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5·12”大地震后第一时间对北川乡镇书记的深度访谈录。乡镇书记是中国最基层级政府在危急时刻的决策者和非常时期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同时作为领导和灾民的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6月16日，“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计划在第一时间对“5.12”地震重灾区绵阳市276个乡镇中70%以上的党委书记进行一次深度访谈，最后实际完成260个。阿建是其中的主要访谈者，本书就是此次访谈的结晶。

本书力图用真实的方式记录“5·12”大地震，同时给基层的应急管理提供一些研究的案例，但由于作者情感的介入，使这部访谈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力度，作家的访谈对象不再是工作或研究对象，而是情感访谈的对象：工作的程序化和理性色彩由于情感的暗流而令人猝不及防，每每让人掩卷叹息。因此，访谈也是作者本人历经劫难的情感历程，他所遭遇的，也是灾难中每个人的遭遇，唯其真实和坦率，才知在难中的艰难和困惑。全书语言平实真切扣动人心。

引 子

第一章 访谈北川禹里乡党委书记 陈国兴

北川的蝴蝶与蜻蜓

陈国兴访谈录

北川的表情

第二章 访谈北川陈家坝乡党委书记 赵海清

受伤的心

赵海清访谈嫌

承受之重

第三章 访谈北川漩坪乡党委书记 张康奇

一面国旗，一张合影

张康奇访谈录

“全家福”与数学题

第四章 访谈北川擂鼓镇党委书记 代学好

喧哗擂鼓镇

代学好访谈录

救心擂鼓

第五章 访谈北川通口镇党委书记 赵蓉

危险的湖

赵蓉访谈录

心中的堰塞湖

第六章 访谈北川白什乡党委书记 席增斌

征兆

席增斌访谈录

良心

第七章 访谈北川曲山镇党委书记 王安平

泰山崩于前

王安平访谈录

寂静的废墟

第八章 访谈北川墩上乡党委书记 陆桂全

北川之劫

陆桂全访谈录

走出旷野

第九章 含泪听呓语

C君访谈录

垂泪的呓语

尾声 穿过花朵向上走

千言万语(代后记)

北川的表情

访谈结束，陈局长给刚才匆匆来又匆匆走了的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打了一个电话，约他中午一起吃饭。说实话，我们本不该太多打扰他们，但老刘很难得跟他这帮兄弟见一面，我们也就心里略感不安地接受了陈局长的安排。

整个访谈过程都比较顺利。只是刚开始的时候陈局长略显紧张，说话有点散乱，可能是地震当时的情景重又浮现在他脑海里，使他思维跳跃语速加快。但他很快就平静下来，直到访谈结束，他的语速都是平缓的、平和的，微笑始终挂在嘴角。因此他给我的感觉是性情十分和善，而不像他自己所说是个性格很“毛”的人。

好在访谈并没有太多地影响他们的工作。访谈中与陈局长办公桌相连的老金，以及靠近门口的小席，一直在各自的电脑上处理自己的工作，偶尔用电话与外界联系。其他几位同事进进出出，也在忙着各自的事。访谈结束后，老金还私下跟我聊了几句，中心意思是他认为如果北川县城救援再及时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中午吃饭是在安昌镇上一家小牛肉馆，安监局几位同志都参加了。这里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接待用餐点。餐馆所在的那条街道上，来来往往有一半以上都是北川人。

本来说好不喝酒，可上了桌，转换了身份的老陈还是要了一壶酒，是北川自产的玉米酒。这种酒，口感醇厚，但很上头，我领教过。桌上除我、周玲和小张，其他全是北川人，这种场合，拿出这种酒，没人可以拒绝。

就是在酒桌上，老陈的语气仍旧是平缓的，笑容依旧是和善的。他的两位助手老金和小席似乎也受了他的感染，笑得很平和、说话很平缓。小席话不多，笑意只隐隐约约浮现在嘴角上；老金则显得很想说话，说完一句还爱带出一串笑，笑声像银铃一般的响亮，很有感染力。

