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的日本，对于西方来说，是一轮神秘的太阳。

潮水涌来，一个财富帝国崛起，潮水退去，空留一地的泡沫。

为什么世界第九大银行刚登上顶峰就走向破产？

为什么双重“AAA”评定都不能挽回它的信用？

为什么日本人拒绝美国式的金融改革？

这不可思议的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本书主要描写了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在十九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破产并重组为新生银行的故事。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三个人物为中心，说明仅靠日本式或者美国式的行为方式都无法解决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的银行问题。相信读者对第一部分关于日本银行家们的“使命感”、产生坏账后如何掩盖银行问题以及以国家形象和稳定为由延误问题解决的描述，会特别深有感触。第二部分则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在商业行为里激烈碰撞的经典故事。第三部分的故事则对如何兼顾东方文化和商业的合理行为给予了某些提示。

前言

序幕 来自肯塔基的孩子

第一部分

1、武士银行家

2、夭折的改革

3、金钱的疯狂

4、亿万日元富翁

5、泡沫破裂

6、高桥的报复

7、大野木的选择

8、瑞士人的豪赌

9、替罪羊和种子

第二部分

10、一个美国梦

11、“牛仔”

12、谈判

第三部分

13、八城的梦想

14、文化冲突

15、崇光百货的冲击

16、本间之死

17、与金融厅的争执

18、僵局

19、成功？

20、坏账意外

21、拯救太阳吗？

尾声

附录

大事记

新生银行2007年年报选摘

坏账注释

致谢

大野木工作的第一年就像是个人工复印机。年轻的新毕业生通常被分配到贷款部门，他们在那里成排坐着，安静地整理贷款必需的文件。大野木的部门叫做“第三贷款课”，专门负责向电器和交通设备制造公司贷款——它们的产品由于朝鲜战争正供不应求。在美国，这种工作通常由复印机完成；但日本当时还很贫穷，无法使用这些奢侈品。因此，银行工作人员成排坐着疯狂地抄写。冬天，因为银行无力提供中央暖气，他们挤坐在火炉边或者坐在蒲团里面；夏天，他们顶着华氏100度的高温大汗淋漓。长银虽然像父亲一样为职员提供轻便的夏装，但和冬装一样不合身，而且还让人发痒。

尽管如此，年轻的长银工作人员们毫无怨言；长银是整个金融机器的齿轮，有效地把日本储蓄者的短期存款转化为向产业界提供的长期贷款——当然利率是经过补贴的。每年，这三家长期的信用银行会发行5年期的债券。有了资金后，这些银行向享有优惠的企业提供低廉的贷款。它们在发行债券时，很少遇到麻烦，因为这些长期的信用银行是仅有的可以发行5年期债券的机构，而这些债券也被认为是得到政府担保的。而且，当其他银行购买这些债券时，这些长期的信用银行也会向和这些银行有联系的一些企业提供贷款，资金仿佛走马灯似的在它们之间流通。这样，长期的信用银行提供长期资金，辅之以来自其他银行的短期资金。

这就意味着长银在日本的企业结构里占据着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企业界呈部落状态，由诸如三井、三菱以及住友等财阀的企业集团所控制。战争以后，美国人一度想拆散这些企业集团。但是，绝大多数的老财阀把它们的企业围绕着银行互相交织作为企业“家族”组成集团，比如：三菱的公司总是和其他带有三菱名字的公司打交道，从三菱银行借款。但是长银是少数几家可以横跨这些企业集团的机构之一，部分原因是它不属于任何集团。它从不同的企业集团以及地区银行购买股票，再向它们提供贷款。因此，当大野木开始工作时，长银的触角已经伸到整个制度的每个角落，和它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当了一年的人工复印机后，大野木被提升了一级，成为助理贷款干事，负责一些小型的造船公司。这个任命使他成为备受欢迎的人。每个星期总有一些公司干员前来银行拜见大野木和他的同事，乞求贷款。贷款官员们则从申请文件中筛选过滤，决定哪些公司可以得到贷款，哪些不可以。

