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领袖身边的高层警卫，担任过来华外国首脑卫士长，参与了抓捕“四人帮”行动，是周恩来临终前最后的见的人……

书中，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以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以几十年在中央警卫局工作的日记为蓝本，详实地记叙了他在中央警卫局保护领袖和国宾的日日夜夜：从延安的核心警卫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从外宾警卫创始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文革”期间，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兼管江青警卫工作；从与美国密勤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到武装逮捕“四人帮”……本书文笔流畅，记叙真实深刻，突显了一个老警卫战士的耿耿衷心，同时记录下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中南海高高的红墙阻断多少人探询的目光？钓鱼台国宾馆森严的警卫，令多少人倍感神秘？在本书中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以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以几十年在中央警卫局工作的日记为蓝本，详实地赢余了他在中央警卫局保护领袖和国宾的日日夜夜：从延安的核心警卫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从外宾警卫创始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文革”期间，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兼管江青警卫工作；从与美国密勤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到琥装逮捕“四人帮”……所记叙之处，其中既有重大事件的内幕，又有领袖人物的音容笑貌，更有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刻画，使人们得以掀开神秘的面纱，一窥高层警卫工作的全貌。

全书文笔流畅，记叙真实深刻，突显了一个老警卫战士的耿耿忠心，同时纪录下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序言

第一章 从延安开始的核心警卫生涯

第二章 开国大典之夜响起枪声

第三章 鲜为人知的公安部“外宾处”

第四章 外国首脑身边出现中国卫士长

第五章 “文革”初中央警卫系统的细密检查

第六章 进驻“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

第七章 汪东兴严密部署庐山会议保卫工作

第八章 兼管江青警卫的烦恼

第九章 尼克松访华——终于可以公开的机密

第十章 尼克松在华期间的警卫细节

第十一章 “庐山会议”余波搅动中央办公厅

第十二章 险些被卷进政治旋涡

第十三章 亲身参与逮捕“四人帮”

第十四章 纪念堂落成——为主席站最后一班岗

第十五章 历惊风雨，忠诚坦荡之心依旧

后记

1945年初春，几度延宕的中共第七届代表大会，终于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以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

当时我们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宁武县东南的日军一个据点，正在做战斗后的调整，我突然接到去军分区学习的通知。支队里和我一起被抽调的，还有于旭伟同志，他来部队还不到一年，但表现很好。和我俩同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岢岚县的，还有支队特务连的一个班长，他带了两名战士，将一名日本战俘押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到司令部后，我们又被告知还要转赴晋绥军区。

大约是3月20日前后，我们到了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住进了政治部招待所。几天之内，陆陆续续又有许多晋绥军区其他部队的指战员汇聚到这里，有大青山的、有拱卫旅的、有暂一师的。此刻，真相大白，学习是幌子，是为了保密，真实的目的是要送我们到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挑你们来，是因为你们条件好，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上级这样对我们说。

过了几天，从延安中央警卫团来了一个干部，叫方仲实，曾是中央警备团二营五连的连长。他向我们描绘了一通未来情景：“调你们到延安，去保卫毛主席，保卫总司令，保卫党中央。到那里后，穿的衣服比现在好，穿呢料子衣服；武器也比现在好，用手枪；吃的也比现在好，有白面吃。”

我们当时对他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延安和晋绥根据地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再说并不是因为他说得多好，我们才愿意跟他去延安；而是军人得服从命令，上级叫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我们的心里话。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经过米脂、绥德、青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进延安时，已经是在晚上，看见巍峨的清凉山，宝塔在夜空的剪影，还看见山上的窑洞透过窗户的灯光，因山高低起伏，显得层叠错落。我当时还以为是高楼大厦，感觉延安真是与晋绥大不相同啊。

走过大、小砭沟，我们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

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耀祠来给大家讲话，说：“大家都从前方来，很辛苦。到这里从事保卫工作很光荣。”他还简介了一些中央警备团的情况和任务，希望大家适应新的环境和工作。

紧接着，就进行了分配，我和几个一同来的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在一起，都在杨家岭。杨家岭位于王家坪的西面，兰家坪的东面的延河北侧，北倚凤凰山麓。一连的营地，就在东西两山间的沟里，面对着延河。

毛主席曾在杨家岭后沟的凤凰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一些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也住过这里。一连东面山上是中央的通讯处、机要处，沟中段是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处挨得很近。

中央大礼堂的西面有一溜窑洞，第一个住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住在他旁边，再过去依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夫妇，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邓发，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最后是王明。原来住杨家岭的毛主席，此刻已经搬去了枣园。

