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是小路，要比大路近得多，但这条小路的两旁是坟场，杂草丛生，一座座小坟头前面竖着一块块墓碑，写着死者的姓名，让人看了心里发怵，所以若不是有伴一起走，或者赶时间，我轻易不敢走这条小路。有一次放学晚了，我想快点回家，就一个人背着书包，大着胆子从小路走，没想到天色越来越昏暗，感觉这条小路却越走越长，走也走不完，我紧张得闷着头一路向前跑。突然，前面一个人把我一把抱住——啊！我吓得魂飞魄散，紧闭着双眼不敢看，生怕被什么妖魔鬼怪捉住了。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阿香，阿香，不要吓，不要吓。”声音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生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多时没有回家的黄敏哥哥。我开心极了，扑在哥哥的背上不肯下来，就这样他把我背上一路走回家，既安全又温暖。这种幸福与满足让我念念不忘！
我的哥哥虽然不是父母亲生，但他们因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对哥哥视如己出，没一点歧视。但自从祖母把他打跑后，他就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一次，也是一两天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会突然冒出来，后来我听说他参加了新四军。因为我年纪小，也没人告诉我哥哥到底干什么去了，所以让我感到这个哥哥很神秘。但他对我特别的好，每次回来总要带着我去这去那，给我买些糖果零食之类的，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带我去看了两次演出，让我大开了眼界。
一次是哥哥把我带进了一个戏院(在现在或许就是音乐厅)。戏院里面一排一排坐着很多人，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大幕拉开后，只见台上也有许多人，每人手里抱着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有大有小，最大的可能比我人还高，张着一个大嘴巴，好像能把我吞下去似地，而小的却很细很短，其中还有圆的长的弯弯曲曲的，总之舞台上是金光闪闪琳琅满目让我目不暇接。音乐会开始了，舞台上发出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吹响的，其中有的声音又尖又高，而有的却发出那种又粗又沉的低音，但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之后，却非常好听；特别是那抒情的慢板，让我感到十分优美，令人神往。我一直记着我这生平第一次听到的音乐声，现在想来这是一次铜管乐的演奏会，是它为我打开了音乐之门。
还有一次，哥哥回家后带着我和妈妈去看连台本戏《封神榜》，这次更把我看得眼花缭乱。那小小的舞台上，演员们穿着花团锦簇的服装，又唱又演，有的会飞上天，有的还会入地；台后面的布景更是五颜六色千变万化，甚至还会喷出烟火。惊喜之余，让我喜欢，让我入迷。他们唱的曲板尽管我一句也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我觉得特别好听，尤其是那旦角的唱腔，好像能深入到我心里一样，简直把我迷住了，甚至希望这出戏永远不要演完，让我永远活在这个戏里。但是戏总要演完，散场时我硬是赖在座位上不肯离去。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戏中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怀。
哥哥带我看的这两次演出，或许就是在我朦胧的少年时代，第一次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吧！从此，我迷恋上了这种美好的感觉，我要感谢我的黄敏哥哥给我的艺术启蒙。
我和妈妈离开苏州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黄敏哥哥，直到解放后我到北京工作时，有一次妈妈突然把我带到了哥哥家。他在协和医院工作，已经结了婚，嫂子是个非常善良能干的女性，他俩的感情非常好，但他们没有子女，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儿。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嫂子，可惜她于上世纪80年代就去世了，留下黄敏哥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此后，黄敏哥变得脾气比较暴躁，父女两人吵吵闹闹，也可以说是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二三十个年头，现在他已九十多岁了，不幸前一段时间中风病倒，现在仍住在医院里。我打电话给他，但他既听不懂，也不能讲话。我多么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对一个孩子来讲最快活的当然是过年了。每到春节，孩子们一个个穿上新衣裳，全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年夜饭丰富多彩，每次桌的中央总是供着一条大鱼(年年有余)，还有鸡鸭鱼肉，丰盛极了。年初一的早上还能在枕头下摸到一个厚厚的小红包，那是长辈们给的压岁钱。我的二姨妈家会来许多亲戚，邻居们相互串门，男孩子们放鞭炮、祭祖宗……我妈妈烧得一手好菜，每到过年总是她最忙。而我们一群孩子最喜欢的是走东家串西家地去拜年，每拜到一家，口袋里总是装满了许多糖果，有时还会得到一个小红包。
