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传统的GDP问题
导言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使用最广泛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GDP的计算是有国际标准的，而且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GDP的统计和概念基础。可是，虽然GDP主要衡量市场生产，但经常被看待成一个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标准。混淆二者有可能令人对人们的境况产生误解并导致错误的决策。
用金钱衡量经济表现和生活水平的做法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原因是，用金钱评价商品和服务易于把性质非常不同的数量加在一起。我们知道苹果汁和DvD播放机的价格后，就可以把它们的价值加起来，然后用一个数字对生产和消费作出表述。可是，市场价格不止是一种计算工具。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当市场运转正常时，一个市场价格对另一个市场价格的比率反映出购买者对这两种商品的偏好。此外，GDP记录经济中的所有制成品，不管它们是由家庭、公司还是政府消费的。因此，用价格评价它们似乎是一个只用一个数字记录社会在某个特定时刻繁荣状况的好办法。此外，在保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观察GDP所记录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似乎是一个表述社会生活水平实际上如何演化的合理办法。
事实上，情况要更为复杂。首先，有些商品和服务是无价格可言的（比如政府提供免费健康保险，或者家庭养育孩子），由此引出了如何估价这些服务的问题。其次，即使有市场价格，它们也可能偏离社会的基本估价。特别是如果特定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影响整个社会，那么个人为这些商品支付的价格将不同于它们对整个社会的价值。由生产和消费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并未反映在市场价格中，这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还有一个问题。谈论“价格”和“数量”的概念或许简单易懂，可是定义和衡量它们实际上如何变化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产品会有变化——它们要么彻底消失了，要么增加了新特点。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领域，质量可以非常迅速地发生变化。还有一些产品的质量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因此难以衡量，比如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研究活动和金融服务等。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买卖活动是通过互联网、在大减价的时候和在廉价商店中进行的，由此为收集数据造成困难。因此，正确地记录质量变化对统计人员来说是一项巨大挑战，然而这对衡量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这些决定生活状况的关键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低估质量提高的状况等同于高估通胀率，也就等同于低估实际收入。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份评估美国衡量通胀情况的报告（博斯金委员会报告）说，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这一情况导致年通胀率被高估了0．6％。这导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发生一系列改变。
欧洲人的讨论趋向于相反的方向：人们批评官方价格统计数字低估了通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通胀的感觉不同于消费价格指数体现的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觉得统计人员过度计人了产品质量提高这一因素，因而对国民实际收人的描述过于美好。
为了让市场价格反映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评价，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和处理相关信息。不用想就知道，这一条件不是总能得到满足的。复杂的金融产品就是一个由于消费者不了解而使市场价格不能传达正确经济信号的例证。电信公司提供的复杂和不断变化的捆绑服务是表明难以确保价格信号具有透明性和可比性的又一个例证。
上文考虑的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在时间和空间对比上要谨慎解读价格信号。对于许多目标来说，价格信号并不是一种计算数量之和的有效手段。这并不意味着利用市场价格来建立经济表现的衡量标准往往是有缺陷的。不过它的确说明要谨慎，尤其是要谨慎对待GDP这个经常被过分强调的衡量标准。
本章提出了5个方法来解决GDP作为生活水平指标所存在的一些缺陷。第一，在国民核算中强调cDP之外的其他既定指标。第二，增强对关键生产活动的实证衡量，特别是在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方面。第三，体现家庭视角。这对于考虑生活水平是最相关的因素。第四，把收入、消费和财富分布的信息加进记录这些因素一般发展变化的数据。最后，扩大衡量范围。特别要注意的是，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发生在市场之外，因此往往没有体现在既定的国民核算中。不过，如果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价格，那衡量这类活动的价值就需要估算价值。这些估算价值是有意义的，但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将首先讨论估算价值，然后再转向其他方面。P61－65
我坚信，除非我们改变衡量经济表现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改变自身的行为。
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的未来充满金融、经济、社会和环境灾难——它们最终将是人类的灾难，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生活、消费和生产的方式。我们必须改变决定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准则。
