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近年来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加拿大作家，佳作频出，屡获大奖，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是时下国内外文坛学界关注的热点人物。

《使女》是一部未来小说。未来小说在西方批评界也被称为思辨意味颇浓的“悬测小说”，它描写的是未来之事，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未来小说尽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丰富文化内容。它讲述已成历史的未来，从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

这部小说描写的最远时间距小说写作时间两百多年，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来二十一世纪初的亲身经历，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正如所有的未来小说一样，它的叙述时间立足于某个未来时刻，讲述在那个时刻已成往事的未来。它属于未来，但故事离我们却不是遥不可及。而可企及性，正是未来小说的着眼点——按照当今社会的现状，发展下去，就会如何如何。这个发展的趋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若是正面的发展，即成为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中最美好的社会；而若是照负面因素发展下去，未来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乌托邦的境地——成为假想中政治、经济情况一团乌黑的地方。

1.夜

2.采购

3.夜

4.等待室

5.午休

6.一家人

7.夜

8.产日

9.夜

10.安魂经卷

11.夜

12.荡妇俱乐部

13.夜

14.挽救

15.夜

史料

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抬头望去，雪白的天花板上是一个花环形状的浮雕装饰，中间是空的，由于盖上石膏，看起来像是一张脸被挖去了眼睛。过去那个位置一定是装枝形吊灯的，但现在屋内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都拿开了。

一扇窗，挂着两幅白色窗帘。窗下的窗座上放着一张垫子。当窗子微微开启——它只能开这么点——徐风飘进，窗帘轻舞，我便会坐在椅子或窗座上，双手交叉握着，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阳光也从窗户透进来，洒在光亮耀眼的细木条地板上，我能闻出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张碎布拼成的椭圆形小地毯。这是他们喜欢的格调：既带民间工艺色彩，又古色古香。这都是女人们在闲暇时利用无用的碎布头拼缀成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勤俭节约，吃穿不缺。我并没有被浪费。可为何我仍觉得缺少什么？

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加了框却没装玻璃的装饰画，是一幅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花还是允许有的。但我想，不知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画，同样的椅子，同样的白色窗帘？由政府统一分发？

丽迪亚嬷嬷曾说，就当作是在军队里服役好了。

一张床。单人的，中等硬度的床垫上套着白色的植绒床罩。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我尽力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为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其实有许多事根本不堪去想。思想只会使希望破灭，而我打算活下去。我明白为何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没装玻璃，为何窗子只能稍稍开启而且还装了防碎玻璃。其实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我们会逃走。逃不了多远的。他们害怕的是我们会用其他方式逃避，那些你可以用来划开血管的东西，例如锋利的碎玻璃。

不管怎样，避开这些细节不谈，这里就像是一间为无足轻重的访客准备的大学客房，或是像从前供境况窘迫的女子居住的寄宿宿舍。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对我们中间还谈得上有什么境况的人而言，其境况确已陷入窘迫。

不过，至少一张椅子、一束阳光和几朵花还是有的。我毕竟还活着，存在着，呼吸着。我伸出手，放到阳光下。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享受特殊待遇。她向来对非此即彼情有独钟。

计时的铃声响起来了。这里的时间是用铃声来计算的。过去，修道院也曾如此，而且修道院也一样几乎没有镜子。

我从椅子中站起，双脚迈进阳光里。我穿着一双红鞋，平跟的，但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为保护脊椎。同样是红色的手套放在床上。我拿起手套，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仔细戴上。我全身上下，除了包裹着脸的带翅膀的双翼头巾外，全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裙子长至脚踝，宽宽大大的，在乳房上方抵肩处打着褶皱，袖子也很宽。白色的双翼头巾也是规定必戴不可的东西，它使我们与外界隔离，谁也看不见谁。我穿红色向来难看，这颜色根本不适合我。我拿起采购篮，挎在手臂上准备出门。

房门没上锁——我不说我的房间，我不愿这么说。事实上，它连关都关不紧。我走进地板光滑的过道，过道中间铺着一条窄长的灰粉红色地毯。这条地毯如同林中小路，又像是王室专用地毯，它替我引路，为我开道。

