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音乐旅者(田丰传)》作者施雪钧通过对作曲家田丰生活周围诸多亲朋好友的采访，以亲历者们的口述及议论，记述了作曲家一生的经历：音乐创作——民族管弦乐《舟山锣鼓》、交响合唱、《大凉山之歌》、大合唱《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歌剧《大野芳菲》等作品的创作；文化活动——特别是在作曲家后半生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他创建“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种种经历和“源文化”的概念等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施雪钧先生所著《孤独的音乐旅者(田丰传)》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孤独的音乐旅者(田丰传)》通过对作曲家田丰生活周围诸多亲朋好友的采访，以亲历者们的口述及议论，记述了作曲家一生的经历。

序／赵季平

前言

田丰语录摘要

亲历者语录摘要

第1章 《殉道者》前与画家的对话

 第一节 《殉道者》与“堂吉诃德”

 第二节 迟来的“朝圣者”

第2章 没有色彩的童年

 第一节 天才的宿命

 第二节 嘉陵江上九死一生

第3章 从教养院到国立音乐院幼年班

 第一节 逃离保育院

 第二节 为了吃肉学音乐

第4章 从“战士”到音乐学院骄子

 第一节 重过“鬼门关”

 第二节 走讲音乐象牙塔

第5章 才情显露中央乐团

 第一节 踏入乐界“珠穆朗玛峰”

 第二节 《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确立创作地位

第6章 被“牵着鼻子走”的岁月

 第一节 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业务狂

 第二节 迷失方向的创作

第7章 走进创作的自由王国

 第一节 走进“灵感之源”云之南

 第二节 《云南风情》重树艺术高度

第8章 《爱的足迹》的风波

 第一节 大自然的虔诚者

 第二节 “原生态印记”之作遭举报

第9章 “论变”中音乐人生的蜕变

 第一节 女人，是人生的音乐

 第二节 蜕变之地红河

第10章 传习馆，一个伟大的文化梦想

 第一节 可爱的“大风车斗士”

 第二节 “傻子、疯子与江湖骗子”

第11章 文化生死结下的“兴衰存亡”

 第一节 悲剧的诞生——七年传习馆的兴衰

 第二节 悲剧的诞生——七年传习馆的存亡

第12章 十年《屈原》终成一梦

 第一节 最后的悲情岁月

 第二节 远行的孤独者

附录 田丰事记表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节 《殉道者》与“堂吉诃德”

都说云南的云，给人于梦幻与遐想。

文学大家沈从文说：“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

可云南的云，自有另一番美妙，往往一片云，就是一阵雨。

那一次去丽江。车行在苍山脚下洱海边的公路上，红土、绿植、云絮、蓝天，与阳光下的阴坡，波光粼粼的洱海，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不由使人感慨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如何在高原上造化出如此杰作的。

忽而天边飘来一片镶着金边的黑云，接着哗哗就是一阵雨。云飘走了，倏然，一道半弧形的彩虹，横架在苍山洱海之上。

空山新雨，苍翠欲滴、空气中漂浮着清新的泥土味，恍如置身隔世的梦幻中。我不由想起了远在天国，把卓越艺术才华和生命的黄金岁月献给了这方红土地的中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先行者、当代中国重要作曲家——田丰。也许，这位浪漫主义作曲家，此时正在天国中浸润着安详，享受着宁静，梦幻着他未尽的理想。

思维飘忽渐远，我耳边响起了云南一位艺术家朋友的话：“田丰没走，变成了一片云，停驻在彩云之南的明净蓝天中……”

五年前，在采访云南知名作曲家万里时，我听说了田丰。之后，行走在云南各地，不断听到人们谈及他。慢慢地我感觉到，尽管时间在推移，但“田丰效应”还在发酵；他的影响无处不在，有关他的艺术观念、个人传说以及传习馆的成败得失，在如今云南省文化艺术界的一些会议上，还常常被提及；人们对他的人格魅力、音容笑貌及发自内心的那种崇敬和敬仰，留在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记忆深处。

云南知名作曲家、原云南省艺术学院院长刘晓耕在他的《云南回声——晓耕合唱作品集》后记中写道：“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位圣人来到云南，他立刻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乐思如潮，创作了一批优秀合唱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合唱组曲《云南风情》。这位圣人就是著名作曲家田丰先生……”

2011年12月，在红河州歌舞团建团六十周年的大型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四川、上海及云南省内的专家们，再次忆及田丰。“田丰是云南文化艺术的启蒙者”。云南一位音乐教授如是说。

在许多人的叙述中，忽然我感到了有一种价值在闪光。为什么他离世十年后，那个“梦幻之地”——云南文化艺术界的精英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沦他？而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那些在国内声名显赫的音乐大家们，一谈及他们的故友田丰就啧啧叹惋。

