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查德·贝尔菲尔德创作的《政治暗杀简史(揭秘政治袭击杀手及其幕后操纵者)》这本书中，国际阴谋论大师揭秘暴力、战争、革命及国家动荡的真相，全面解读世界暗杀组织、秘密情报组织、恐怖主义等鲜为人知的历史。

我们仍然生活一个有战争、有难民的世界。叙利亚溺亡小男孩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流亡难民的血泪史，背后隐藏着政治的博弈、人性的贪婪……而这一切，不是第一次发生。

从《政治暗杀简史》这本书中，国际阴谋论大师揭秘暴力、战争、革命及国家动荡的真相，全面解读世界暗杀组织、秘密情报组织、恐怖主义等鲜为人知的历史。

暗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动，它挑起战争，带来革命，引起民族和全球国家力量的动荡和变化。自古，伟大帝国离散的历史便是持续弑君的历史，它们的兴衰往往以暗杀关键人物来确定。当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暗杀的时代，尽管大多数现代政府并不愿意承认。

这本理查德·贝尔菲尔德创作的《政治暗杀简史(揭秘政治袭击杀手及其幕后操纵者)》并没有囊括历史上的每一次暗杀，也不是以“英雄”人物为主题的简单传说。事实上，它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故事，涉及道德沦丧的政客、追求私利的情报官员、甘受腐败思想束缚的恐怖分子和各种类型的罪犯。作者历经数年采访相关人士，搜集相关资料。曾身居要位的将军、国家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来自不同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员、军情评论家、时事研究员都为这本书贡献了丰富的知识与细节。伦敦历史档案馆、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等研究机构的相关资料，则成为书中事件的翔实基础。

最终我们会发现，每一笔暗杀几乎都与权力相关，每一个野心勃勃的人都想按自己的愿望来塑造世界。在这个昏暗的世界里，隐藏着人类贪婪、狂妄、多疑、相互利用的欲望，也隐藏着常人看不到、却在左右世界运转的真实力量的博弈。

致谢

导言

第一部分 暗杀计划

 第一章 从不留下任何线索

 第二章 选择杀手要谨慎

 第三章 杀一儆百

 第二部分 执行

 第四章 保持沉默

 第五章 让别人替你做肮脏的工作

第三部分 掩盖罪行

 第六章 自圆其说

 第七章 只要可以，安排一个替罪羊

 第八章 警惕活动中的势力

第四部分 后果

 第九章 明确你想达到的目标

 第十章 永远都要考虑备选方案

 第十一章 暗杀事件从未间断

后记

附录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美国海军航空基地……

定位代码：林肯，1954年……

对不经意的观察者来说，美国海军航空基地看起来像一个半废弃的空军基地。华盛顿的官僚们要么把它遗忘了，要么更糟糕的是，还没来得及关闭它。

一座未见其名的两层建筑物，正好位于一个幼儿园的上面，住着“暴徒”罗伯逊。他是中情局准军事行动人员，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老兵。他手段卑鄙，负责一个绝密的训练计划。这次行动的代号为PBSUCCESS，安全保密级别极高。其行动经费非常可观，预算是300万美元，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并且从政治高层一直到总统办公室都已明确。最终，这一行动耗资2000万美元，可没有人会抱怨。他所住的这栋楼挤满了电报机、通信设备、中情局人员、密码专家、分析师、秘书和军事后勤办公室工作人员等执行一场小型战争所需的一切。墙上有一张40英尺的图表，详细列出了相当规范的中央情报局政变行动的每个步骤：破坏经济颠覆政权，宣传诋毁削弱其领导人，连带贿赂收买可能有用的任何人，最后采取准军事行动夺取控制权。

对于那些其死亡能给美国带来诸多好处的人，有一个以其为目标的全面的暗杀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相关官员的话）。对于那些要开展暗杀行动的人（一群古怪陈腐的雇佣军和不称职者），专门为其行动编写了一本18页的培训手册。

该手册从基础开始讲起，为可能没有完全掌握所做业务基本知识的人员提供指导。该手册提醒这些人：“暗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使目标死亡……  而且死亡必须百分之百肯定。暗杀阿道夫·希特勒的企图没有得逞，就是因为计划中没有对此事给予适当的注意。”从维多利亚女王到阿道夫·希特勒，有大量企图暗杀的目标幸存下来，这一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教官希望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训练内容。

