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时期，“天朝大国”的大厦表面上繁荣稳定、强大昌盛，而其内里早已被蛀蚀空了，甚至是危机重重。

“康乾盛世”仅过不到50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一幕幕长达百年丧权辱国的悲剧。

这个所谓的“盛世”，不该我们去拷问？！

对于“康乾盛世”，有这么一位无名氏，在自己所著的《秦鬟楼谈录》中有一篇文章——《积弱溯源论》，就非常大胆而且直接地拷问了“盛世”，并认为：“我国之所以积弱，实滥觞于乾隆之晚际。”这样卓越的识见。出自于一位不知名姓之人的口中，实在是难得！

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也对乾隆时期的所谓武功有过反思，并在其所著的《圣武记》中这样说：“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这足以说明乾隆后期并非如其所说的那样天下太平，早已是危机四伏。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现象：许多盛世的由盛而衰都只是在顷刻间的分崩离析，就连大家一直以来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也莫不如此，在安史叛乱的顷刻间出现惊天逆转。

本书就“康乾盛世”中社会的奢靡成风、吏治的贪腐以及畸形的人才选拔、思想文化的钳制与压抑，盲目的自大与闭关锁国政策等几个方面分章节作一次全面系统的批判和拷问，以古鉴今，从而起到史鉴的作用。