那么，田丰究竟又是怎样一个人？他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如何？为何一位如此有名望的作曲家在死后，存折上竟然毫无分文？又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晚年离婚舍家，抛弃了优裕生活，走出皇城根下，在西南边陲一个穷乡僻壤中坚守了七年孤独与清贫？他创办的传习馆，对当代中国音乐的影响又如何？我的脑海中，一个个有关他的故事，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记忆尤甚的是云南女作家何真给我讲的那个故事。

二十多年前，在云南画家姚钟华家中，何真第一次见到田丰，姚钟华的一句玩笑介绍语使她颇为惊讶：“这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这个称谓有点不雅。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骑士小说看多后想入非非、失去理性的乡下绅士，是一个用硬纸做盔甲、骑着那匹皮包骨头名日“天下无双”的瘦马，用长矛独自与大风车厮杀、生活在梦幻中的游侠骑士。田丰又怎么与“堂吉诃德”挂上钩了？那一天，姚钟华将他为田丰画的一幅《堂吉诃德》，送给了他。这下，何真来了兴趣。

在与田丰深入长久接触后，何真感慨道，这是一位“悲情英雄”！那幅画，实质上代表着当时云南文化艺术界不少人对田丰的某种看法。

田丰的形象，在我脑中发酵，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时而“迂腐”，时而高大。我有了一种走近他的强烈渴望，希冀能“破门而入”，进入他的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民歌权威黄白在得知我要写《田丰传》后说：“田丰这人，非常值得写！”无疑，坚定的语气，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P30-33

两年前，雪钧小兄来我家，谈及想为当代中国重要作曲家——田丰写传并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持支持态度。两年后的2013年初春，也就是在田丰诞辰八十周年前夕，当三十多万字的《田丰传》书稿放在我案头并请我作序时，我心里为之一震。

为音乐家写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音乐写作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文学大家萧伯纳就曾说：“音乐写作(或乐评家)必须由具有相当功底和成就的人士来担任。除了具备良好的常识和对这世界的丰富认知这项基本条件之外，一个音乐作家还应该具备三个主要条件：一是必须具有高尚精深的音乐审美鉴赏力和趣味；二呢，必须是个熟练的写家；再则必须是个有经验的作者；到处都能找到这三项中缺一少二的作者，但只有这三项的完整结合才是优秀音乐作家所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还鲜见令人信服的音乐家传记作家。

显然，雪钧小兄已跨越了横亘在音乐写作路上的障碍。这与他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采访经验和方法有关。在近十年中，他单独采访了五六十位中外最知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和歌唱家，这从他已经出版的访谈录《离上帝最近的人》一书中可知晓；当然，还得益于他长期来对音乐的专注和痴迷，以及对音乐写作的激情。几十年来，他爱乐如痴，不仅接触大量的古典音乐作品，为了了解作曲家的创作背景和动机、作品的深刻内涵以及和音乐家的个性，他长期来坚持广泛阅读伟大作曲家、音乐家的传记，从中汲取养料，作出自己的艺术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表了不少鲜活有个性的音乐文章。有了这种艺术与文学的积累，《田丰传》一书的出版也就有了注脚。

《田丰传》让我看到了一个传记作者对一个他所陌生的写作对象从初识——认知——深入——客观——热忱的写作过程；一本传记著作诞生背后的艰辛，以及作者对艺术家的尊重所体现出的严谨的写作态度。

书中有一段话，使我颇为感动：“……我进入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漫长采访与写作。在将近一年时间中，我无数次往返云南、北京进行采访。在海口、武汉、重庆、南京、上海、西安等地追踪那些重要的见证者，在田丰生前工作过生活过的地方，寻访了六十多位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及亲属，在这些亲历者的口中，寻找他那鲜活的踪迹。并且阅读了几乎所有涉猎田丰的文字资料，查看了十几本参考书，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写作。……面对逾百小时的访谈录音，在近一年中，我埋首案头，陷入了痛苦的“分娩”之中。几乎每一个小时的采访录音，都得耗时四五个小时进行整理归类，分析考证与思考。我患上了‘录音恐惧症’，以至于一听到录音声就高度神经质，坐立不安，逃离电脑，这声音太折磨人。在漫长的文字游戏中，我恍如走进了一条黑暗的隧道而见不到光亮。许多个深夜，寂静的书房里，只有我家那只白猫，乖顺地趴在我的书桌上陪伴着我。而我唯一的快乐，就是眼见不断在增厚的书稿……”

我们想想，这对一个采访费用完全需要自筹、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后又毫无利益可言的传记作者来说，他的付出是多么大，他对音乐的热情有多么深？

在传记中，我还看到，作者力争将一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大家还原为凡人，让人们看到偶像的原生态。使你靠近他，就像靠近任何一个平常人一样。在他的笔下，“所有大师们的磨难、荣耀和挫折的经历，其实与我们所有人并无二致”。

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在不少写音乐家的文章中，要么是充满着详尽的作品注释和结构分析，乃至管弦乐配器法的细节，而忽视了那些鲜活而有生活气息的真实细节，仿佛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的个性与其创作和演奏毫无关系；要么充斥着大量的个人隐私或绯闻或逸事来抓人眼球，增加卖点，这是一个误区。