该手册帮助杀手通过基本的暗杀训练，并且指出，虽然可能赤手空拳打死目标，但是极少有人能非常熟练地做到这一点。对于初学暗杀的刺客，需要提醒的是，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柔道行家，也会犹豫是否要冒这个险，  除非别无选择。这本手册的建议清晰而实用：最简单的工具通常是最有效的暗杀工具——一把锤子、一把斧子、一把扳手、一把螺丝刀、一副火钳、一把菜刀、一个灯座，即任何“硬的、有重量的、携带方便的”东西。这些武器有两个优点——随处可得并且有“显然无罪”的特点，这对于刺客避免“行动前或行动后”被搜查的危险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教官最喜欢的武器。他指出，枪支“一直被高估了”。虽然在暗杀中经常使用枪支，但往往很无效。因为一般刺客通常对武器的局限性和技术知识不够了解。“他们希望提供的武器除具有可靠性以外，还要具有更远的射程、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强的杀伤力。”  他抱怨说。他用言简意赅的幽默语气提醒学员：“杀伤力强的机枪显然没有射死托洛茨基，在现场是使用了一把破冰铁凿成功解决此人的。”

钝性武器是犯罪小说作家都很喜欢的，但中央情报局的教官指出，这些作家“需要一些可供有效利用的解剖学知识”。这些钝性武器的主要优势是它们唾手可得：一把锤子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找到，而球棒到处都有，甚至一块石头或一根重量不轻的棍子就行了。他劝告想要成为杀手的人，袭击时要避开脸部的下半部分，即从眼睛到喉咙的部分，因为这部分能够承受巨大的打击，不会有致命的后果。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位教官喜欢利性武器（刀），因为这些武器可以现场获得。但他指出，掌握一定的解剖学知识会让刺杀成功的可靠性更高。对现代医疗所谓的腹部伤口，他警告说，没有解剖学知识，杀手无法保证攻击这些部位永远都会致命。

他最后的结论是，毫不奇怪，使用枪支“可能比使用其他任何手段更有效”，但是，选用适合的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他永远注重适用性，并且建议，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武器，都应该使之“提供至少百分之百的摧毁力，  这种想法曾被认为是必要的，但考虑武器的适用性应该不可忽视”。他梦想的武器是“一种视镜可伸缩的、封闭活动的卡宾枪，这种枪能射出重量不轻的低速子弹，而且内置准确性高”。但在1954年，这种武器还不存在。然而，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当关于供需的定律适用于这个领域时，这项技术也必将随之得以发展。虽然犯罪小说作家喜欢高速步枪，但专业人士却不然，他们更喜欢低速的，原因是低速步枪射出的子弹，在人体内缓慢移动，四处反弹，对人体的破坏更大，更可能置人于死地。P3-5

暗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动。暗杀组织是历史的标点，早于民族国家、常备军、国王和王后、君主和皇帝。暗杀挑起战争，带来革命，导致国家甚至全世界力量的巨变。暗杀不仅仅是谋杀。暗杀是采用阴险的暴力手段进行杀戮，被杀害的通常是（但不完全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暗杀的动机是明确的，目标通常是一个指定的个人或与之相关的小群体（往往是其家人及亲属）。暗杀是政治性谋杀，其中的动机，无论如何复杂，都与权力脱不了干系：没有权力的，通过暗杀获得权力；权力在握的，借助暗杀得以保持。

每一个伟大帝国的繁荣和衰落，都因权力、贸易、宗教和商业地位的制约而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当权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这个世界，暗杀使得当权者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从而让帝国传奇得以续写。

伟大帝国离散的历史是持续弑君的历史，它们的兴衰往往通过暗杀关键人物来决定。统治者来时风光无限好，去时却大多血泪成河。作为斗争的一种方式，暗杀被经常采用。当战火到来之时，男人通常选择匕首作为武器，女人（一般是这些要人的妻子和母亲）则宁可选择毒药。

所有这些古老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关键人物都特别容易遇刺。这些帝国高度集权，权力集中在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身上，并且他还掌控着对臣民的生杀大权。但是，正是皇权的高度集中，使得暗杀成为一条通向诱人的帝国霸权的捷径。权力归属于戴皇冠的人，但无论这皇冠多么华丽，它所具有的也只是一顶羊绒帽的特征：一个尺码适合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说了算。对于耍小手段和玩把戏的王权持有者通常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经历。虽然许多领导人认为他们是神在人类中的化身，但是由于直接进入一种源自他们所选择的虚无的、超凡的神的力量，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对抵抗残酷的死亡命运并没有任何保障，而死亡却总是被自己的亲属所掌控。所有这些帝国和它们的领导人，最终都踏上由暗杀者控制，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节奏，整个世界缩减为两个阶级：推动者和动摇者。