地毯在前面楼梯口处折了个弯，沿梯而下，而我也顺着它一手扶着扶拦下楼去了。不知被多少只手摩擦得温暖发亮的扶栏是由一根完整无缺的树干制成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整座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为一个大富豪家族建的宅屋。走廊里，一台落地式大摆钟正一左一右地摆动着，旁边一扇门通往舒适温馨的前起居室，里面夹杂着肉欲的气息与暗示。我从未在这个起居室里坐过，只在里面站过或跪过。走廊的尽头便是前门，门上方的扇形气窗是彩色玻璃的，上面绘着红色和蓝色的花朵。

走廊的墙上还留有一面镜子。当我下楼时，只要我侧过头顺着裹着脸部的双翼头巾的边缝望去，便可见到这面镜子。这是一面窗间镜，圆圆的凸出来，活像一只鱼眼睛，而我在里面的样子就像一个变形的影子，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或是一个披着白色斗篷的童话人物，正缓缓而下，走向漫不经心、同时危机四伏的一刻。一个浸在鲜血里的修女。

楼梯底下有个挂帽子和伞的架子，弯木制的，长而浑圆的木杆在顶部稍稍弯成钩子的形状，宛若蕨类植物向外撑开的枝叶。上面挂着几把伞：黑色的那把是大主教的，蓝色的是他夫人的，而红色的则属我专用。我没去动它，因为我早已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是一片阳光明媚。我不知道大主教夫人是否在起居室里，她并非总是坐着。有时我可以听到她来回走动的声音，一脚轻一脚重，还有她的拐杖轻敲在灰粉红色地毯上的嗒嗒声响。

我沿着走廊，经过起居室和饭厅门口，来到门厅的另一头，开门进了厨房。这里面不再有家具上光剂的味道。丽塔正站在桌旁，桌面是白色搪瓷的，一些地方掉了瓷。她和往常一样穿着马大服，暗绿颜色，好像从前外科大夫的褂子。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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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

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记》，第30章第1—3节

这段出自《圣经》里的文字，记载的是远古时代，地球混沌初开、上帝创造人类初期时发生的故事。谁能想到，在人类进化到未来二十一世纪初叶时，它竟成了美国生活中的现实。怪诞乎？荒唐乎？但那却是发生在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Ie，以下简称《使女》)中基列共和国的真实情形。在这部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以超凡的想像力，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毫无公理、残忍野蛮的专制政权的黑暗统治。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是一个在宗教极权主义分子眼中无比美好的理想国度，另一方面，却是在这种政权下广大女性群体(也包括男性)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充当政教大权在握的上层当权人物“大主教”们生育机器的“使女”们梦魇般的经历。那里的社会构造，与我们的现实社会迥异却似乎并不陌生。在故事中，现有美国政府被国内原教旨主义信徒中的极端分子取而代之，成立了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当权者对《圣经》顶礼膜拜，进行纯字面的解读，亦步亦趋地效法模仿《圣经》里的生活方式，甚至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笃信所奉行的这一切足以抵抗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包括社会动乱、道德堕落、低生育率、环境污染与核废料的威胁，认为只要信奉上帝，一心顺从，便可以没有烦恼、不用思想。相信一切问题自有上帝安排，只要按上帝说的办，生活将变得轻松简单。他们生活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世界里：非好即坏，非明即暗，非真即假。没有中间地带，不存在非此非彼。

在这个世界中，女性的地位发生了质的改变。她们不再以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盛行的女性主义者傲视群雄、充满雄心壮志的女强人形象出现，一变而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被剥夺了财产和工作，生活天地从社会退居到家中，即便是基列地位最优越的大主教“夫人们”也概莫能外。女性被分门别类：夫人、嬷嬷、使女、马大(女仆)、经济太太、荡妇，能够发挥的作用除了采购、烧煮、洗刷、生育、管家，管理使女和提供性服务外别无其他。还有一类是年老色衰、不能生育或越规逾矩的所谓“坏女人”，她们被发配到与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一般可怖的“隔离营”生活在核泄漏和核废料之中。而小说中的“使女”更是一群身份暧昧的女人，她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真名实姓，所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均被抹去，代之以由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大主教的姓构成(如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意为“弗雷德的”)，使她们成了大主教们不折不扣的附属品。使女们以清心寡欲的修女形象出现，专门训练来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和修女一样，“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第2章)。她们也穿修女服，但其服装标记不是普通修女肃穆素净的黑色或白色，而是鲜血一般、象征性与生育的红色，“一个毫无特征、难以描述的红衣女人”(同上)。她们是“国有资源”，其职责是成为国家的精子容器和婴儿制造机器：“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妓，也不是高级妓女……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第23章)她们是没有自我的一群：“(家庭相册里)全是孩子的照片，但不会有使女。从未来史观的角度出发，扮演这种角色的我们是见不着的。”(第35章)