我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他的门口站岗。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可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

有人在朱德总司令家看过一张照片，朱老总站在当年居住的延安窑洞外，身后的窑洞门口有一位哨兵，站的笔挺，右手握着一把大片刀。我们当年都是那个样子。挎着盒子枪，握着大片刀。一个哨位三个人，24小时轮流，每班大约一两个小时。

延安时期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也居然没怎么听说过他。因为在前方基层，我们也就知道党中央有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开始连他们长的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直到我立了功，得到一枚奖章，奖章上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才知道了他们的模样。而周恩来副主席的画像就从来没见到过，也没有人向我形容过他的相貌特征，所以我不认识他。

周副主席院子的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到这里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就在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我记忆他当时并没有穿像其他根据地首长类似的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看他像个首长的样子，当时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挡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挡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我最终没有挡。

人放进院子了，可我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下岗后，我立刻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我站岗时进去了一个人，我看他像个首长，不像是坏人，就什么也没说放行了。”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

听班长这么一说，我才放心了：“啊，我没放错人啊。”我们在前方就知道中央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根据地的贺龙贺老总，政委关向应。其他的中央首长根本不了解。刚来时团里倒是讲了一下警卫的一些常规，要保卫的首长的一些情况，但猛一听这简单的介绍，根本记不住，跟首长本人也对不上号。

见我对周恩来副主席一无所知，石玉玺就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例如和警卫工作相关的周副主席劳山遇险。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而且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糊里糊涂放了个人，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此刻，我更没能想到，我一生中会有一段和周副主席很“密切”的关系，在他弥留之际，最后提出要见的一个人，竟然就是我邬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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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以后就接受了一种规矩，每一年都要对自己作一次回顾，这叫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担负起外宾警卫工作，给外国的元首当卫士长，总结就更多了，每执行一次大的警卫任务，每接待一次国宾就得总结一次。20年前，我办理了离休手续，没有人再要求我隔一段时间就要交一篇总结的作业了，再逢年终时节一下子变得清闲了。

然而，习惯已经养成了，虽说不用交文字作业了，隔一段时间仍会对自己度过的时光做一番梳理和审视。特别是过了“人活七十古来稀”的年纪，更感觉人生比之历史长河不过“白驹过隙”，我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大约是应该对自己的一生作一番总结的时候了。

我是一个出生在穷乡僻壤的苦孩子，参加革命以后就一直在部队，格斗射击才是我的老本行。因此，当我对自己的一生开始零零星星的回溯整理时，我觉得能像以往那样，写成个文字顺畅点的经历流水账，就不错了。当然，那时的总结是工作性质的，你个人的喜怒哀乐只能藏在肚子里；而此刻终于可以面对昔日的成功和坎坷，无拘无束地发点内心的感慨了。

由于我工作岗位的特殊，接触到了一些常人接触不到的人物，与闻了一些常人难以与闻的事情，算是一个特殊视角的历史目击者吧。因此我想我的这本流水账，或许恰巧有一二重大事件记述中被忽略的细节，能给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书写做一点拾遗补阙的贡献呢。

为了作这个回顾，我把我记了几十年的笔记，收藏了几十年的资料，统统翻出来重新阅读。我的忘年朋友、曾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过的五七战友王凡，在协助我整理和撰写回忆的过程中，又对所追述事件的相关资料和背景，做了大量查阅与核对工作。但毕竟是跨越60余年的往事，而且许多事情我也只能做局部之瞻，书中的舛误和偏颇之论，再所难免，敬希有识的读者批评指教。

这部书是我个人经历的回忆，但在核实史料和形成文字的过程中，王凡同志始终和我在一起推敲切磋，付出长时间的辛劳，因此我视这部书为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

邬吉成

2001年岁暮

大约是十年前，经老熟人介绍，纪实作家顾保孜同志对我进行了采访，并撰写了《神秘的数字8341》、《周恩来总理要见的最后一个人》两文。特别是后一篇文章在《中华儿女》杂志发表后，使我这个默默的警卫工作者，一下子变成了受现当代史研究写作者关注的特殊历史目击者，并与政治人物和事件纪实刊物《中华儿女》杂志有了较密切的接触，进而和杂志社的几代领导和编辑等全体成员都成了好朋友。后来，王凡同志又写了我个人经历的几个回忆片段，在《中华儿女》杂志陆续发表。这也是促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总体回溯的重要起因，当我的这部人生流水账画上句号的时候，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对这些在我动笔写回忆录过程中给予过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邬吉成

2001年岁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