当今，最常见的暗杀形式是由国家赞助的，其普遍性远远超过大多数现代政府愿意承认的范围。这是常见的正常外交过程的扩展，而且比战争更划算。第二次海湾战争前，暗杀萨达姆·侯赛因的方案（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最划算的方案）在白宫记者通报会上被公开讨论。1这立即成为众所周知的“8美分方案”——因为购买一颗子弹的成本为8美分。但小口径子弹并不一定是首选武器。尽管有明确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总统使用暗杀手段2，但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认为奥萨马·本·拉登将会在阿富汗的营地会见其他基地组织领导人，布什的前任——克林顿总统，试图下令用巡航导弹袭击该营地来解决本·拉登问题。这当中，100万美元一枚的导弹成为现代豪华版暗杀工具。

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大帝遇刺，杀手所使用的工具（刀和剑）要原始得多。然而，在过去的2000多年，从事暗杀活动的每个人都从这次暗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它使暗杀策划者弄巧成拙：除掉了他们的领导人，却没人能够上台掌权，并且在恺撒血洒参议院台阶之后的三年中，他们相继死于非命，无一幸存。自这次暗杀事件之后，暗杀的操纵者开始鼓舌如簧地否认暗杀事件。除了恐怖组织，很少有人吹嘘自己的暗杀行动。然而，近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暗杀的时代。布什政府和以色列（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都把暗杀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前者曾经公开宣布过这一政策。后者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以“暗杀”闻名的阿萨辛组织，这个无情的秘密组织让1090—1256年的中东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

美国自1945年以来，暗杀事件主要作为一种秘密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过。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开始不再费心去掩盖其暗杀行动，并且在非常公开的场合企图暗杀卡扎菲、萨达姆和本·拉登。使用选择性暗杀对付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政策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被继续推行。无人驾驶的猎食雄蜂战斗机虽然是从巴基斯坦机场起飞的，却受到美国内华达州一个空军基地的控制和操作。他们已经卓有成效地暗杀了基地组织的高级指挥官，这些指挥官曾愚蠢地想逃离自己隐藏的巢窟。

在阿富汗地面上，北约联军派遣了一个名为“373特遣部队”的高度机密的黑色行动组织，用来搜捕一些目标人物，其抓捕名单上赫然在列的有2000多人。该名单曾被称为“高级行动”，现在美其名曰“joint prioritised effects list（JPEL，共同优先效应名单）”。JPEL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以及重要的毒品交易者。许多人被暗杀，经常在半夜死于床上。数千人已被抓获，并且未经审判就被带走处决或监禁。在这种类型的行动事件中，掌握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能够暗杀目标人物的能力——也仅仅是针对暗杀目标的能力。但这并不表明美国特种部队非常强大，也发生过几次妇女、儿童和平民惨遭杀害的事件。而在一次攻击中，阿富汗警务人员也被他们射击致死。正如每一个反暴乱指挥官都明白的，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是一场公共关系灾难。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唯一总理就是职业刺客的现代国家，这位总理名叫埃胡德·巴拉克，他领导了近代以来最大胆的谋杀行动之一。他于1973年4月6日装扮成一个女人（戴着黑色假发，浓妆艳抹，穿着女鞋，提着手提包，以手榴弹填充文胸），率领一支暗杀队伍，在夜间潜入贝鲁特，开枪打死了3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层人员。

现代的以色列自建立以来，暗杀一直是其实施公共政策的一种手段。但近来却打破了过去的限度，其政治家们现在热衷于对此类事件大吹特吹。2004年3月，以色列暗杀恐怖组织哈马斯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之后，他们自豪地吹嘘，这是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下的命令。但这只是为了确保在安全内阁表决会上能够获得多数投票，而不是为了掩饰命令是谁所下或谁应对此负责。

这次暗杀受到了除华盛顿之外的各地政客的谴责。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是其中最典型的国际政客，他称这次暗杀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和极不正当的”。1然而，暗杀从道义上讲却是多变的。2003年7月，美国军队暗杀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发射了一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击中他们藏身的别墅，并没有做出活捉他们，使他们按罪行接受审讯的尝试。这一次，英国却没有发出关于不法行为的言论。相反，斯特劳把责任归咎于乌代和库赛两兄弟，说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曾有机会离开伊拉克却没有选择离开。2而一位美国军方女发言人就不太慎重，说士兵们是“绝不轻浮的”和“绝对自豪的”，把101空降师进行的攻击说成是“踢屁股（海扁）”。她还说：“101空降师有一个令人自豪的军事历史传统，而这次攻击正好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随后，美国否决了联合国谴责这一暗杀事件的决议，而英国则弃权。这是自诩为“世界道义卫士”的国家的又一次胜利。