而《田丰传》则不同。洋洋洒洒十二章节，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田丰；一个与常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激情浪漫的田丰；一个天真的可爱的田丰；一个客观真实的田丰。”显然如雪钧小兄所说：“写单调、苍白的文献或资料式的文章，不符合我的兴趣和写作方式，我努力不让自己走那条路。于是我下笔时尽量避开那些深奥与枯燥的音乐技法。而我需要做的是：选择的主角他或她，必须是具有很高艺术造诣以及声望的公众人物；哪些元素让故事在本质上变得更有趣，具有持续的吸引力？文章如何能生猛鲜活，具有活灵活现的品质等等。”

我与田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交往是在1997年。那年，应广东省有关方面邀请，我与乔羽和田丰一起合作，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一台音乐会。为此，我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朱小丹等人相约，在昆明会合后，来到地处安宁市的田丰传习馆考察。那时的田丰神采奕奕，他酝酿已久的“一个伟大的文化梦想”尘埃落定，成为现实。

传习馆非常简陋但充满活力，尽管没有任何财产、没有整洁明亮的教室、钢琴与乐器等教具、没有课本及教材，以及它的未来前途将如何，可它拥有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珍贵的民间艺术瑰宝。这些瑰宝，全在民间艺人的心里、口中和脚下。

当然，传习馆的最大资源还在于，有一个非同一般、随时都在发现与挖掘民间瑰宝的音乐家，那就是田丰本人。田丰的客厅兼饭厅里，悬挂了一幅字：“有根就是福”。在他那由猪圈改造成的卧室兼琴房里，钢琴上方也悬挂着一幅字：‘心静则远，心洁则坚’，我想这就是田丰做事做人的准则。田丰当时对我们介绍说：“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所最贫穷也是一所最富裕的学校，是一所最平凡也是一所最伟大的学校。结论如何，将留给后人去评说。”他为民族民间“源文化”做出的努力和牺牲，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那次合作，我们非常愉快，音乐会也很成功。很多年后我又去广东，回忆起当年与田丰合作往事时，现任广东省省长的朱小丹在发言中，动情地缅怀这位远去天国的作曲家。

如上所述，田丰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中国当代重要作曲家。他才华横溢，激情似火，一生写出了许多音乐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创作于1970年的交响合唱《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便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精品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田丰被浩瀚深厚的云南民族文化艺术所震撼，为此，他远离北京，十几年扎根云南，创作出合唱组曲《云南风情》、大型乐舞《爱的足迹》和《红土情》等力作。其中，《云南风情》于1994年被国家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作曲家，田丰虽然辞世已经十二年，但他留下大量的音乐遗产，犹为重要的是，作曲家超越音乐本身，开启了捍卫中华民族“源文化”的先河。他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向全社会提出了“保护原生态文化”的严肃命题，昭示了一位艺术家在人类文化传承的危机时代的责任与风范。在当今充满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对艺术的无比虔诚精神以及他不受任何利益驱使、让“艺术自然流淌”的创作形态，实在难能可贵，是年轻一代音乐家的楷模。

作为“原生态”艺术的倡导者，他对民间艺术的发掘、保护与传承等方面的远见卓识，很多年后，终于使“原生态”在中国音乐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田丰传》一书中写道：“田丰之前的云南，是个素材基地，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等，都是外省市的艺术家在云南采风后，运用‘云南元素’创作出的优秀作品。为此本土艺术家们悲哀自己永远只是边缘化的产物。恰恰是田丰，发现了‘农民音乐根文化’的巨大价值，他拯救了一大批美妙悦耳、地地道道的少数民族民间歌舞，使它们免遭行将毁灭的厄运，成为人类的艺术财产。”

事实也如此，这些宝贵的民问文化艺术财富，使而今的云南在经济发展中大受其益、云南的少数民族大得其益、云南的艺术家大得其益。正因为如此，田丰对于云南人乃至中国人来说，是个不该被忘却的大作曲家。

传记中总结田丰“对活着的少数民族源文化的发掘、保护与传承的超前意识，乃至身先垂范的悲壮之举，使云南艺术家掀起了一场改变意识，重新认知与审视本土文化艺术价值的‘头脑风暴’。这些文化精英的意识大转型，直接推进了云南民族文化艺术的进程，乃至中国民族音乐史的进程”的观点，我对此赞同。

为中国当代出类拔萃的艺术家、音乐家作传，原本是我们文化部门应该做的事。然而遗憾的是，长期来，这项工作被疏忽了。

就拿田丰来说，他一生很低调，晚年时一心扑在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里，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鲜有书信、文章、音像等资料留世，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田丰作品的研究方兴未艾，可他许多作品的创作背景与动机，迄今仍是一个尚未揭开的谜，这令研究者们颇感头疼。

雪钧小兄的勤笔劳作，弥补了当前中国重要作曲家传记匮乏的某些不足。我以为，这样的传记，不仅仅是音乐家的传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纪录的某个时期的一段历史，也是对音乐史上那些重要人物的某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