在我们这群孩子里，我最喜欢的是我大姨妈的女儿“爱囡阿姐”，她的年龄和我接近，大不了几岁。在我印象中，她长得特别好看，圆圆的红红的脸蛋让人一看就喜欢，性格也十分温顺，只要她一来，我就整天盯着她不放，要她陪我跳绳踢毽子，更要她教我打牌掷骰子，总之只要她一来，我就感到特别的高兴。她家住在城外，平时难得来一次，只有过年才能来住上二三天，因为有了她，让我每次过年感到格外的高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二姨妈家的女儿已经出嫁，剩下几个男孩和我年龄倒是相仿，但他们总是欺负我，最让我伤心的是他们常常拿我的名字来取笑。记得有一次一帮男孩把我围在中央唱着跳着，指着我的鼻子唱道：“可怜的秋香，秋香，秋香……”害得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所以以后我就更加痛恨“雨香”这个名字了。
除了这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即便如此，我也不记恨苏州，而是把账记在了黄岩那儿，因为是在黄岩，父亲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后来参加革命时千方百计地把它改掉了。苏州给我留下的一切印象都是美好的。我一直以“苏州人”自居，直到“文革”中，造反派不停地要我“交代问题”，我被逼得实在没有什么好“交代”的，突然想起我的籍贯可能有问题，因为我确实是生在黄岩，父亲也是黄岩人，所以只得把这个“隐瞒组织”的问题交代了，并把籍贯改成了黄岩。
好景不长，在平江小学还没读完四年级，我的父亲又把我和妈妈接到了镇江，留下我姐姐一个人继续在苏州念高中，而我则带着这美好的记忆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令我怀念的地方。P13-15
黄准老师的自传《向前进，向前进》经过3年的艰辛劳动，终于付梓了。此书的后记，其实不该由我来写。可黄准老师却以为，我见证了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她一起品尝了其中的辛甘苦乐——一个85岁的作曲家生硬地做起了“作家”，说一说和她合作的滋味，不也很有意思吗？
确实很有意思。记得第一次见到黄准老师就很吃惊，一个80岁的老人，不仅音容笑貌清清爽爽，更难得的是，岁月竟然没有销蚀她的天真。她看书不用戴老花眼镜，更称绝的是她笔底流淌出来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连我这样的岁数似乎也要拿放大镜才能看得真切，而她却是一张纸接着一张纸地要写二十多万字啊！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手稿。
再说她的精力。其实不用我赘述，读者朋友读一读她在书中的“收获喜悦的2009年”一节，就可想见八十多岁的老人是以何种时速的脚步行走在金秋岁月之中。2008年9月，黄准老师住院做手术。我每次去看她，都会听到她同住病友的惊叹和疑惑。病友说她不是在住院治病，而好像是在准备考大学，那用功勤奋的劲头恐怕连高中生都不及呢！她的病床旁放了一张小桌子，我几次看到她伏在桌前，一只手在打着吊滴，另一只手就在写字。她说她已经锻炼出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本领，无论病房再嘈杂，只要与她无关，她都可以不闻不问，专心致志地写自己的书。这本书的许多章节，就是她在两次住院期间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总是会想起那首唐诗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黄准老师正是把她这本传记当作自己的孩子，倾尽了心血啊！作为一个编辑，我油然而生的早已不是对作者的感动而已，甚至用“崇敬”二字也不能准确描绘我的心情。我从黄准老师的身上看到的是那种伟大的母爱，一个把自己即将出版的图书当作就要远行的“孩子”加以操心、倍加呵护的“母亲”！
在写作过程中，黄老师不止一次地跟我打招呼，她说自己很“疙瘩”的。这好像是一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完美”而对别人表示的歉意。读过她的自传，我们知道黄准老师的“完美主义”一贯如此。每一部电影音乐，每一首歌曲创作，她都像给远行的孩子“临行密密缝”，一丝不苟，力求给人最少的遗感。
黄准老师说，她和我原来素不相识，但在以后的合作中却怎么都能想到一块去，她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难道是缘分？对此，我是有答案的。
出版业有句行话：“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尽管现在的许多图书并不给出版社带来利润，但图书对于出版社不完全是利润的诱惑，还有文化的使命呢。所以无论何时，这句话都是出版人的信条和训诫。而我从黄准老师身上感受到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写作中浸润的“母爱”，这是一种没有丝毫做作，没有丁点盛气凌人的自然的光华。它深深地打动着我，使我生出一种类似“孝道”的冲动。我想，我应该对这八十多岁的作者尽一份编辑的“孝道”。而黄准老师是受得起这份回报的。
作为责任编辑，对书稿付出智慧、坚守质量自不待言。而我尽“孝道”的第一要旨，就是要让老人家高兴。
这本自传是黄准老师对自己岁月之河记忆的拾掇缀合。她告诉我，每写一段经历时，就像放电影一样，让这些情景在自己的脑子里再回放一次，重新再去品尝一次当时的那种酸甜苦辣。80年的历程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能不谓之漫长，这是一件很大的“衣服”，再努力的缀合也难免漏针漏线。而当记忆的漏洞一旦被她突然想起而加以补缀的时候，这是她最高兴的事。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将她写出的内容刚加工好，她的补充内容又来了，或是在已整理好的稿件上又增加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或是又粘贴了许多写满字的巴掌大、手指宽的纸条。对此，她总以为又给我增添了麻烦，会在高兴之中夹着歉意。而我呢，其实心中有的是—种满足，一种因老人的高兴而来的满足。诸如此类，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合作让她觉得什么都能想到一块去的原因吧。