2010年，以色列暗杀队在迪拜的酒店房间暗杀了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嫌疑人分别持有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假护照，后来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此外，对于此事件，还有许多来自外交部和英国政客的剑拔弩张的陈词滥调（如“严重危害”“是一种耻辱”“需要全面调查”等），但仅此而已。这与1986年的做法相去甚远。当时，由于一位摩萨德特工丢失了一包以英国国籍为掩护的假护照而被披露，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冻结了摩萨德在英国的行动。这一次，英国从伦敦将一位摩萨德官员驱逐出境——这并不比采用武力报复轻。

相反，在以色列，人们庆祝迪拜的暗杀，并迅速被通俗文化所接受。一家名为“免费货仓”的零售连锁超市，模仿暗杀监控录像的内容，制作了一个电视广告，广告标语是“被击毙的价格”。这段监控录像是由一位参与暗杀的警察提供的，当时他正在一家超市附近游荡。

在暗杀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后，一切恢复如常。以色列在安全方面得到如下认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国际法律条款，使他们得以豁免。

1967年，他们袭击了一艘美国间谍船——“自由号”航空母舰，导致34人死亡、170人受伤。当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自由号”并没游离公海，而且船上美国的星条旗在东部地中海飘扬，相当醒目。这次袭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使用大炮和鱼雷分别从空中和海上轰炸“自由号”。尽管有证据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但以色列人却心存侥幸，声称这只是一个“误会”。仅这次事件的侥幸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正视的态度，使以色列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攻击任何我们想要攻击的人。

这种情况极少有例外，其中之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派暗杀小组去伦敦时，伦敦警察厅警告以色列驻英大使，如果他们的暗杀计划继续执行，这位大使将被指控犯有合伙谋杀罪。在矢口否认后，以色列暗杀小组打道回国了。

这本书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并非所有的暗杀行动都会在书中提及。相反，我把暗杀看作一种政治现象，并且试图找出其主题和贯穿历史的暗流——始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为，现在却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固定特征。没有哪天的报纸不报道来自世界某个地方的与暗杀有关的事件。政治领袖、政府部长、政治家、法官、警察、记者、工会积极分子和民权律师都经常遇刺，暗杀他们的凶手却很少被逮捕或被绳之以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杀手从过去的事件中学到了很多，并且成长为熟练的特工。现代的一些暗杀事件（如钱德拉·百色、罗伯特·肯尼迪、吉姆·琼斯、女警官伊冯·弗莱彻和伊扎克·拉宾遇刺事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杀手行刺了他们的目标人物之后便逃离现场，并非常有效地掩藏了自己的行迹。不过，这些只是特例，这些案例中留下的线索足以泄露机密。

关于暗杀，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大致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把每件事都看成是蓄意谋划的，另一个阵营则喜欢把每件事都看成是碰巧撞上的。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现实情况是，暗杀事件太过复杂，而不能完全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看法。并且，蓄意论和巧合论往往交织在一起，已经远远超出两者平衡而论的限度。

蓄意论的弱点在于它过多依赖于假想的事件关系，常常将关系与原因混为一谈。大量证据表明，在美国，意大利黑手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暗杀肯尼迪总统，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那样做了。因为每次暗杀都存在大量徒劳的策划和阴谋，关键是要把策划和行动分开。

这种复杂而矛盾的事件用巧合论方法来解释通常也是不够的。这是思想上在偷懒，不足以作为可行的分析手段，通常只有在难题得不到解决和大量证据被忽略的时候才奏效。例如，官方对戴安娜王妃之死的解释（官方称是由于司机酒后失控、鲁莽驾车所致，与他人无关）是仅有的没有任何可信证据的例子。