他们脸上风和日丽，笑声仿若传说中的金黄色蝴蝶，轻轻飘浮在空气里，很容易解除人心里的防犯。气氛渐趋活跃。

老金首先谈起他们在地震中的历险。地震当天，他正和小席去乡上检查工作，地震把他们困在了山里。他和小席历尽艰险步行几天才脱离死亡地带。

他说，最初几天，他和小席是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的。小席还挽起裤腿给我们看了他受的伤。我在心里悄悄算了一下，刚才老陈说原安监局七个工作人员中遇难了三个，如果再加上失踪的老金和小席，那就只有两个在地震中算比较幸运的了。光这道“7-5=2”的算术题就能让人不寒而栗了！不过大难不死也值得庆贺，大家于是又喝了一通酒。老陈不露声色，却硬劝老刘干下去一大杯。听了小席讲他的脱险经历，周玲和小张佩服不已。小席人很年轻，体魄强壮，长相也很英俊，他说以前北川演历史剧他是大禹的扮演者，再由传奇经历这么一衬托，被女孩子景仰也是自然的。小张站起来以茶带酒给小席敬了一杯，口口声声连称帅哥，搞得内向的小席有点不好意思。这种场景让人产生一些联想也是正常的，好在我还能控制自己，没把脑子里的联想变成玩笑话甩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连续几大杯北川玉米酒下去，老刘有点顶不住了。他状态一显出，话题立马就切入实质性的内容。

老刘曾亲口告诉过我，地震后北川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都变了，不问别的，直接就问：“你家里这次遭(死)了几个？”地震后老刘跟这帮兄弟还是第一次见面，不等相互问，老刘这就主动切入话题，他说：“我这次父母都遭了，还有一个侄儿、一个侄女。”

“你爸爸不是住在绵阳你那儿吗？”老陈问。

“唉，别说了，他老人家在我那里住了一个多月，5月初硬是要回去，说在绵阳没有熟人，不好耍。”老刘口气里有点埋怨他父亲的意思。  老陈低声叹了口气，他没有说安慰的话。

这次地震，老刘的家里可谓损失惨重。地震之初，他家有六口人失踪。后来在山里电站工作的弟弟和在曲山幼儿园工作的妹妹分别被找到，而父母和侄儿、侄女却永远埋在了废墟里，连遗体也没法找到。地震头几天我根本见不到老刘的影子，虽然希望渺茫，他却一直在绵阳的各大医院里寻找。听那几天见过他的同事讲，他说话的声音都嘶哑了，但没见他流过一滴眼泪。说起家里遇难的亲人，老刘只是表情严峻，然后轻声叹口气，然后沉默，但他从来不流露悲伤。

地震后北川人的表情对外人来说真是一个费解的课题。

5月15号的晚上，我和老婆忙里偷闲从中心医院散步到南河体育中心。这里刚被开辟成灾民救助站，成卡车的北川灾民被源源不断地送到那儿。许多灾民在人群中相互寻找亲人、朋友。在一辆刚到的卡车旁我看到了两张不同表情的脸。一个十八九岁很漂亮的羌族女孩找到了她的父亲，她叫了一声“爸”，就上前抱住父亲流泪。旁边有一位她的熟人，三四十岁的妇女，表情很坚毅，抚着女孩伤心的背对她说：“没得啥，莫哭，你看你们一家人又团圆了，多好呀。”女孩转过身来拥着这位妇女，又默默地哭。哀伤和坚毅两种表情同样感人。

还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用“眉飞色舞”来形容也不为过。

在九洲体育馆有一位朱姓妇女，是曲山镇做粮食生意的老板。地震让她十几年的辛勤努力毁于一旦，但她说起这些事情来就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滔滔不绝甚至有点亢奋。但她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当她说起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我问她：“你现在怕不怕死人？”她突然停顿下来，想了想，说：“我现在不怕死人，我怕楼房！”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真的流露出了恐惧。

但我见得最多的还是不露声色甚至漠然的表情。

在九洲体育馆我们服务的14区，有一位协助我们工作的北川县团委的女孩。女孩长得很秀气文静，是到北川工作的“优大生”。有一天工作相对轻松的时候她头一次谈到了她自己。她说她男朋友是北川县公安局的民警，地震前他们正在商量结婚的事。

“就在地震前几天，我们俩逛街，他还指给我看一栋楼房，他说，我们结婚就买一套这样的房子！”说这话时她脸上闪过一瞬幸福的笑。

“地震以后，我只要看见警察就问他在哪，可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她的男朋友从此在她回忆里定格。可这一切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是那样的轻松平淡。

她的一位女伴就在一旁，更平静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爸爸这次也遭了，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呢，人死又不能复生。”她女伴说。女孩笑逐颜开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们俩又各自从容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事后我才知道，女孩的男友是北川县公安局曲山镇派出所的治安民警李宇航，地震一瞬间，曲山镇派出所的八名干警全部遇难。李宇航的父亲，就是北川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跃进，被央视称为“震不垮的北川民警”。但是有细心的观众发现，李跃进在央视直播中转过身的时候，在偷偷地抹泪。女孩泪已干，但铁汉也有情呀！

这时，老刘突然问老陈：“你儿子遭了是吧？”

“对。”

