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一部荡气回肠的中国史诗。《史记二十讲》遴选诸多知名学者研读《史记》的二十篇经典之作，从思想、文学、史学、文献研究等各个方面引导爱好《史记》的读者亲近这部伟大的著述，追随司马迁这位伟火的史家“述往事，思来者”，触摸中国的世道人心。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

《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本书编选了二十篇研究《史记》的文章，以期给爱好《史记》的朋友们提供一点进一步研读《史记》的线索。所选文章从近现代开始，直至当代，有的是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有的是单篇论文。

近现代部分主要是介绍一些前辈学者对《史记》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指出不应仅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而应将其视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在考据、辞章之外探究其真正的写作意图，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第一次详细论证了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的观点，而李长之则列举了十条理由，提出了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的观点。高步瀛的《史记举要》对《史记》的流传、笔法及其与先秦学术的关系等各方面作了精彩的论述。其他如张鹏一的《(太史公年谱)序》、李笠的《(史记订补)叙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史记》等都是人们常常提到并使用的文献，我们把它们收录在一起，以便于读者查阅。

对于现当代的《史记》研究，我们选择了一些在《史记》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涉及《史记》的思想、学术、文学、史学、文献研究以及如何学习《史记》等。其中有的文章是全面的论述，有的则专论一个方面，如论《史记》“三家注”、《史记》的论赞、《史记》的纪传体、《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与秦汉学术的关系等。

本书的编选目的不是全面反映现当代《史记》研究的盛况与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很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没有选入，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史记汇注考证》、朱东润先生的《史记考索》、程金造先生的《史记管窥》、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以及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史林杂识》等论著中有关《史记》的论述，以及港台地区与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等。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优秀的《史记》研究成果能够汇集成册，那定当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大盛事。

一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

二 太史公行年考

三 《太史公年谱》序

四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五 《史记订补》叙例

六 《史记举要》序

七 汉文学史纲要·史记

八 经典常谈·史记

九 中国史学入门·史记

十 中国史学名著·史记

十一 白寿彝先生论《史记》

十二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节选)

十三 郑鹤声先生论《史记》的制作

十四 中国史学史纲要·史记(节选)

十五 《史记》与《汉书》之异同

十六 《史记》三家注简论

十七 《史记》的论赞

十八 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节选)

十九 《史记》断限辨疑

二十 《史记》的学术根基

读《史记》法之一

读《史记》有二法。一，常识的读法。二，专究的读法。两种读法，有共同之入门准备：

一 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二 读《汉书·叙传》论《史记》之部，刘知幾《史通》之《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论《史记》之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提要》之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之部分，求略识本书在史学界之位置及价值。

今先论常识的读法。《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文章又极优美。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无可疑者。唯全篇卷帙颇繁，卒业不易。今为节啬日力计，先剔出以下各部分：

一 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浏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

一 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唯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一 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十九采自《左传》。既读《左传》，则此可省。但战国一部分之世家仍须读，因《战国策》太无系统故。

一 《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等，已证明为伪书，且芜杂浅俚，自可不读。《扁鹊仓公传》等，似是长编，非定本，一涉猎便足。

以上所甄别，约当全书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余各部分之读法略举如下。

第一，以研究著述体例及宗旨为目的而读之。《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前既言之矣。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纲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技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又如《货殖传》之注重社会经济，《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治祸机所伏，处处皆具特识。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让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论列，不尽穿凿附会也。

若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宜提高眼光，鸟瞰全书，不可徒拘拘于寻行数墨，庶几所谓“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迹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既为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迹，总应以之为研究基础。为此项目的而读，宜先用“观大略”的读法，将全篇一气呵成浏览一过。再用自己眼光寻出每个时代之关键要点所在，便专向几个要点有关系之事项，注意精读。如此方能钩元提要，不至泛滥无归。

第三，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且二千年来相承诵习，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学文计，亦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学者如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则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本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

《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右诸篇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班叔皮称史公：“善序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良史之才。”如诸篇者，洵足当之矣。学者宜精读多次，或务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至如明、清选家最乐道之《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以吾论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读《史记》法之二