这次事件调查中使用了血液浓度测试，“证明”了司机亨利·保罗喝醉了酒。然而，这项技术令人质疑。1英国法律近二十年来并未准许采用这种不精确的检测技术，鉴定结果毫无价值。如果鉴定结果是准确的，那么亨利·保罗在发生车祸身亡约两个小时前到丽思酒店时，就不仅烂醉如泥，而且还会因体内有30%的一氧化碳而中毒。2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包括视觉模糊并出现重影、眩晕、恶心、不能保持身体平衡、思维不清晰、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语无伦次等。如果保罗饮酒过度，一氧化碳浓度又超标，他周围的人一定会立即察觉。然而很明显，他并没有这些症状。他用英语（他的第二语言）与戴安娜的保镖愉快地交谈，而丽思酒店的安保录像也显示他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有足够的把控能力，甚至能弯腰系鞋带，这些行为对于体内含有如此大量酒精和一氧化碳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的。迄今为止，还没有病理学家能够给出一个相关的解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解释是，这一事件是“一个谜团”。同时，事故巧合论的支持者应付这种尴尬的问题也只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这并不是巧合论支持者遇到的关于巴黎撞车事件的唯一麻烦。重要的目击证人并不支持司机驾车飞速驶去而无人靠近的看法。相反，他们谈到了当戴安娜乘坐的奔驰轿车驶入隧道时，一辆摩托车对其进行骚扰，致使奔驰车司机亨利·保罗难以保持直线行驶。然而摩托车驾驶员的身份却从未得到鉴别。不过，如果他的动机仅仅是要骚扰司机，那他犯有过失杀人罪。如果他的意图是引起撞车，那么他则犯有谋杀罪。

只有一小部分暗杀是自发事件，由患有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单独采取行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有两个或更多的人参与暗杀，用法律术语表达就是阴谋集团。

在尤利乌斯·恺撒刺杀案中，同谋者达60人。他们之间交易的条款是，具体行刺的十几人必须精诚团结，使恺撒倒于血泊之中，完成谋杀计划，使这次谋杀成为经典。

实际上，现代所有主要的暗杀都牵涉到这样或那样的情报和安全服务部门。在20世纪，几乎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暗杀，都是要么由他们执行、协助，要么被他们允许，要么是由于他们未能充分保护目标造成的——同一事件中往往蓄意和碰巧的因素同时存在，就像一杯充分摇匀的由蓄意和碰巧调和而成的鸡尾酒。

也有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其阴谋错综复杂，涉及首相、总统、间谍首脑、训练有素的杀手和世界上最奇特的武器，但由于其随意性，在最后关头以失败告终。如果事件出现在一个二级电影里，由于其完全不可信，观众会觉得毫无看点。

在电影里，训练有素的杀手知道，长期的徒刑将会随之而来，因此他们不会在暗杀目标的家门口露面，并且没有精神信仰危机。他们拒不招供，拒不投案自首。电影观众永远无法容忍这种牵强的情节，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竟然发生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个来自同一情报部门的杀手，一个接一个地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在小说里，顶级间谍首脑在与其政客会晤期间，不会用笔记下“不要提‘暗杀’二字”等字样，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会那样做。在最棒的惊悚片中，消声器是任何现代杀手的必备，而且往往效果惊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高收入、受过训练的杀手会将消声器扔掉，因为它会把手烧伤。

没有哪位好莱坞编剧会构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精明的杀手组织决定行刺一位政治领袖，他们同意掩盖他们的行径，并且只字不提他们的计划，也不会写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作为文件，使之广泛流传。但相反，他们实际上却那样做了。

电影里，炸弹总是在英雄逃离大楼时爆炸。没有哪位制片厂老板会容忍这样的脚本：一卡车的三硝基甲苯（TNT）由于邪恶的恐怖团伙忘了系上雷管而没有爆炸。但现实中这样的事却发生了。

第一个是俄罗斯的例子，第二、第三个是美国，第四个是英国，最后一个是伊斯兰圣战组织。

正如新西兰警方对法国人袭击绿色和平船——“彩虹勇士号”事件调查时发现的那样，业务不精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特色。受过高端训练的杀手带着粗制滥造的瑞士假护照和记有巴黎法国国防部直拨电话号码的笔记本，以及被忘记带走的潜水用的氧气瓶（配有法国标志）。他们被一个守夜人看见并记下了车牌号。正如一个法国老情报官指出的那样，犯罪现场除了一顶贝雷帽、一个法式面包和一瓶博若莱酒，他们不可能留下更多的线索了。

不足为奇的是，由于过去几年的大量披露，时下流行解雇世界上这些情报机构中笨手笨脚的傻瓜们，他们是英国常以完美的行动理由塑造的形象。尽管通过情报业务来运行，但是不称职并不是唯一的争论点。世界安全和情报部门具有所有大型组织机构的许多特点：官僚内讧普遍存在，并伴随着急剧上升的平庸无能。像其他臃肿的体制机构那样，无能和惰性难以控制。重度饮酒和以酒精为动力的偏执狂是常见的，世界上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有数量相当的醉鬼、心智失常者和强迫症患者。就他们所做的工作而言，很可能数量大得惊人。