一听这话，我呆住了。跟老陈面对面一上午，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和善的笑容里竟掩藏如此悲伤的内容。

“18岁，在北川中学读高二，一米七八，比我还高。”老陈说完竟然又笑了笑，脸上甚至还泛起一丝自豪。

我一时哪里去找话安慰！于是只能学他们，低声叹口气，想借此搪塞过去。周玲和小张已经吓傻了，惶惶然，一味埋头装吃饭，不敢抬头跟人对眼神。

老陈的左边坐着老金，既然已经说起这话题，他也就自然接上。

“我一对双胞胎的儿子遭了。”老金微笑着说。

依次轮下去，桌上有失去女儿的、有失去父母的，不堪一一描述。在座的五六位北川人，竟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

到了小席那儿，小席什么也没说，只是一笑。我心存侥幸又有些害怕，老刘悄悄说：“他老婆遭了，他们还没有孩子。”我心里格登一下：我的天，刚才幸好没拿他跟小张开玩笑！

这顿饭吃下来，我是惊吓多于悲伤。来之前我知道北川暗藏险恶，原曾想险恶藏在高山峻岭间，没曾想险恶就在眼前；原曾想险恶藏在悲伤的表情中，不曾想险恶竟藏在微笑的表情后面。回头再想想此前的种种情景：老陈访谈中反复强调的他那1696个学生，以及他一带而过的任家坪北川一中；老金对县城救援的保留看法；小席面对景仰他的美女时不太自然的笑容，原来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那么深刻的内心伤痛。

震后的北川人内心如同一片废墟，里面埋藏着他们所有的真挚情感和美好回忆。他们的心就像那阳光下飘浮在废墟上空的金黄色蝴蝶，梦幻般扇动着翅膀，仿佛怕一不小心，梦会破碎，成为一种可怕的现实。

有一次我从安昌镇乘坐曲山镇政府一位司机的车回绵阳，路上闲聊，他说他父亲遇难了，他们一家四兄弟，地震后一直不敢回已经成为废墟的家去看，直到7月份，他终于忍不住了，想回到废墟里去找点他父亲的遗物留作纪念……他突然回过头来问：“你猜我找到了什么？”我不敢猜。他说：“我找到了我父亲的一条腿！”我不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对他的刺激。车已进市区，街上华灯初上，那一刻，我仍然是找不到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话，只好沉默着让他把我送回家。从那时起，我就理解了北川人面对废墟的心态：魂牵梦萦，却又害怕面对面。

这时候，传说中那飘浮在废墟上空的近乎虚幻的金黄色的蝴蝶，以及那扑面而来的风中蜻蜓，再次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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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6日下午，一个非常晴和的日子。我们陪同香港大学副校长周肇平一行，默立在北川县城上方三道拐。两山之间，即是那著名的北川县城遗址。阳光白得晃眼，县城上方笼罩着空灵般的静寂，只有蝉鸣和偶尔的一两声鸟叫。北川县接待办的小张向我们介绍说，每当天气晴朗，县城上空就会飘浮着许多金黄色的蝴蝶，轻轻盘旋，在阳光下十分美丽。她说，北川人相信，这些蝴蝶是已经去往天堂的遇难同胞舍不得美丽的家乡，回来看看。听了这话，让人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港大中国事务部副总监黎慧霞女士，一位年轻的大眼美女，红着一双泪眼，凝望着县城遗址。刚才一下车，她就泪流满面。满头银发的周肇平先生则自始至终表情凝重。

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未见到传说中的美丽蝴蝶，却突遇一阵山风袭来，风中夹带着几只蜻蜓，拍打人的衣衫。小张神色陡变，她说：“快走，要下雨了！”这是山里人的经验，蜻蜓乱飞，是下雨前的预兆。小张的草木皆兵，让我们隐约感到，平静蕴涵风暴，美丽暗藏杀机。

两个月后，9月24日的那场大雨，证明小张的惊慌不是空穴来风。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5·12”特大地震突发。

6月16日，“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绵阳工作站在绵阳市委党校挂牌成立。行动小组有一个计划，要在第一时间对“5·12”地震重灾区绵阳市276个乡镇中70％以上的党委书记进行一次深度访谈。实际上最终完成了260个，访谈率达到了94％12~上。

之所以选择乡镇书记作为访谈对象，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乡镇是“5·12”特大地震受灾最重的地区；二是在中国最低层级政府中，乡镇书记是实际的决策者。我们需要知道，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乡镇党委书记们做了些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对“5·12”特大地震这段历史的一种特殊真实的记录方式，其价值日后当难以估量。