在这个世界中，男人也同样是受害者。一些男人比女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尽管有些男人特权在握，如当权的大主教、充当秘密警察角色的“眼目”等，但大多数男人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在性的问题上更是严厉苛刻：不准接触色情物品，不许有婚外性行为，实行包办婚姻，不许手淫，不许搞同性恋，要立下战功才有望得到婚姻，否则不得成婚。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笑声，没有生气。“这些草坪干净整洁，房子外观气派典雅，整修一新；看起来就像以往印在杂志上有关家居装修的精美插图。这里同样人迹罕见，同样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整条街活像个博物馆，又好比建来向人们展示昔日生活方式的城市模型中的一条街道。这里和那些插图、博物馆或城市模型一样，也不见孩子的踪影。”(第5章)整个社会讲究的是一板一眼，有条不紊。生活严谨刻板，毫无欢乐可言。各种恐怖、怪诞之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与“克格勃”如出一辙的眼目们，幽灵般无处不在，谁敢与当权者作对，必将受到他们的严厉镇压。他们与其乘坐的黑色篷车一道，成为基列国高压专制的象征。学校本是用来传播知识的场所，却被基列政权用来作为向女性灌输愚昧思想的感化中心，那里禁止读书写字，每天不绝于耳的只有《圣经》语录和充当统治阶级工具的嬷嬷们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谈。她们不遗余力地对选到感化中心的女性开顽启蒙，施以教化，企图令她们忘却自我，皈依教门，心甘情愿地成为荒唐政权中达官贵人的生育机器。而象征知识、希望的大学校园，则成了违背清规戒律者恐怖的刑场，学校的围墙也成了死人示众的地方。

这一切，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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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是一部未来小说。未来小说在西方批评界也被称为思辨意味颇浓的“悬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它描写的是未来之事，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未来小说尽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丰富文化内容。它讲述已成历史的未来，从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这部小说描写的最远时间距小说写作时间两百多年，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来二十一世纪初的亲身经历，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正如所有的未来小说一样，它的叙述时间立足于某个未来时刻，讲述在那个时刻已成往事的未来。它属于未来，但故事离我们却不是遥不可及。而可企及性，正是未来小说的着眼点——按照当今社会的现状，发展下去，就会如何如何。这个发展的趋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若是正面的发展，即成为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中最美好的社会；而若是照负面因素发展下去，未来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乌托邦的境地——成为假想中政治、经济情况一团乌黑的地方。对《使女》进行全面的审视，我们发现，这部小说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划分来定义，说它是乌托邦小说或反乌托邦小说。这部未来小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映，包含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阿特伍德一贯注重表现文学和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她曾经就《使女》一书说过这样一句话：“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绝非空穴来风。这里，我们不妨对假想国基列产生的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背景作一分析。

……

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妓，也不是高级妓女……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

——《使女的故事》

这部幻想小说可以被视为奥威尔《1984》的姐妹篇。书中描绘了一个将政府神化的极权政体，让人读来不寒而栗。即使作者的黑色幽默让人忍俊不禁，你还是会深感恐惧。

——E.L.多克特罗

阿特伍德刺穿了幕帘，揭示出人性中某些最黑暗、最隐秘、最猥琐的角落，写出了这个迷人，妙趣横生、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故事。

——《多伦多太阳报》

《使女的故事》延续了《美妙的新世界》诚实公正的传统，对反面乌托邦社会提出了预警。小说充满大胆想象．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体验。

——《环球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