情报人员把自己的大部分生命都耗费在人类情感的暗沟中。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使用诡计，表现出人类心理最丑陋的方面（诸如唯利是图、背信弃义、口是心非、贪婪、不忠等）。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个完全颠倒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失真的。道德只是一种幻想，那些从事暗杀业务的人的大脑关键部位受挫，切断了道德与行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系。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暗杀就成了当下流行的政治事件。

在1957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他的同僚——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军情六处（英国情报和间谍活动代理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联合计划。他们首先制造了一系列边境事件，为入侵叙利亚作掩护。该计划中提到，“应作出特别的努力，清除某些关键的人物”。拟暗杀的名单上列出了当时叙利亚的三位重量级人物：阿卜杜勒·哈米德·萨拉杰，军事情报处的头领；阿菲弗·比兹里，总参谋长；哈立德·巴格达什，共产党领袖。该计划还包括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权，这个政权“首先可能需要依靠采取镇压措施并任意行使权力”，也就是通常依靠酷刑、国家资助的暗杀来开展行动，并且全然不顾法治。老谋深算的政客麦克米伦牢牢地把控着计划，拒绝与他人甚至参谋长讨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积习已久的“长舌妇”，常常会“喋喋不休”。

这并非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唯一的一次涉足暗杀领域。大量的记录显示，在整个1960年，英国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和比利时人都在密谋暗杀颇具魅力的刚果民选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英国与华盛顿的情报人员、文职官员和政客（包括三个总理）在一次绝密的政府会议上讨论了这个计划的方方面面，这些人包括内阁成员以及总统或首相。

虽然这些讨论是秘密进行的，大西洋两岸的选民却被卷入了媒体的漩涡。1960年8月底，两位“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拍摄到穿着晚礼服的照片，两人显然是在进行即兴交谈。这是一次公关的胜利，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报道员（以及他们横跨大西洋的同行）告诉观众，两个伟大的领袖讨论了一切，从世界和平到英国纺织行业的绝望状态。“艾克和麦克秀”是麦克米伦的杰作，此后不到六个星期，他以绝对多数选票再次当选。

英国广播公司的观众并不了解他们的秘密议程：截至此时，英、美关于暗杀卢蒙巴的计划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在1960年7月的前几个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发出了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号召。中情局责令其顶级药剂师——代号为“QJ/WIN”的杀手准备一种致命的毒药，前往非洲暗杀卢蒙巴。在白厅的思路还不怎么清晰的情况下，英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认为“确保卢蒙巴从舞台消失”的简单方法是“直接杀了他”。不过，比利时人在联合国及其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纵容下，率先到达非洲。在遭受数天的严刑拷打之后，卢蒙巴最终被比利时人处决。

毋庸置疑，如果比利时人没有这样做，美国人也会杀掉卢蒙巴，因为他们在刚果有自己的暗杀小组，并与英国人密切合作。伦敦或华盛顿“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绝不会在道义上对暗杀一个民选领导人提出质疑。事实上，这位民选领导人只不过是想提高这个星球上一些最贫穷的人的生活水平——通过使用该国巨大的矿产财富造福本国人民，而不是靠暴富的外国投资者。1卢蒙巴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其政治非常接近独立战争中反对英国、缔造美国的人。他被美国人和英国人描绘成共产主义分子和俄罗斯的走狗，这被用作暗杀他的借口。

当英、美两国领导人正在谋划暗杀卢蒙巴的时候，法国处决了另一位具有魅力的非洲领导人费利克斯·穆米埃，他是来自喀麦隆的一个激进的政治家。穆米埃知道他自己非常危险，因为法国人当时正在执行一个重大的暗杀计划，目标是谋杀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支持他们的记者和学术界人士。穆米埃认为待在日内瓦是安全的，但正好相反，因为瑞士处于中立地位，对法国没有实际约束意义。穆米埃会见了一个他认为是记者的人，并劝说他的女朋友，她不跟随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他们将谈论政治问题，她跟着只会觉得无聊。但这位温文尔雅的、着迷于非洲政治的66岁的“记者”，其实是一位法国情报官员，他在穆米埃的开胃酒中下了致命的鼠药毒素。这是这种特别的毒药在暗杀中首次被使用，但制造这种毒药的法国医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毒药提炼不精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只是法国人无能的开始，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们的杀手用错了剂量。尽管存在这些失误，穆米埃两周后还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他存活的时间足够让那位十分可疑的瑞士医生为当地警察准备好证据，但这段时间也足够让法国政府派来的那名杀手逃走。瑞士政府签署了逮捕状，但杀手最终还是没有被抓到。