今当继论专究的读法。《史记》为千古不朽之名著，本宜人人共读。徒以去今太远，文义或估屈难晓；郡国名物等事，世嬗称易，或不审所指；加以传写讹舛，窜乱纷纭，时或使人因疑生蔑。后辈诵习渐希，盖此之由。谓宜悉心整理一番，俾此书尽人乐读。吾夙有志，未能逮也。谨述所怀条理以质当世，有好学者或独力或合作以成之，亦不朽之盛事也。

一 《史记》确有后人续补窜乱之部分，既如前述。宜略以前文所论列为标准，严密考证。凡可疑者，以朱线围之，俾勿与原本相混，庶几渐还史公之真面目。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可以崔适《史记探源》为主要参考书，而以自己忠实研究的结果下最后之判断。

二 吾辈之重视《史记》，实在其所纪先秦古事。因秦汉以后事，有完备之《汉书》可读。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之事，有组织的著述，未或能过《史记》也。而不幸《史记》关于此点，殊不足以餍吾辈所期。后人窜乱之部分无论矣，即其确出史公手者，其所述古史可信之程度，亦远在所述汉事下。此事原不能专怪史公。因远古之史，皆含有半神话的性质，极难辨别，此各国所同，不独我国为然矣。近古——如春秋、战国，资料本尚不少，而秦焚一役，“诸侯史记”荡尽，凭藉缺如，此亦无可如何者。顾吾辈所致憾于史公，不在其搜采之不备，而在其别择之不精。善夫班叔皮之言也：“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后汉书·班彪传》)试将《史记》古史之部分与现存先秦古籍相较，其中芜累诬诞之辞，盖实不少。即本书各篇互相矛盾者，亦所在而有，此非“文重思烦，刊落不尽”之明效耶？然居今日而治古史，则终不能不以《史记》为考证之聚光点。学者如诚忠于史公，谓宜将汉以前之本纪、世家、年表全部磨勘一度，从本书及他书搜集旁证反证，是正其讹谬而汰存其精粹，略用裴注《三国志》之义例，分注于各篇各段之下，庶几乎其有信史矣。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则梁玉绳《史记志疑》、崔述《考信录》实最重要之参考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书中《史记》之部次之；其余清儒札记、文集中，亦所在多有。然兹事既极繁重，且平决聚讼，殊大非易。成功与否，要视其人之学力及判断何如耳。然有志之青年，固不妨取书中一二篇为研究之尝试。纵令不能得满意之结果，其于治学之方法及德性，所裨已多矣。

三 《史记》之训诂名物，有非今之人所能骤解者，故注释不可少。然旧注非失之太简，即失之太繁，宜或删或补。最好以现今中学学生所难了解者为标准，别作简明之注，再加以章节句读之符号，庶使尽人能读。

四 地理为史迹筋络，而古今地名殊称，直读或不知所在。故宜编一地名检目，古今对照。

五 我国以帝王纪年，极难记忆。春秋、战国间，各国各自纪年，益复杂不易理。宜于十表之外补一大事年表，贯通全书，以西历纪，而附注该事件所属之朝代或国邑，纪年于其下。其时代则从《十二诸侯年表》以共和元年起，盖前乎此者无征也，其事件则以载于本书者为限。

以上五项，为整理《史记》方法之纲要。学者如能循此致力，则可以《史记》之学名其家，而裨益于后进者且不赀矣。至如就《史记》内容分类研究，或比较政治组织，或观察社会状态，则问题甚多，取材各异，在学者自择也。

选自《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清华周刊丛刊社，1925，《清华周刊丛书》本)。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1936年9月11日出版有《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P6-10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司马迁的生年有两个说法，一说是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两说都有很多的根据，学者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出土资料前，都难以否定另一方。司马迁青少年时代曾在家乡耕过田、放过牛，因为他从十岁就开始读古文，所以到二十岁时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了。从二十岁开始他到各地游学考察，前后十几年间，向南到过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曲阜和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进行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回到长安后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由于当时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国内的各种兴作变革也接连不休，再加上汉武帝迷信神鬼，祭祀求仙一类的活动很多，因此司马迁又扈从着去过许多地方。元鼎六年(前110)，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在今云南、贵州一带设立了五个郡，司马迁又受命到这一带地区进行过考察，到过邛、笮、昆明等地。