访谈组由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的周玲老师挂帅，北师大的三位硕士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绵阳市党校系统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协同参与此次访谈。周玲老师还专门对各县党校选派的老师进行了访谈前培训。

我们对276个乡镇按受灾程度进行了划分，地震重灾乡镇和唐家山堰塞湖受灾乡镇由工作站核心成员亲自访谈。北川县委党校在地震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已完全无力开展工作，北川县20个乡镇的访谈只能全部由我们工作站的人员担当。

我们是从外围开始，小心翼翼接近北川的。从绵阳到北川，不足70公里，我们迂回了33天。

6月18日，我们访了第一位乡镇党委书记——江油市文胜乡王成。经涪城、游仙，过平武、安县……7月21日，我们才来到北川，访北川羌族自治县安监局局长、原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们知道，北川是一块不可轻易触及之地。

北川县某位领导在一个公开场合曾说：“5·12”地震伤了北川人的皮肉，唐家山堰塞湖伤了北川人的筋骨，“9·24”泥石流伤了北川人的心！

我看过一组照片，拍摄人是唐家山所在地、曲山镇大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唐祖华。照片令人惊心地展示出当初我们站在三道拐所看到的一切，如今都已经面目全非。北川在经历短暂的平静之后，再次惊心动魄。有人猜想，这就是压垮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继地震后北川干部和百姓遭受的最沉重一击。

“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的英文名称是Wenchuan Earthquake Taskforce，简称WET。WET是一支特遣部队，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而来。

看过北川地震第一时间所拍照片或录像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地震后天空一片黑暗，山在垮塌，只有南边的天空有一丝阳光透过来，要迎向光明，寻求生路，就必须穿越废墟，哪怕要经历那一段可怕的死亡之路。  经历地震以后，北川人的内心也如同一片废墟，看似平静，却暗藏惊险。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鼓足勇气，然后再进入这片废墟。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但我们不清楚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不知道战事会怎样演变、惨烈程度如何，但我们知道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面对废墟我们只能选择穿越，绝不能停留在原地！

千言万语

这里的文字所要传达的实际上只是我自“5·12”大地震以来的一份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我感受到的，原原本本，不敢妄加修饰。面对如此重大之人类与自然事件，卑微者若我只是想以我个人的视角呈现两样东西：事件之一种真实；事件中的人带给我的感动。

经历了“5·12”地震的，我对事的矫饰和对人的矫情都是不能接受的。此言既出，反躬自省，我感觉自己在说上述这番话时还是有点矫情，于是把自己放低、再放低，说出实情：从我心底来讲，做这件事的初衷只是想完成一次个人的情绪排解，或者说，一次自我精神救赎。

所谓言为心声。“5·12”地震后，经历太多，积郁自然也就多。“5·19”那天又错过了用眼泪宣泄的机会（那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力流泪），这以后就再没痛痛快快地排解过。千头万绪摆在面前，很累人，千言万语闷在心里，很伤人。

我是教师出身，嘴巴是我们基本的生存工具，说话，甚至说废话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技能。没想到地震我是逃过来了，原先那套巧言令色的功夫却像是给废了。我是讲应急管理的，记得去年3月底有一堂外请课，本人自我感觉特好，那堂课讲得来是风声水起，上午讲完课下午还兀自在那儿激动着（现在想起来，有些汗颜）。说来也巧，“5·12”当天竟有两个班该我上应急管理课，为了赶场我是倒来倒去，结果就把下午的课给倒没了。没想到一场地震下来，一切都改变了。

地震后两个多月，原先请我上课的那个班让我去补上“5·12”下午的应急管理课。我拖把椅子坐到讲台边，千言万语在心头，却怎么也提不起那口用来说话的气，那时候，就觉得语言是多么的无力啊！如果说原先的我是“废话多于文化”的话，现在的我只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我知道自己已成了“5·12症候群”患者，具体症状：内心极其敏感，表达能力丧失。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

幸好，脚印来了，搭救了我，要不然我接下来真得去找心理医生了。

去年8月，与脚印在绵阳的一次偶然谈话重新激活了我表达的欲望，让我第一次有了用文字把个人见闻和感受记录下来的想法。对于完成这一任务，起初我并没有太充足的信心，后来在脚印的循循善诱下，自己把心态放平和了，文字也就顺顺当当地出来了。文字出来了以后，我试着回过头再去看看，居然每看不足数页，就会自己流出眼泪来。奇怪了，我原来没想过要动声动色呀，那些文字怎么就变得如此的情感化了呢？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好多的情绪、情感都沾染到文字里去了。唉，这才叫“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呀。原来不必刻意，也能传情。感谢脚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位“5·12症候群”患者用对个人经历与感受的回溯完成了一次彻彻底底的自我排解与救赎。现在，我的心里畅快多了，症状也缓解了许多。