当法国情报局（SDECE）悄然以一个新的法国南部身份安置了其代理人时，德国警方正在审讯一位俄罗斯的杀手。此人在当年年初叛逃，他承认在德国执行了两次暗杀，一次是在慕尼黑，一次是在法兰克福。两个受害者都是自封的为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而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这四个国家分别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全球卫士，承诺要给世界带来和平，尊重法律，提倡宽容以及尊重人人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基本权利。然而，它们都积极参与暗杀活动，直接执行自己的领袖（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和赫鲁晓夫）下达的命令。

1959年和1960年，一个广泛而深入的计划在超级大国的首脑会议上被讨论。当时，这四大巨头大步迈上国际舞台，畅谈着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伟大事项，并试图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而实际情况是：艾森豪威尔曾参与龌龊的暗杀事件，试图扼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希望；麦克米伦和戴高乐撑起了他们摇摇欲坠的殖民帝国的残梦；赫鲁晓夫则利用帝国的力量，将纪律强加给苏联阵营里的卫星盟国。坐在这张会议桌上的人，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

如果这几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安全卫士有一个道义准则，那它们早已把指针扔掉了……

这本暗杀简史并不是一个以众多英雄人物为主题的简单故事。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故事，涉及道德沦丧的政客、追求私利的情报官员、甘受腐败思想束缚的恐怖分子和各种类型的罪犯。暗杀是一份心理失常、情感残缺、狂妄多疑、极端利己者的职业，这些人肆意奔走，一致倾心于他们有缺陷的信念：暗杀特定的个人，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并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有这样一个人，他偏激地认为英雄的地位是属于自己的。除了置身道德泥潭之外，他还拒绝参与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暗杀。

1960年10月，中央情报局一名高级官员迈克尔·马尔罗尼和一位计划局(被称为“特别秘密单位”)的副局长，被叫去见上司理查德’比塞尔。比塞尔是该情报机构野心极大的人物之一，在此期间，他是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所有秘密行动的负责人。他给马尔罗尼下的命令很简单：到非洲中部去干掉刚果民选领导人卢蒙巴。

选择马尔罗尼作为首要刺客着实令人感到奇怪。早在几年前fl~1955年，他就从泰国被撤回，在那里他是中情局驻泰国的临时负责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马尔罗尼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批评家，专门批评腐败和当地警方负责人保·赛亚农上校组织的毒品交易。赛亚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统治着泰国，他在巩固其军事独裁权力基础期间曾暗杀了很多对手，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赛亚农和他的军事领导同僚却颇受伦敦和华盛顿的权力代理人的喜欢，这些人并不赞同马尔罗尼从道德上反对与这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开展业务的意见。赛亚农是冷战中的一个忠诚的步兵，是抗拒寿南亚共产党的一个次要堡垒。由于马尔罗尼受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的关注．足以给他致力于犯罪以保证，并且不受国家的约束。-

在一次大胆而危及其职业生涯的举动中，马尔罗尼告诉正在调查中惰局暗杀计划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他曾拒绝去行刺卢蒙巴。他的这个异议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告诉参议员，他“在道义上反对’’暗杀，并且认为，情报人员应该慎重，明辨是非。他还告诉他们，当他第一次接受上司下达的暗杀命令时，他还担心犯罪的后果，并警告上司说，“在哥伦比亚地区(中央情报局所在地及总部)串谋暗杀可能会违反联邦法律。'’这一申诉被比塞尔“轻描淡写地驳回”了。然而，马尔罗尼妥协了：他同意到刚果去把卢蒙巴“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加以“压制”。正如他的上司告诉委员会的那样，虽然马尔罗尼对暗杀卢蒙巴“反应消极”，并因此没有执行任务，但他去刚果“只是这项行动计划制订的需要”。

当马尔罗尼到达刚果时，卢蒙巴一直受到联合国的保护。马尔罗尼的任务是设法将卢蒙巴交给刚果当局，这样就可以“由他的同行陪审团审判他”了。

这只不过是道义上一块小小的遮羞布。卢蒙巴并没犯罪，要‘t审判”他的“同行”也不是一个民选政府，而是他的敌人。一群残酷的心理变态的杀手，只要一控制他就可以保证将他刺死，也就是说，完全地按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白宫的要求去做。马尔罗尼了解这一点。在交互讯问下，他承认，卢蒙巴被这些叛乱分子处决具有“很大很大的可能性”。甚至不以摆样子的公审作为幌子。至于游戏到这里就结束，参议员们会毫不怀疑。在他们曾研究过的许多中央情报局电报中，这是使事情败露的原因之一，因为该电报透露了联合国驻刚果特别代表的看法，他将该计划描绘成“只不过是暗杀卢蒙巴的一个把戏”。