他们的贷款决定取决于两件事。第一，银行家们知道他们应该把资金提供给具有“国家利益”的公司。政府起初下的定义是造船公司、电力公司、钢铁公司和煤矿。后来，一些制造业如汽车公司也加入这个行列。第二，银行家们知道他们只应该把资金提供给能够“成功”的公司。和历代美国银行家们不一样的是，日本银行家并不是依靠财务回报数字来决定一个商业项目是否“成功”，也从不在乎资金成本，相反，他们认为给一家公司贷款，就建立了一个长期关系。因此，他们决定一笔贷款是否值得发放时，会考察整个公司以及它的前景。他们认为一家公司的前景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的统计数字，还取决于它的社会关系：与可靠的企业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公司通常能够在日本制度下生存，而没有这一层关系的公司通常会很容易地消失。

所以，当日本银行家们审核贷款时，他们并不会按照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而调节利率，因为资金的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要求资质不良的企业支付比优秀企业更高的利率，通常被认为是可鄙的行为。使用资金以赚取更多的资金，这个概念本身被认为是与国家利益相违背的。资金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日本的重振。

20世纪60年代初期，长银的业务发展迅速，不久搬进了位于东京市中心一座般配的大楼里。这座大楼在金融区大手町，与神圣庄严的皇宫相去不远，然而这也是个备受争议的地点，与为平将门建立的神社毗邻。平将门是一个公元940年造反的武士，后来失败被砍了头。后来据说他的头飞到了东京，就被埋在这个地方，位于石头蟾蜍的雕像下面。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关这个地方的谣言甚嚣尘上。事实上，许多日本人都害怕将门的报仇精神，大藏省就在1923年刻意把办公地点搬离此处。后来美国占领军试图在这个地方建立停车场时，也不得不终止计划。长银似乎也无法完全摆脱这个传奇故事的影响。银行搬到大手町不久，就有好几个高级干员相继去世了，大家立即认为这是因为银行高层对于将门不敬不拜的缘故。后来的岁月里，长银一直在石头蟾蜍面前小心翼翼地维持一定的敬拜仪式。即使这样，有些银行家仍然忐忑不安。只要一遇到麻烦，他们就嘀咕，“有人在诅咒我们银行”。

然而，大野木所看到的却是长银正在逐步壮大。日本的产业“大军”正在兴起，背后有低廉的银行融资、进口障碍，以及人为设定的疲软日元的帮助。当时的汇率由正在撤出的美国行政当局设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日本经济正以每年10％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地增长。到了1963年，仅仅长银一家银行就为国内的制造业提供了几千亿日元的资金，受惠的公司包括丰田、东丽(Toray)、川崎钢铁公司、东京电力公司、普利斯通轮胎以及东芝等企业，它们迅速成为企业界的巨头。不仅如此，长银还开始帮助这些公司寻找海外机会。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丰田主动要求长银提供帮助。这家汽车制造公司希望买下美国的一条汽车装配线，当时世界上汽车制造的最好设备只在美国有。由于政府实施资本控制，丰田本身无法筹集美元——而且虽然它要求美国的银行提供贷款，那些外国人却傲慢地置之不理。绝大多数美国商人还把日本视作一个极度欠开发的国家，一个贫穷的国家，还不值得考虑它的信用风险。在大藏省的支持下，长银为丰田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这在当时还是首例。丰田最终获得了它的装配线，并且开始组装新型号的汽车，并且起名为“帕布列卡”与英语里“公众”的读音相近，因为这种汽车针对的消费对象就是普通民众，而这种起个听上去像是美国名字的做法是很时髦的。随后的数年里，每当长银的银行家看见某款汽车开过，就会自豪地宣布：“那是我们的汽车！这可是使用美国的技术制造的！”

丰田的例子成功后不久，一名高级经理走到大野木的办公桌旁问道：“你想进学校深造英语吗？”长银的高级管理人员已经认识到如果他们的客户都在探寻海外机会，那么银行也需要能够讲外语、懂得外国人如何做生意的职员。大野木立即跳了起来，抓住了这个机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就经常到海外旅行，吸收外国的思想：大野木自己的祖父就曾经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个门被关上了。