一场艰巨的革命等待着我们——我们完全能感觉到。
这场革命只有首先是一场我们头脑的革命，一场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倾向和价值观的革命，才能是完全彻底的。
如果不深人挑战我们描述我们事业的后果、行为的结果的方式，那么这样一场革命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关键方法应用于过去20或30年，这会导致我们改变对我们的选择的后果的评价；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模式是不恰当的，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表现是糟糕的，那么显而易见须要作出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在这些年取得了真正的持续的进步，那么为何还要改变？
我们的统计数字和账目反映我们的渴望、我们赋予事物的价值。它们与我们对世界和经济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人类和我们相互关系的看法是分不开的。把这些视作客观的数据——就好像是我们外在的、无可置疑和反驳的东西——无疑令人安心和舒服，但却是危险的。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我们到了不再自问我们的行动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要衡量什么和我们需要汲取什么教训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的头脑如何开始封闭的，留下一种不给人质疑余地的教条主义方式。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盲目地前行，却还确信我们知道要去往何方。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在专家——他们对自己的学识胸有成竹，和民众——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数据显示的情况完全不一致，之间造成互不理解的鸿沟。这是一条危险的鸿沟，因为民众最后会认为，他们被欺骗了。这是对民主的最大破坏。
在世界各地，人们认为他们听到的是谎话，数字是虚假的，他们被利用……。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多年以来，那些生活得越来越困难的人被告知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他们怎么能不觉得被欺骗了？
多年以来，人们被告知金融是推动增长的强大发动机，不料却在某一天发现，它积累了如此巨大的危险，以致让世界陷入混乱。难道还会有人不理解那些失去家、工作、养老金的人为什么有被骗的感觉吗？
多年以来，统计数字把日益强劲的经济增长描述为成功地战胜了供应不足，直至人们发现，这种增长威胁着地球的未来，而且它破坏的东西超过它创造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求人们努力、奉献和改变生活方式，否则就太晚了。他们觉得被骗了，这奇怪吗？
问题不是有谁要故意欺骗，因为不管是为GDP和价格指数的重要性作辩护的统计人员还是相信“公平价值”是衡量资产价值的最佳标准的财会人员都没有说｛芒耵ILo
问题源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发生了改变，而衡量标准没有同步改变。问题源于，最终，甚至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们用这些统计数字和账目证明它们没有证明和不能证明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对财富的描述误解为财富本身，把对现实的描述误解为现实本身。可是，现实总是最终掌握着决定权。
我们抱着错误的观点，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为供应不足和风险付出真正的代价。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可是这种真正的代价迟早是要付出的。到那时，账单要沉重许多，因为以这些错误的经济核算结果为基础的行为加重了供应不足和风险。
这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当前所处的状况。
我们形成了一种对数据的崇拜，我们眼下也为数据所包围。我们开始逐渐了解自身行为的巨大后果。
带着所有这些想法，在2008年2月，我委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一保罗·菲图西建立一个由世界一流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为了扭转我们面临的形势，我们必须打破陈旧的思维方式。最终要发起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必须在最高的专业知识层面上展开，而且必须是全球性的。
委员会成员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挑选的，他们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的。这些成员把他们的时间、智慧和学识奉献给这项任务。他们在18个月内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如今，已经在国际层面上发起了一场集体讨论。而且这场讨论将不断进行下去。
我要特别感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一保罗·菲图西。没有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由于他们的声望、威信和能力，我们才得以把如此众多的专业知识会聚起来。
这个委员会将带来改变。
这份报告将带来改变。
形势的发展确保了这份报告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出台。这场危机不仅使我们自由地设想其他模式、另一种未来和另一个世界，它还迫使我们这样做。
原本是不可能在一个相信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确定世界中发起这场讨论的。这份报告原本最多局限于学术界、局限于专家之间的讨论。或许会决定改变少数指数，或许会在少数细节上有进步。但是，在衡量事物的方法和看待数据的方法上是不会有改变的。我们原本不会被迫讨论我们的总体描述和我们行动的目的。
这表明，在当前形势下，这份报告不仅在学术上是重要的，在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它涉及的问题不仅与经济学家、统计人员和会计人员有关，还与政治有关。
