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六日①(10月1日) 云士以《方朴山集》示，录其要。校《大戴礼·公符篇》，乃《公冠》之误。聚珍本已作“冠”。 《孙叔敖碑》：叔敖名饶。饶乃叔敖之切音尔。《读书敏求记》题词：周桐野启渭谓本朝诗王渔洋第一，初白次之。
十二日(10月7日) 分宜严氏有《婴戏货郎》八轴，苏汉臣画。见《书画谱》。按：汉臣，宣和中画院待诏，师刘宗古。绍兴间复官，隆兴初补承信郎。予家有陈居中《货郎图》，旁立二孺子，盖即戏婴意也。考《书史会要》：“居中，嘉泰年画院待诏，专工人物、善②马，布景设色可方黄宗道。”
《干旄》传：“总纰于此，成文于彼”，疏日：“《家语》之文。”《载驰》“众稚且狂”，笺云：“狂者进取一概。”孔颖达引《论语》日：“狂者进取”，注云：“狂者进取，仰法古例，不顾时俗，是进取一概之义。”按：今≤论语》无“狂者进取”之文，惟“吾党之小子狂简”，孔安国注日：“狂者进趋于大道，妄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耳。”孟子答万章，则有“狂者进取”之语，然赵岐注亦谓“狂者进取大道，而不得其正”，不知《正义》之言何所出也。
十七El(10月12,日) 《黍离》疏释“吴天，苍天”。郑既言《尔雅》不误，而又从《欧阳尚书》说。郑《尔雅》与孙郭本异，故许慎既载今《尚书》说，即言“《尔雅》亦云”，明见《尔雅》与欧阳说同。
同大儿闲步海上，因思东坡“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清林没晚潮”之句。
十九日(10月14日) 闻宋芝山北闱之捷。
与儿过曾云，出示手集录耿螺未刻稿，并许以《十三经名文抄》借我。
“齐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语其日：‘汝欲东家则左袒，汝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父母问其故，对日：‘愿东家食而西家息。，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杨子让注竹坨《嫁女词》，云出《战国策》。钱辛楣谓《国策》无此语，亦曾云云。予按《艺文类聚》引《风俗通》，杨子盖误记。
许甥懋堇来，言梅会里口氏所藏书画欲售。武原彭正亭曾与估价，约三千金。彭临死，谓其子日：“依吾估之直，三折可买之。”
嘉禾叶万春收罗古玩，多作伪以愚俗人。
古戈之传于今者，胡有孔三口，所以固秘也。内有孔一，不知何所用。予按：《诗·清人》“二矛重乔”，笺云：“乔，矛矜近上及室题①，所以悬毛羽。”孔疏日：“矜，谓矛柄也。室，谓矛之銎孔题识也。言乔者，矛之柄，近于上头及矛之銎室之下，当有物以题识之。其题识者，所以悬羽毛也。二矛于其上头皆悬羽毛以题识之②，似如重累相负荷然，故《毛传》谓之‘累荷’。经传不言矛有毛羽，郑以时事言之，犹今之鹅毛槊也。据此，矛有銎孑L，可以悬毛羽为题识，则戈亦可以题识悬毛羽，故内有孔可以銎，而悬毛羽为题识耳。”
廿五日(10月20日) 曾云来还《姑苏志》《四家宫词》，并以马衍斋所注《苏诗》一册见示卷一至卷口，乃朱翠庭刻王注本，马有补注。每首后亦载和诗注，视查注较少，亦有查所未及者。或云，查注实胚胎于马。东坡《新城道中》诗二首，旧本皆然，惟查注依方回《瀛奎律髓》之语，以第二首为新城令晁瑞友和作。予观诗有云“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瑞友岂自夸其所治之美而已②为官之清乎？疑东坡用前韵以赠晁令耳，当从旧本。下又云：“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亦似行役口气，而非作令者语也。
以物置碗，匠人远立视之，不见盛水于碗，则见此即坎中一画意也。《粉墨春秋》。
廿六日(10月21日) 宋芝山刻铜章，往往倩一周姓者为之捉刀。周，南人，久留都门。亦曾云云。
《王注苏诗》，明吴兴茅维孝若刻本下有“芟阅”二字，盖注已非梅溪原本矣。
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小雅云：“是即牧仲所据以刊本，其缺数卷乃邵长蘅补注，但存注，为邵芟，甚可笑。”
济阳郡公丁普郎，初为陈友谅将，后归降。从征友谅，身被十余创，首既脱，犹持兵戟，植立舟中。良记。自小桐溪解舟游武林，薄暮上长河堰。
《寿传》：“女贽不过榛、栗、枣、修。”《正义》日：“先儒以为栗取其战栗；枣取其早起；修取其自修也。”《疏》释云：“惟榛无说，盖以榛声近虔，以其虔于事也。”按：《字典》云：“又叶渠年切。①司马相如《吊二世赋》：‘汩减鞭以永游兮，注平皋之广②衍。观众树之蓊茇兮，览竹林之榛榛。’衍，平声。”
廿七日(10月22日) 午刻人郡。
知不足斋过。雨，还舟。是夕冲雨，访小疋嵩门，迨二鼓而别。翟晴江先生以《尔雅补郭》从金华属小疋寄赠，又从小疋借得孔荭谷刊《诗毛郑考正》，乃戴③东原作。
廿八日(10月Z3日)过绿饮贞复堂。魏叔子出示陈珉兰竹卷。
廿九日(10月24日) 巳刻解舟东归。黄昏过修川。是夕二更地△④。
晦日(10月25日) 雨。
初二日(10月27日) 横涨桥焚黄。至袁花。
初六日(10月31日) 雨。儿媳率孙女辈上省。河庄书来，知竹房有母丧。
初七日(11月1日)《诗·豳风》正义：“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时成王十岁，是武王八十四岁始生成王也。又以“文王崩之明年，而生成王”。夫八十外之人，又居丧而生子，皆不可解也。王肃以为“文王崩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崩之年，成王年十三”，则庶乎近之。
偶感寒疾。
初八日(11月2日) 松霭书来，问久不过著书斋，病枕口占一律报之。P9-11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檗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一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人“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吴骞，字槎客，号兔床，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学者。在流传下来的清代著名学者的日记中，《吴兔床日记》是时间跨度较长，内容较为丰富的一部，对研究吴蹇的生平、学术了解乾嘉时期的学者间的交游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
这本《吴兔床日记》是其中一册，其时间跨度较长，内容较为丰富，对研究吴骞的生平、学术了解乾嘉时期的学者间的交游均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