大野木十分珍惜这个国门重开的机会——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模糊地希望日本新的“国际”地位能够洗刷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可怕经历。他立即同意到东京的一所大学学习英语，然后被派遣到伦敦的米德兰银行(Midland Bank)参加培训。大野木的任务是去学习外国银行家不同的工作方式，并且把他们的技术带回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大藏大臣松方在明治时期就试图学习过外国人的思想。其他一些年轻的长银工作人员也被派遣到美国、法国和德国学习金融技术——就像日本制造业的丰田一样，去学习外国的技术经验。

P16-19

150年前的1853年，美国的炮舰首次闯入日本海域，结束了这个国家的闭关自守政策。他们的到来使得日本人对美国技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得他们对于这些高大、多毛的“外国佬”带来的震荡而感到害怕。这些入侵者们也产生了复杂交错的感情：这第一批美国人注意到日本可以提供一些令人激动的商业机会，但也发现这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缺乏他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个性的认同感以及对利润的崇拜。

双方的这些印象至今仍然存在。事实上，如果说有变化的话，近年来，日本经济对于美国人变得更加困惑难解，而不是更加容易理解。十年以前，这个国家似乎创造了非凡的经济奇迹，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面重建经济。实际上，这个“奇迹”是如此的不同凡响以至于美国人害怕日本终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势力。但就在那时，奇迹消失。1990年以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150％，通货紧缩已经达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而且这个国家的信用等级已经被降到与博茨瓦纳相同的水平。同时，日本的银行已经被坏账的潮汐所淹没，坏账之庞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据当时的日本政府估计，在刚过去的十年里，坏账总额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英国经济的规模；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估算的数字则是它的两到三倍。无论是哪个数字正确，这个问题还看不到尽头，使得日本陷入了它历史上可怕的时代。尽管许多西方国家过去也经历过银行危机，它们的问题大都在几年后就解决了。可是在日本经济开始下滑整整13年之后，这个问题仍然无法处理：被确认的坏账总水平节节上升，各家银行的资本金已经下降到经济学家相信多数大型银行事实上现在已经资不抵债了。迄今为止，日本通过不断往里面扔钱才成功地避免了全面的金融危机，但这样做的困难性越来越大。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金融问题爆发的风险越来越高，动摇着全球市场。

但是为什么情况如此呢？为什么问题久拖未决呢？为什么尽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和其他局外人)来说，很明显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一个全面而灾难性的危机，而日本政府却那么不愿意出手解决呢？

本书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一部分，不过是从一个略微与众不同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许多令人赞佩的关于日本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自上而下”的讨论缺乏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压力在造成这个烂摊子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的内容。它们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在3万英尺的高空写成的。在为日本问题提供处方时，它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动因——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就是今天驱使日本人所作所为的动因通常与美国人所认为正常的、放之四海而皆；隹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事实。

本书刻意从“从下而上”的角度通过讲述一个银行的故事，试图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具体地说，本书讲述了一个具体银行——长期信用银行(the Long Term Credit Ballk，LTCB)——的历史，作为日本经济问题和探寻解决之道的一个缩影。这家银行在1998年倒闭前，曾经是世界上第九大银行，其坏账达到500亿美元左右(大部分一直被掩盖着)。它后来被收归国有，然后出售给新的拥有者——一群美国银行家，他们把它重新定名为“新生”，并且尝试着引入美国式的管理手段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大胆的新实验。就实验本身而言，它给日本银行界带来的震动不亚于150年前美国炮舰的到来：在出售长银之前，还没有美国人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如此深入地介入日本的金融界，更不要说改变被这个国家视为神圣的公司管理方式了。换句话说，新生银行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开端。