法国将安排在一切与构建新的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秩序相关的国际会议、会晤和磋商中讨论这份报告的结论。法国将努力让所有国际组织按照委员会的建议修改他们的统计方法。法国将建议其他欧洲国家贯彻这些建议，从而作出表率。法国将相应地修改本国的统计方法，并把对这份报告的研究纳入法国所有公务员培训机构的课程。
假如在某一时刻，世界上所有身负要职的人研究了这份报告，并使自己与主流的统计和核算模式产生了决定性的最小距离，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做决定了，世界也将发生彻底改变。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思想倾向缓慢转变，也没有时间等待有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科学家和专家逐渐醒悟，然后期待在某一天收到效果。
在2008年2月，我感到急需摒弃那些根深蒂固于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并让我们自己骗自己的固定想法和教条。我感到急需停止对所有那些吐露他们的麻烦、困难、痛苦、疑问和焦虑的人们说：“你们错了，我们的统计数据证明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感到急需消除这种损害民主的充耳不闻式的对话。
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一保罗·菲图西交给我的委员会工作评估报告中，我注意到这样一句话：“虽然平均GDP在增长，但是多数人可能感觉自己的境况变糟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境况的确变糟了。”为了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清楚，为了让公开讨论回归到真理的基础之上，为了改变我们与真理的关系，我们的一些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如此直言不讳是绝对必要的。确实长期存在一个我们计算什么和如何利用计算结果的问题。专家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种讨论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明知我们的指标有缺陷，却还继续使用这些指标，就好像它们没有缺陷一样。它们使交流变得容易。最重要的是，这些指标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看法以及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质疑这些看法和意识形态似乎太肆无忌惮，以至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们倾向于等着矛盾和绝路自己显现出来。这一天已经到来。可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胜利远不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论。
知识、道德和政治斗争已经在那些因为无法改变思维方式或者出于私利而希望一切回到从前的人和那些相信再也不能和从前一样而且必须尽快作出改变的人之间展开。
法国已经选定了阵营。它将是一股提出建议和改变的力量。所有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人都肩负着历史的责任。
明天的世界不会再和危机前一样了，因为顽固的思想倾向已经被打破，再也不能封闭了。
明天的世界将不一样了，因为在各个地方，人们的心态都在改变，而且将不断地改变。
今后，不公、不当和愚蠢的行为不再是可以容忍的，也不会被容忍。
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在常识的指导下得以更快和协力实现这种改变，还是要等待新的灾难迫使我们实现我们无法主动作出的改变。
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政治家不能满足于充当管理者、不能只满足于应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协助改变。
他们必须发起改变，促进改变，确定改变的目标。政治是集体事业，是与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和宿命论作斗争的人类意志。它是我们都拥有的共同选择我们命运的自由。
形势紧迫。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确信的事情被击得粉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显得无能为力，一切都需要重建和彻底改造。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首要的政治问题是我们希望在何种发展模式、何种社会和文明模式下生活，我们希望把何种发展模式、何种社会和文明模式留给我们的孩子。
在经历了这么多过分的行为和错误之后，在面对当前如此严重的危机之时，在世界已经如此接近深渊之时，构建“文明政治”并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问题，不是一个与眼前的困难无关、无须现在就考虑的问题。它是一个需要立即回答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改变轨道。面对所有这些困难，我们无法满足于过一天算一天而不作长远打算；仅靠特别的解决办法是无法让我们摆脱危机的。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往何处去和追求什么目标。
委员会在考虑质和量、主观和客观、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关系时，显然在思考我们建立的、被我们叫作文明的概念，思考我们将用来判断我们所获成就的基础。
如果在我们对世界的表述中，人们在家庭中实施的服务与我们能从市场上获得的服务相比没有价值，那么我们就在表达一种家庭再也不那么重要的文明观点。谁能以为这不重要？
如果休闲活动没有计算价值，因为它基本上充满了运动和文化之类的非市场行为，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把高生产力的标准置于实现人类潜力的标准之上，这有悖于我们宣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谁能以为这不重要？