地震只是一种自然现象，“5·12”却是一个巨大事件。有说这次地震千年不遇，换言之，人类数千年积攒起来的智慧也不足以体认这一巨大事件。果真如此，我所说要传达“事件之一种真实”就是在妄言了。别说全部的真实，就是“一种”也很难做到。但是“真”和“诚”其实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指向客观，后者指向主观。渺小者若我，如果没能力保证自己表达的一定是“真实”的话，我至少保证自己是在努力一种“诚实”的表达。出此考虑，我把书中全部的文字明确分为两类：客观的和主观的。前者是原生态的语言，后者是我的感受的文学。客观部分的文字，我尽量保存它的原生态，避免矫饰。

此前，我读过一些访谈录，我不太赞同把口述者的语言转换成作者的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这样做既丧失了原生态语言的生动性，也失去了原生态语言所特有的那种现场氛围感。这两样东西都很宝贵，只在原生态的口语中才有，一转换成书面语，立即消失。第二个问题，如果讲述者是用心和感情在讲述的话，他的语言本身是有生命的，它自成一个世界。在这个有生命的语言世界里，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其丰富程度，超出转述者的想象，甚至超出讲述者自己的本意。这其中有多少信息我们读懂了呢？不肯定。既然不肯定，就最好别割裂它，保留其鲜活性。说句实话，主观部分的文字我写得比较顺也比较省力的，反倒是客观部分的文字，我是费尽了心思：有时候一句录音要反复听上几十遍，生怕转述错了，曲解了当事人的原意；有些地方的一次停顿、一声咳嗽，甚至于一句口误，我也是尽量保留；方言，声高声低，宁愿加注释，也要保持原貌，生怕因为自己的擅做主张，丢失了话语中的那些“意义”或“意思”。我就是带着这份诚惶诚恐，来努力贴近事件的“真实”的。当然，有些时候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或读者阅读心理的考虑，?某些文字必须做点“活儿”，但原则是：可以删减，但不篡改。

再说感动。如果说一件事让您动了感情，那么动了您感情的，不是事件，而是事件背后的人。“5·12”作为一个巨大事件，在一瞬间把人还原到了本初状态，那一刹，做什么，靠的是本能，想什么，全源于本心。人在那种时候，是没办法做任何的矫饰与遮掩的，这时候释放出来的，是人的本性；隐含其中的，是世界的真谛。访谈中与当事人的每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都是一次与人性中最本真部分的遭遇，令我的灵魂震颤。为了这，我要真诚地感谢每一位访谈对象，是他（她）们让我有幸见证了什么叫人性的纯粹与高贵。

您在这里见到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基层党政干部。说实话，对这个群体，公众了解得并不多，在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下，他们受到的诟病也远多于赞赏。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某个群体的集体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果如何？这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吧？“5·12”事件给这个特殊群体强设了一种规定情境，让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角色意识做出反应。在与访谈人物的接触和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角色塑造是通过他们一次次的艰难选择来完成的，这些选择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定角色的强烈使命感，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巨大牺牲。我在为每一个角色的完美塑造感动的同时，也禁不住要为角色背后个体的巨大牺牲承受深深伤痛。从走近他们直到现在，我的心里始终充盈着一种悲凉感。但是我也明白，“历史”留给人们的不应该仅仅是伤痛，还应该有伤痛过后升华出来的智慧。“历史”终究会翻过去，未来必须要有希望。人类经历了一场如此惨痛的劫难，必须要从伤痛中升华出一些“智慧”来，才能让逝者获得安慰，让生者找到希望。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对我来说，访谈中接触到的每一个对象，都是映照真实世界的一粒沙，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就是我的菩提。如果我的千言万语把这份感动传递给了您，那么这就是您的菩提。“5·12”以后，我的心里萌生出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感。正是靠着这份虔诚，我才在悲伤中找到了方向，重压下有了力量，学会用真诚去做事，用感动去待人。

作为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亲历者万万千千，见证者也何止千千万万，这里的千言万语，只是“历史”留在我个人心里的一份难以抹去的印记，如果多年之后它能够成为人们对“5·12”大地震和北川的一份记忆，那我这份功课就没有白做。为此，我要深深地感谢“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成员和绵阳市委党校的同事，感谢他们“5·12”以来用真诚的感情为北川做的一切，也感谢他们给予我个人的所有教益和帮助。

谨以此千言万语献给在“5·12”特大地震中遇难的北川同胞！

阿 建

2009.3.21于四川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