追求二者的高度统一。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在《包法利夫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平庸的时代。作品以这一时代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创作的基本主题，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少妇极力想要摆脱平庸的家庭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积极寻找梦想最后却被平庸恶浊的社会所吞噬的悲惨经历，揭示了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客观地反映了19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并由此丰富和发展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小说主人公是爱玛，而他将小说取名为《包法利夫人》，这似乎是在暗喻：作者要讲述的，是一个有夫之妇的故事。这一特别的角色定位，将爱玛置于道德与人性冲突的既矛昏又尴尬的境地，主人公对平庸生活的失望、不甘、矛盾、抗争，对婚外恋之痴迷、癫狂、焦灼、放荡不羁跃然纸上。巧妙的谋篇布局，分明的层次架构，鲜明的人物刻画，入理的内心描写，细腻的艺术表达以及严谨的语言风格，使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性和可读性。

美国耶鲁大学克雷顿·奥尔德弗教授提出的人本主义需求理论认为：较低层次的需求一旦满足，便会引发对于更高层次需求的愿望。这是现实社会中人性需求层次变化的一种必然，《包法利夫人》印证了这一点。

修道未果的爱玛嫁给了看来很有身份的一个医生——夏尔-包法利。感情热烈、耽于幻想、衣食无忧，慢慢使她觉得生活乏味。“结婚以前，自以为就有了爱情，可是，本应由这爱情生出的幸福，却不见来”；偶然参加的一次贵族舞会，“在她的生活中捅出了个窟窿，如同狂风暴雨，一夜之间便在山岭上冲出些大裂缝”。爱玛感受到了奢侈糜华的贵族生活与她淡而无味的现实生活间的天壤之别。她梦想着子爵一样风度翩翩的男子爱她，给她所憧憬的浪漫爱情和贵族生活。她两度婚外恋情，误把对方的猎奇当成爱情，模仿贵族的‘浪漫消遣却成了高利贷的盘剥对象，求浪漫奢华刺激而不得的残酷现实，留给她的只有痛苦和绝望。

爱玛一直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有生气的妇女形象之一，但又备受歧视。仔细探究不难发现，她一不为名分二不图钱财（反而举债），她不惜背叛现实世界的秩序，终其一生苦苦追寻的只是人性中最美好的爱情。她对复杂的社会缺乏判断力，又不善把握自己，最终身败名裂，令人扼腕。其实哪个女人没有对爱情的憧憬与幻想？哪个女人甘愿虚度青春年华？追求更好，乃人性使然。爱玛的行为理应得到理解。19世纪上叶的法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她们的行为受到陈规陋习的严格约束，不管她们如何出类拔萃，都不可能打破严明的身份等级。爱玛终究摆脱不了农家女子的事实身份。然而，她敢于真实地活出自我，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感情，勇敢地寻找爱情，享受爱情，享受生命。这比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虚伪与堕落、乡绅地主的狡诈与猥鄙更加高尚，更加让人同情。至少，她没欺骗她所爱的人。

爱与死，是文学乃至人类的永恒主题。爱玛的悲剧在于她生活的那个社会，她的堕落毁灭是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腐蚀和逼迫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英雄时代古希腊妇女的地位后指出：“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在男权社会里，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妇女则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妻子只能是丈夫的玩偶和工具，没人关心她们的精神需求和内心感受。社会一方面认可、允许，甚至鼓动男子出轨，另一方面却又对失足女性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和终身的道德鞭挞。我们无意为婚外偷情大唱赞歌，问题在于，爱玛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男人身上，是否同样受到谴责？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在男人身上是否同样适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男权尊严不可践踏，而女子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却被冠以轻浮，实为历史与社会的不公。

尽管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早就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学说，宣传男女平权的思想，尽管欧洲妇女运动一直引领着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尽管法国妇女运动先驱德古日在大革命时期，就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女权宣言》，要求妇女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生活于斯的爱玛还是没能逃脱男权社会对她的压迫，她奋力抗争却无奈于命运的不公。她只盼能生个叫做乔治的男孩，因为“男人至少是自由的，可以遍历种种激情，周游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就是天涯海角的幸福，也要去享受一番。女人呢，则处处受到束缚”。这看似平淡的企盼所蕴含的，何尝不是对社会的控诉、对不公的哀叹！

爱玛短暂的一生，可爱可悲可叹又可怜。她不幸地走了。尽管娇艳的花期短暂，但她美丽、真实。

单乾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