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祖母苏珊娜在祖宅的葡萄架下布置巨大的家庭餐桌，用心地对称摆放酒杯和拣选新鲜的花朵时，柠檬正散着香气，绣花餐巾则仿佛是摆放在它的“anaya enea”的欢迎旗帜。之后祖母会昂首站在门前等待她的儿孙和朋友。她从未忘记的巴斯克语饱含充满魔力的词汇，比如这两个：anava enea，意思是兄弟姐妹相聚之地，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在那里时正赶上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落在了拉丁美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上。空气闻起来像苏珊娜·里纳尔迪①曾唱起过的兰花楹。天空毫不羞耻地打开了它的船闸，雨水将街道据为己有，然而早晨仍是美的，因为漂亮的本地姑娘会急匆匆地走过，大雨会把衣服紧贴在她们的身体上，带给她们诱人的第二层皮肤。云朵泼下雨水，挂在报亭里的报纸唾骂着人类社会中新英雄的名字。
时任美国国务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这两个名号总是连在一起)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宣称，身为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军火贩子(这两个名号也总是连在一起)，阿根廷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对开始持续发酵升温并将最终摧毁国家的悲剧负有责任。后者就是那位人类社会的新英雄。
英雄太少了，路易·阿尔都塞①探头看着失智症的鸿沟宣称。
英雄太多了，瓦尔特·本雅明在自杀前哀叹。
被冠上名字的英雄主义是可憎的：两行所谓的功勋、空头支票上编出来的荣耀，还有拍卖会上拍出的价值。每一次美国人说起自由、上帝或者英雄主义时，为了躲避危险，我都会尽力做我最擅长的事，也就是说，去浪费时间。
为了做到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展一个简单的逻辑证明，比如，我们说：“用于旅行的火车票在火车站出售。”然后再去验证一下这个常理，虽然它看起来繁琐又无用。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简称读起来很像象声词的机构——FIAF——阿根廷铁路基金会，我记得他们有美洲最好的铁路博物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黄页上，有三个电话号码印在了那个简称下。我打给第一个时，是一位女士接的，她用和蔼到忧伤的话语告诉我，因为阿根廷铁路的私有化，她丢了工作。基金会现在没有办公楼、没有博物馆，也没有电话了，她只不过碰巧在那里想拿回一些个人物品。第二通电话是一个声音冷漠的男人接的。他用事不关己的态度说他来基金会的旧办公室是为了拿走几个星期前拍卖会上拍下的地毯，不过他还加了一句说，我可以在雷蒂罗咖啡馆找到关于阿根廷铁路的任何资料。每个星期四，FIAF的老同事、老领导都会在那家店里喝上几杯，然后再聊聊火车。第三通电话没有人接。一部电话在一个空荡的办公室中徒劳地响了，就像在一场探戈舞会上响了一样。
浪费时间也需要方法。下一步就是要去最近的一个车站：雷蒂罗站。
那栋美丽的建筑透着怀旧之情。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都被罩在了一种怀旧的锈色下，但一点儿也不哀伤，因为一个充满了工程的社会的好时代曾经存在过；作为文化辐射圈中心的那个世界性的、开放的城市也存在过。那有尊严的贫穷也存在过。人们怀念被卷走的，而不是想象中的事物。
大厅精致的地砖讲述着一个个走向未知目的的漫长旅行，其上倒影所发出的不真实的光芒创造了一种犹疑的气氛，这种气氛一定曾将那些移民包裹起来，他们从边境各处到此地，建造一个名为阿根廷的不朽工程。
十三个售票窗口排成一排，贴着椭圆形的绿色瓷砖，栅栏上的木制扶手已经被千万只手、被千万股情绪磨得发亮。在大厅一端的光线昏暗处有一个在嵌板上展示的展览。举办它是为了庆祝车站建成八十周年，在一切都是新事物的大陆上，这一天是这个新生古迹的大日子，因为拉丁美洲人的古代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
P6-9
一九九六年的一个下午，在巴黎喝马黛茶时，我们产生了创作这本书的想法。我和达尼埃尔·默琴斯基，也就是我在随后整个旅途中的“伙伴”，想做些什么来超越长久以来把我们带向这个广阔世界、为各个杂志及报纸提供报道的图文互衬的合作关系，因为从前那些都是篇幅及图片数量有限的任务，而且在发表前常受犹疑的信念所束缚：在政治正确和对丢掉饭碗的恐惧间它有时会摇摆不定。现代审查制度的实行依靠的不是失业的威胁，而是对“与市场脱节”的畏惧，它并不会禁止什么，只会删除、裁减，用怯懦的节制和软弱的谨慎来“编辑”。
于是有一天我们奔赴世界之南，去看看为了那点儿报酬会找到些什么。我们的路线很简单：照常理，从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下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大约三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虽然路线很简单，但却免不了要碰上英国游客留下的痕迹，他们总要在旅程中去印证某个设想，如果它与他们所遇到的现实不相符，那么就是现实的错了。我们也有个设想：两人可以在那趟旅行中跑完上述行程，但几乎所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喝到的都让我们迈不动脚，于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发觉自己连几百公里都没有走到，不过因为我们不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忘了那该死的设想。