这个故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长期信用银行(以下简称“长银”)及其最后一任总裁大野木克信的故事，浓缩了战后的日本经济制度。尽管这段历史的某些部分似乎与现在的新生银行并不直接相关，但我相信它们对于回顾历史、理解为什么日本战后的制度最终失败以及今天日本的动因何在仍然是关键。第二部分围绕着一个美国企业家蒂姆·柯林斯(Tim Collins)展开，他于1999年帮助组织了一个外国投资财团收购了长银，并且把极其陌生的华尔街哲学引入了日本。最后一部分的中心是八城政基，一个受命管理这家新银行的日本商人。在任的几年里，他一直努力规划出改革的蓝图，把截然不同的日本和美国方法融入商业操作里。这三个人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献身于解决日本问题的努力之中；然而他们的方法——以及成功的程度——却大不相同。

有两点提请留意。首先，我刻意把这本书的重点放在一家具体的银行上面，旨在让读者能够对阴暗晦涩的日本金融界多少有些了解。然而，在描述1998年以前长银的问题时，我并不是特定“挑中”大野木或者长银。恰恰相反的是，从一开始我就必须强调大野木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本人只是他一直试图捍卫的制度的可悲牺牲品。长银的历史和今天的情形之所以如此密不可分，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当初发生在所有日本的银行——包括那些存活下来的银行——的行为特征，而且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在继续。长银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适例。

其次，本书并不准备为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开出任何综合性的处方，更不用说在正困扰着美国经济学家的争论中选哪一边站了，即“解决方案”应该首先着重于供应方面的问题(就是结构改革)还是需求方面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货币贬值或者储蓄剩余)。常识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两种方案的某种结合才是最需要的，不过需求方面的问题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但是，这篇长银一新生银行传奇要做的是为结构改革提供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始终试图通过支持已经疲惫不堪的机构来避免短期的痛苦，并且拒绝采用某种“建设性摧毁”的手段——熊彼特的著名术语——来适应变化万千的世界，那么它只能背负一个可怕的长期代价，不仅会失去经济增长，还会毁灭一些生命。在一个拥有巨大金融资源的国家——比如日本——拖延的代价能够长期被掩盖；但是捂住问题只会使得解决问题的最终代价更加可怕。日本政府早晚需要正视它的银行内部正在腐烂的困境，全面地、协调地改变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更加灵活的在经济内部分配资金方法，这样它就可以把资源从已经过时而不再具有生产能力的公司和机构撤出，转移到更加有生产效率的部门。如果它无法找到的话，日本则注定走向缓慢下沉(最佳可能)或者全面的金融危机(最坏可能)；最致命的是这两种可能的结合。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对于日本和全球的投资者来说都是残酷无情的。

在提出这个观点时，我并不是要说日本应该盲目地照搬华尔街式的自由市场方法。正如最近的公司丑闻所揭示的，美国的制度同样具有缺陷。而且，正如新生银行的故事所表明的，华尔街的哲学与许多值得推崇的日本价值观格格不入。照搬华尔街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国家修理它已经破产的银行系统或者剔除已经坏死的公司的唯一途径。仅举一例，瑞典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了它的银行问题。可以想象，采用某种集体主义的、由国家推动的改革模式可能更加适合于日本。然而，本书的关键信条如下：无论日本采取何种方法分配它的资金——通过银行家、政府官员、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这些手段的组合——它都需要找到一种更加有效而灵活的方法，使得它的经济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淘汰已经失败的企业。日本今天的悲剧在于它处于一个边缘状态，无论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还是银行或者政府官员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快速的改变。结果，老的一套公司治理方法已经不再起作用，导致了金融业的日益衰弱、停顿而陷入瘫痪。

不过，150年之前，日本陷入过同样的困境，于经济停滞政治瘫痪的窘境中动弹不得。那个时候，正是因为美国炮舰到来——或者被人们称作“黑船事件”——的“冲击”，刺激了日本政府戏剧性地改变政策，为它在19世纪后期非凡的经济重振建立了基础。也许不应过于乐观地指望在其他方面重现新生银行之路，即一小群华尔街冒险家的到来震动了整个银行系统从而带来改革。但是如果说长银的历史说明了日本问题的症结何在，那么新生银行的传奇也许是朝着新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尽管是微小的一步。

无论如何，如此希望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