司马迁从西南地区回来的时候，其父司马谈病在垂危。司马谈临死前再三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愿写好《史记》，司马迁含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嘱托。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至太初元年(前104)，撰写《史记》的浩繁工作正式开始。至天汉二年(前99)，已经埋头写了六年《史记》的司马迁，忽然大祸临头。原因是这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北伐匈奴，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武帝让李广的孙子李陵为李广利运送物资。李陵不肯，自请率兵独当一面。经再三请求。武帝让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出发北行，以分匈奴兵势。结果这支小部队遇上了匈奴大军。李陵与部下虽经英勇战斗，但终于因为没有后援，寡不敌众而失败。李陵也放下武器被匈奴人俘去。消息传来，满朝文武一变平时称道李陵的故态，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深感不平。当武帝问到司马迁对此有何看法时，司马迁便陈述了李陵的平常为人；又说一支小部队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相遇，打得如此卓绝，尽管失败了也不宜深责。这使武帝大为震怒，他认为司马迁是在转弯抹角地攻击李广利，而且有对皇帝不满的意思，于是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判了死刑。司马迁因为《史记》还没有写完，于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忍辱请求改为了宫刑。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是对其肉体、精神的一种极大摧残。司马迁是靠着一种使命感，靠着一种非凡的人生观、生死观硬挺着生存下来的，这些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白，在《史记》中也不断地流露出来。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又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免焉。”他说：“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已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忍辱发愤著书”，但这些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

司马迁受刑后，由于条件适合，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小官，司马迁之所以要接受这个职务，正是由于这个职务可以使他更有机会接近皇家的图书馆和档案，而这些是他写作《史记》所不能缺少的。就这样，他又忍辱奋斗了六年，到太始四年(前93)，他的朋友任安因犯事下狱，任安从狱中给司马迁写信后，司马迁便写了有名的《报任安书》。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史记》已经写完了。《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王国维考定在太始四年，对此人们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司马迁的死因与死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总体说来应该是在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以后的临近几年间。司马迁的著作，除了《史记》与《报任安书》外，还有一篇不长的《悲士不遇赋》。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有四点：

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以及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的时候，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司马迁的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的鲜明的个性化。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语言描写和作者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试回想其中的刘邦、项羽、张良、韩信以及毛遂、蔺相如等。哪一个不生动得令人为之赞叹呢？《史记》这种超前成熟的写人艺术，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前辈学者李长之和当代的美国汉学家蒲安迪(Andrew.H.Plakes)都把《史记》称作是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影响后代的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五十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一百九十一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司马迁才真正是中国与世界的传记文学之祖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

《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本书编选了二十篇研究《史记》的文章，以期给爱好《史记》的朋友们提供一点进一步研读《史记》的线索。所选文章从近现代开始，直至当代，有的是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有的是单篇论文。

近现代部分主要是介绍一些前辈学者对《史记》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指出不应仅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而应将其视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在考据、辞章之外探究其真正的写作意图，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第一次详细论证了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的观点，而李长之则列举了十条理由，提出了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的观点。高步瀛的《史记举要》对《史记》的流传、笔法及其与先秦学术的关系等各方面作了精彩的论述。其他如张鹏一的《(太史公年谱)序》、李笠的《(史记订补)叙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史记》等都是人们常常提到并使用的文献，我们把它们收录在一起，以便于读者查阅。

对于现当代的《史记》研究，我们选择了一些在《史记》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涉及《史记》的思想、学术、文学、史学、文献研究以及如何学习《史记》等。其中有的文章是全面的论述，有的则专论一个方面，如论《史记》“三家注”、《史记》的论赞、《史记》的纪传体、《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与秦汉学术的关系等。

本书的编选目的不是全面反映现当代《史记》研究的盛况与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很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没有选入，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史记汇注考证》、朱东润先生的《史记考索》、程金造先生的《史记管窥》、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以及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史林杂识》等论著中有关《史记》的论述，以及港台地区与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等。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优秀的《史记》研究成果能够汇集成册，那定当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大盛事。

韩兆琦、周曼

2008年11月4日

古史不是片段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

——朱自清《经典常谈·史记》

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呵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

——白寿彝《白寿彝先生论（史记）》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