回到欧洲的几个星期后，我的伙伴交给我按照工作规格整理的一文件夹漂亮照片，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起那本书的事。我们在南方所看到的和经历的变成了与朋友聊天时的话题，他的和我的女伴对我们那段风餐露宿的背包客日子中的许多趣事都了如指掌，他的和我的孩子们也都认真地听过两个老旅友的讲述，也许正是他们促成了这件事走上正轨。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书的事，因为我的同伴知道，书是些很奇怪的东西，难以预见，有些故事偏爱在人们微醺的时候被讲出来，它们喜欢在叙述者的口中用千百种方式调试回转，直到某一刻，它们决定——也只有它们才能决定——变成纸上的文字。
我的书总是它们自己编排的，秩序随性、毫无章法，因为它们不想成为作者的回忆录，而想成为集体的记忆，它们一点一点书写，仿佛最美好的人拼尽全力所捍卫的纯净而清洁的空气。
接下来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确实地，被不可避免地失落了的事物的气息、被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①口中的“遗失事物清单’’所围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付出的残忍代价。当我们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没有指南针，也不耍任何花样地走在路上时，总将同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惊人的命运转轮让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①的诗中所说的“野蛮人”。他们的梦一度令人恐惧，于是人们拖垮了他们，把他们抛向了极偏远的地区，并决定将他们幽禁在那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梦仍令当权者们睡不着觉，后者警惕着“野蛮人”归来的危险，这种威胁成了他们的心魔。于是银行发布命令让“野蛮人”丧失了信用，三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合写出关于“野蛮人的愚蠢”的书。而“野蛮人”却用种植林木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想象着另一种可以替代主流制度的去人性化特征的可能性，并为了在活着这个动词之外活出些别的什么而经营着生活。
就这样，我们和他们，和那些“野蛮人”喝着马黛茶，看到南半球的曙光用迅捷的笔法写下了卡瓦菲斯那首诗的最后几行诗句：
可是已经入夜了，那些野蛮人还没有到。
一些刚从边境过来的人
说野蛮人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些人曾经是一种答案。
书真是奇怪的东西。在四年前它就决定了自己的样子，当时我们正坐在一架单薄的随风飘荡的小飞机上飞越麦哲伦海峡，飞行员咒骂着阻碍他看到着陆跑道的云雾，方向已是荒谬的存在，那时我的同伴说，就在底下，有一些我们需要的故事和照片。
的确，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回到了欧洲，他回法国，我回西班牙，又一次地，我们放下了这本书的事。我的同伴一直都不知道，这本慢慢写成的书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每次感觉良好时都会回归的地方，因为记忆中幸福的旅程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觉得终稿已经完成，是说再见的时候了。没有什么比一个人为喜欢的一段故事或一系列故事画上句点更艰难。这是最终的告别，再也不会回到那些渐渐获得生命的书页的幸福中去了。
这本书诞生时是两个同游伙伴的游记，但是时间、经济形势的巨变和胜利者的贪婪将它变成了一本滞后新闻的集子、一部已消失地区的小说。我们见过的所有事物都不再是此前所见的模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在世界之南见证一个时代终结的幸运儿。那是成为我的力量与记忆的南方，那是我用尽爱意与愤怒紧紧抓住的南方。
这些，就是《失落的南方》。
轩乐编译的《失落的南方(精)/远行译丛》始于作者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和名摄影师达尼埃尔·默琴斯基两位好友的旅行概述，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未能及时完成本书。等到收笔的时候，他们所游览的地方已经受全球化和温室效应的影响而面目全非，因此诞生了这一书名。他们从阿根廷的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驾车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下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本书记叙了旅行途中的奇闻异事，描述当地的独特景色和人文风情。他们游览最偏远的角落，许多地方都超出了地理与历史学的记载，也碰上了最与世隔绝的一些人。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编著轩乐编译达尼埃尔·默琴斯基摄影的《失落的南方(精)/远行译丛》这本书诞生时是两个同游伙伴的游记，但是时间、经济形势的巨变和胜利者的贪婪将它变成了一本滞后新闻的集子、一部已消失地区的小说。本书记叙了旅行途中的奇闻异事，描述当地的独特景色和人文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