如果没有很好地养护交通基础设施，导致事故增加和维修费增加，甚至导致医疗费增加，但却使产量增加了；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拉大了家和工作之间的距离，并且加大了不安全性和排斥性的行为是对进步的积极贡献；如果精神紧张、压力和焦虑日益严重，给社会造成损害，还把为对抗它们的影响而投入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在经济增长之中——如果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进步的概念究竟还剩下什么？
如果我们在核算中不考虑公共服务质量的价值；如果我们仍然拘泥于一种只包括创造了什么而不包括毁坏了什么的经济发展指数；如果我们只看cDP——它在发生地震、火灾或环境灾难时就会增长；如果我们不把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从产出中扣除出去；如果我们不把未来规划包括在内；如果我们不考虑创新将加速资本贬值——那怎么能指望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和勇敢地面对我们的责任？
我们构建的文明取决于我们的核算方法，这完全是因为它将改变我们赋予事物的价值。而且我不光指市场价值。
我们的衡量方法使金融交易成为一种高附加值的行为。可是建立金融交易只是为了管理人为风险，而且金融交易会导致风险增加。如果金融交易造成了它声称要防止的动荡局势，那么这种服务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
如果我们的衡量方法过高估计投机较之于工作、企业家能力和创造性才智对社会的作用，那么这就会使我们的进步观点所依赖的价值体系发生危险的倒退，并把一种最终只会造成资本主义毁灭的矛盾引人资本主义的核心。
我们的衡量方法使我们的论证建立在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用平均数进行论证，那么我们就将根据越来越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数据打造我们的信念和作决定。平均水平的个体是不存在的，而且不平等加剧将使平均数更加远离实际生活经历，因为谈论平均数是一种避免谈论不公平的方法。
在数据崇拜的背后，在我们所有的统计和核算结果背后，是对永远正确的市场的崇拜。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并且能够确定一切东西的真实价格。
如果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如果市场永远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有不完善的市场，也有不完美的市场。
市场并未让我们感到它是重要的、它有责任感、它有计划有眼力——金融市场更是没有让我们感到这些。
我们不知道某项资产的价值，因为市场随时都在改变它的价格。事实刚好相反。
供需定律必须能够得到体现。 市场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社会事业和文明事业的建设不能只以市场为基础。文明事业是集体的意志和长期集体努力的成果。它不是瞬时供需矛盾的产物。
如果只是建立碳市场的供需平衡，那我们解决不了全球变暖的问题。我们也不是通过建立投机市场的平衡来设法控制经济和金融风险的。
我们不能只专注于市场提供给我们的数据。如果你在行动上表现得好像市场是一切事实的来源，那你最后就会真的这么认为。然而，如果这一想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就不可能处在现在这种状况。我们正在让市场和统计数字说明它们不能说明的事情。
我坚信，从现在开始，状况再也不可能是这样了。
这份报告没有告诉我们真理在哪里，但它的确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找真理。它敦促所有人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责任、采用不同的论证方法和作出不同的决定。这份报告没有简单地用一种统计方法取代另一种——这也是让这份报告如此充分和重要的原因。它粉碎的恰恰是教条主义观念。它让我们摆脱了禁锢我们的可悲观点，即因为只有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所以就不需要做更多决定。
这份报告解放了我们的思想。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解放我们的思想，由此增强力量，作出必要的改变。
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解放我们的思想，由此使我们摆脱因循守旧、保守主义和眼前利益。
这份报告无疑有助于这种努力。
在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等八条指导原则，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通知精神。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抓紧清理和调整考核评价指标。
这表明中央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实施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应该将哪些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并且如何衡量？《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是一个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的精华部分。这个委员会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一保罗·菲图西领导，成员为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
本书分传统的GDP问题、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三个部分，介绍了这一研究的成果。书中全面分析了GDP作为衡量社会幸福程度的标准的局限性，介绍了一系列大胆的新概念，从可持续的经济福利量到储蓄和财富的评估以及“绿色GDP”。为综合衡量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提供了建议。
本书中文版第一版于2011年出版后，得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亲笔推荐，推动了政界、学术界、新闻界以及广大民众对经济增长、民生问题等的关注和讨论。本书对于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精神完善干部考评制度、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价指标。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