马尔罗尼在刚果时，遇见了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并得知有一种致命的病毒，而且他知道这并不是“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新药”。这种病毒已通过外交邮袋交付，并安全地送到了使馆，随时可以用于暗杀卢蒙巴。对马尔罗尼而言，在道义上无懈可击的地位得以确定，而且可以用他干净的手处死卢蒙巴之后，开始着手另一项棘手的任务，向联合国索要高额的保护价格，并且进入敌人的暗杀魔掌之中。

马尔罗尼到达后不久，中情局第一令刺客就到达了，其代号为“QJ／，此人直接向马尔罗尼汇报工作。紧随其后的第二个刺客代号为“wI，ROGuE”，此人甚至被当地中情局视为最无赖的合作者之一。其他中情局官员则将这两人视为“执行小队”的一部分。但马尔罗尼却认为他们是作为反间谍的成员出现在那儿的，他们将使卢蒙巴不受联合国保护。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断言，马尔罗尼宣称，他知道“QJ，wIN”是一个毫不顾忌的人，什么都于得出来，“包括暗杀”。

“0J厂ⅣIN”在中央情报局圈子里是一个有点儿名望的人，就连顶级上司理查德·赫尔姆斯也知道他。当被问及“QJ例I旷的能力时，赫尔姆斯告诉参议员：“如果你需要有人执行暗杀，我想你已经有了一个人选，他随时可以效劳。”

马尔罗尼的使命是成功的，这一神奇的壮举无愧于哈利·胡迪尼的高度赞赏。胡迪尼是这个世界上看护最森严并且设法逃脱的政治犯之一。中情局否认他们参与了这次谋杀，但他们的文件记录败露了马脚。在卢蒙巴逃逸后，次日发送的高度机密电报中，刚果的中情局人员告诉华盛顿，他们正在与当地政府合作，已得以撤军和封锁道路，这一战术已取得成功。卢蒙巴被他的头号敌人蒙博托捕获，此人是有史以来最邪恶、最腐败的心理变态者之一，他曾经统治某个非洲国家。卢蒙巴的下场是不为人所知的，毫不奇怪，美国大使馆并没有施加压力，要“他的同行”“审判他”，而是在一份高度机密的电报里同意直接让马尔罗尼负责的杀手“QJ／WIN，，去斯坦利维尔杀掉他。中央情报局唯一关注的是他们的刺客是否被捕获，因为在多大程度上会“使美国受到此次行动的牵连”。  马尔罗尼为自己和中情局人员的行动找借口，他告诉参议员：“我所了解的所有人行事真诚。我想他们的行为也许不是出自良心，而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信念。他们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美国的最大利益的考虑。我认为我们有太多的‘德国优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上司说可以。他们当中没有本质邪恶的人，但是在这方面你的做法恐怕多半是错误的。，，

马尔罗尼自称的保留意见与法律不大沾边，只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推诿印象。美国(其知道需要“严厉的措施”防止卢蒙巴重新掌权)、英国和比利时都协助过将卢蒙巴交给他的敌人。马尔罗尼所说的“让他的同行审判他”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一个完全可预测的“可怕的错误”后来发生了，卢蒙巴被残酷地殴打了几天，最后由比利时行刑队处决了。

尽管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高尚的人，马尔罗尼却不是一个道义的守护者。事实上，在听询会上，与其他许多中情局官员不同，他甚至没有以自己的真实姓名作证。他的真名是贾斯汀·奥唐奈，曾在刚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智利和南越等五国告诉调查中情局暗杀计划的美国参议员，说“谋杀使人腐化”。

令人心寒的暗杀，是政治谋杀的必备品。

——约翰·休斯·威尔逊，英国前军事情报员、军事历史学家、小说家

暗杀，是对政治的最大诅咒。

——中国香港《亚洲周刊》

我是一个阴谋家，这他妈的是我的工作。

——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位退休官员

暗杀指令从不用书面或录音记录。

——美国中央情报局暗杀培训手册

我会被暗杀，但杀手决不可能是埃及人。

——萨达特总统被暗杀前一周对朋友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