黄准老师12岁奔赴延安，在鲁艺学习艺术，是我国第一位加入电影音乐创作队伍的女作曲家，并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许多个“第一”；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仍以“向前进，向前进”的姿态书写着人生的精彩。当年从鲁艺走出的艺术家健在的已经不多，对于这样“国宝”级的艺术家，能为她尽一点“孝道”，是我的荣幸！
张治远
2010.8.11
前言 关于我名字的故事
人家一听黄准这名字，想当然地会以为是个男的。大概是这名字非常男性化吧。记得还是在1958年，我和录音师黄东萍为拍《前方来信》到山东收集资料，当我们拿着介绍信到山东文化局接洽工作时，当地的一位干部拉着黄东萍的手，热情地说：“啊，黄准同志您好您好。”搞得黄东萍十分难堪，一边往后退，一边推着我，赶忙说：“不，我不是黄准，这位才是！”
这样的境遇我已经非常习惯了。应该是1950年代初，自我写了《小猫钓鱼》之后就经常会收到观众来信，在这些来信中几乎没有一封称我阿姨或姐姐的，而都是以先生、叔叔、伯伯相称，再晚一点居然就称我为“黄准爷爷”了。
尤其是在我完成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和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之后，我的片约不断，经常有各地的电视台邀请我去为他们的电视剧作曲。一天，来了一位导演，说要找黄准，我请他进屋后，他对我竟毫无反应，一直站在那里等待，直到我再问一次：“请问您找谁啊？”他说：“我找黄准啊。”我笑了：“我就是黄准。”“啊，你就是黄准啊，你怎么会是黄准呢？”他竟然不相信，“我一直以为黄准是个男的。”他接着说：“在我心目中，能写出《红色娘子军》这样气势恢宏的音乐，必定是一位高大、魁梧、豪爽的男人，而你，一个个儿不大，甚至看起来有些柔弱的女性，怎么能写出《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音乐呢？真叫人难以相信！呵，对不起，对不起，黄准同志，你好！”接下去，他热情地说明来意，还好，他还没有因为我不是他心目中高大的男性就放弃了要请我作曲的邀请。后来我们合作得很好，终于使他相信，一位女性照样可以写出气势磅礴的作品！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男冠女戴的误会。有时影视界开什么会或者有什么活动，我经常会被安排在秦怡的边上，会前只要有人发现秦怡在那里，人们就会蜂拥而至，又是签名又是握手又是拍照，这时我总是把身体侧到一边，不妨碍他们的热情，直到有人介绍我是××的作曲黄准时，人们才回头来再次表现他们的热睛。可见黄准的真面貌并不被人熟悉。
1985年的三八节前后，北京一个“童心”合唱团为瞿希贤、李群和我三位女作曲家举办一次作品音乐会，音乐会上无论介绍到瞿希贤还是李群，台下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当介绍到作曲家黄准时，掌声零零落落，几乎没有什么反应，直到报幕的同志补充介绍说她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作曲者之后，台下才如梦初醒，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并且持续了很久很久，甚至有人在台下惊奇地叫道：“这就是黄准啊！”这时，连站在我身旁的瞿希贤也激动地对我说：“你这首歌真是深入人心啊！”我也十分感慨：我的作品和黄准这个名字确实要比我面孔的知名度大得多！
其实，“黄准”这个男性化的名字并不是我的原名。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黄雨香。据说因为我出生时天正下着小雨，后院嫩绿的树叶散发出阵阵清香，那细细的雨，淡淡的香，让我那身为军人但又有着儒雅风度的父亲诗兴大发，于是起了这么一个被许多人称赞，被许多人认为极具诗情画意的名字。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苦涩，甚至不愿再提起的名字。我曾反复地思考，反复地自问，想找出这种感觉的由来，最后终于悟出最根本的缘因源自于我父母叛逆的婚姻，而我正是这叛逆婚姻的苦果。所以，“雨香”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不是甜的，不是香的，而是苦的……
这叛逆婚姻的后果不仅给我父母自己带来了一生的痛苦，也给我带来了苦涩的童年，并且造就了我那种既大胆又柔弱，既自信又自卑，既骄傲又谦逊，既果断又犹豫，既有《红楼梦》中林黛玉那样柔弱伤感的情怀，又有《第四十一个》中玛柳特卡那样大胆不羁的精神。这种双重的不平常的性格，伴着我走过一生，书写了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
这本自传是黄准老师对自己岁月之河记忆的拾掇缀合。她告诉我，每写一段经历时，就像放电影一样，让这些情景在自己的脑子里再回放一次，重新再去品尝一次当时的那种酸甜苦辣。80年的历程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能不谓之漫长，这是一件很大的“衣服”，再努力的缀合也难免漏针漏线。而当记忆的漏洞一旦被她突然想起而加以补缀的时候，这是她最高兴的事。
黄准老师12岁奔赴延安，在鲁艺学习艺术，是我国第一位加入电影音乐创作队伍的女作曲家，并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许多个“第一”；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仍以“向前进，向前进”的姿态书写着人生的精彩。
我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军队驻扎苏州时与我母亲私订了终身。父母叛逆婚姻的后果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一生的痛苦，也给我带来了苦涩的童年。我的祖母就像一个凶神恶煞，整天凶巴巴的好像别人欠了她什么似的。在这个陌生的封建家庭中，母亲受尽了精神与物质的折磨，在我儿时，不知听了多少她心酸的絮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