引言难以割舍的“盛世情结”／1

第一章 拷问盛世表征的话语关键词／13

 人口爆炸式的增加就是“盛世”的标志吗／15

 皇帝与朝野对人口问题的担忧／16

 以洪亮吉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提倡控制人口的主张／18

 拷问“康乾盛世”国富与民生的推定／20

 康雍乾时期的财政状况探实／22

 乾隆的“十全武功”与“十全老人”／25

 “十全武功”的浮夸与虚饰／25

 “十全武功”与沉重的财政负担／29

 民变四起的诸多战事／30

 见之于文献典籍的载录／31

第二章 成由勤俭败由奢／35

 晚明时期的纵欲奢靡与饮食／38

 “满汉全席”的奢华与发展／39

 扬州的一份“满汉全席”食单／41

 乾隆的一顿早餐／42

 十几只鸡作陪的茄子与《红楼梦》中的饮食之奢／43

 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奢靡／45

 服饰之华奢竟至“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46

 宫室之富丽／48

 奢靡风行下日趋繁复的清式家具／50

 清代紫檀家具的精细雕刻／51

 越来越盛大的婚丧嫁娶排场／52

 皇家排场的背后／54

 乾隆皇帝之奢靡与巡游无度／56

 心知肚明却又讳言的劳民伤财之事／57

 闾巷细民对南巡的看法与怨言／61

 《酌泉录》所录乾隆南巡之实况／62

 奢靡风行与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69

第三章 贪腐蛀蚀下的“盛世”大厦／73

 与奢侈共长的贪腐之风／75

 轰动全国的两淮“盐引案”／78

 “盐引案”中复杂的政治背景／80

 王亶望为首的集团性贪污大案／82

 王亶望一案的政治后台于敏中／84

 查处王亶望过程中而滋生的又一桩贪污案件／86

 “拔出萝卜带出泥”／88

 以和珅为例看清代贪腐盛行的“内隐驱迫”／93

 清代反贪腐的症结之一：人治大于法治／100

 乾隆对李侍尧贪腐案的“出奇料理”／102

 清代反贪腐的症结之二：制度设计中的缺陷／106

第四章 畸形的人才选拔／119

 “牢笼士子，驱策英才”的科举制度／121

 不知苏轼为何人的进士、学道：范进／122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124

 “八股文”及其负面效应／125

 蒲松龄《聊斋志异》对八股取士的批判／128

 烦琐的科举程式与“书法”／131

 蒲松龄的“越幅”／135

 乾隆对科举偏重“书法”惯例的改革／137

 形同儿戏般的科举选拔／139

 乾隆一手成全“连中三元”的盛事／143

 进入官场以后的“人才”们／144

 “暗投未必皆珠■，无限人间叹不平”／146

第五章 文字狱的盛行与思想的钳制／151

 开启清代文字狱大幕的函可《变记》案／154

 庄廷■《明史》案／155

 戴名世《南山集》案／156

 曾静、吕留良案与《大义觉迷录》／161

 钱名世“名教罪人”案与“大批判”、“精神折磨法”／166

 孙嘉淦伪奏稿案／170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174

 乾隆“引蛇出洞”式的征书经过／177

 屈大均衣冠冢案／182

 《四库全书》的编修与思想的钳制／187

第六章 盲目自大与闭关锁国政策／191

 《四库全书》与法兰西《百科全书》的比较／193

 康熙对于西学的兴趣和关注／197

 康熙朝的海禁政策与闭关锁国／202

 乾隆的盲目自大与西洋意趣／204

 英使马戛尔尼的来朝觐见,／208

第七章 清代中后期知识界对“盛世”的反思／213

 《红楼梦》——“无力补天”的挽歌／215

 赵翼的《十不全歌》／217

 龚自珍对乾隆盛世的历史反思／218

 魏源《海国图志》的放眼世界／222

 魏源《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境遇／224

 徐继畲《瀛环志略》的寂寞与荣光／226

 大量“危言体”著作的出现／229

后记／232

在全面审视和揭秘“康乾盛世”的背阴面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先来看一看那些艳羡并热衷大谈特谈“盛世”者的话语关键词。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大量学术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其话语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人口的大量增殖、物质生活的富庶与繁荣、生产水平的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边疆的平定与开拓以及学术文化之发达等这些所谓的文治武功方面。在本章中，我们不妨先就这几个方面逐一进行反思和拷问。

人口爆炸式的增加就是“盛世”的标志吗

人口的增长历来都是历史学家们热衷用以证明社会发展、步人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指标，直到今天国人还是特别喜欢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样引以为豪的话语，其实在当前的发展中，人口问题早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数量的多寡，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重要指标。“人海战术”在古代战争中自然占有莫大的优势，在生产中也自然是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产值高，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与国民生产总值。所以许多学者在对康乾盛世绘声绘色的描述中，首先就使用了这么一个标准。清史学者戴逸在其文章中为了强调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经济飞速发展”，“生产力高度发展”，就将这一切首先归功于人口的大量增殖。“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三亿，道光年间发展为四亿，这以后人口没有大幅度的增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5000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8000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

我们姑且不论“康乾盛世”与汉唐的这种比较是否科学与合理，但将盛世完全归结为人口的增加，肯定是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理论缺陷的。因为人口无限制地增长并非全是好事，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已不再是很难认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在人口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而致的弯路给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

皇帝与朝野对人口问题的担忧

人口问题在康雍乾时期其实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祖孙三代皇帝都曾为此而烦心。为了使读者朋友们能有更为感性的了解和认识，不妨先将其时的人口数量增长作一个简单的比较：略。得越来越突出和尖锐，康熙就曾对他的近臣不无担忧地说：“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巅尽行耕种，朕常以为忧也。”在雍正即位不久，也有过同样的担忧，所谓：“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蕃，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从上表所列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雍正两朝人口的增长速率还是在可以调控的范围之内的，而到了乾隆一朝，人口数量的剧增呈现出“大爆炸”的态势。对此乾隆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也曾认识到当时天下“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较昔日多至十余倍”。而他在对“民数”与“谷数”进行了一番比量之后，也不禁忧心忡忡，写下了《民数谷数》诗一首，其中就有这样的感喟：“设若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可以想象，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大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一旦失去了土地这一赖以生存的根本，也就极易出现流民聚众滋事，直至逐渐演变成日益严重的武装叛乱，这岂非困扰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吗？面对这样的严酷现实以及皇帝的忧虑，我们今天何以会以此立论说人口众多是“康乾盛世”的主要表征呢？

面对人口的急剧增长，生存问题就成了普通人最为关注的事了，乾隆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赵翼就在其诗歌中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只靠不断地垦荒植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以致在当时竞出现了这样的情景：“遥山最深处，想必无人居。一缕炊烟起，乃亦有室庐。始知生齿繁，到处垦辟劬。虎豹所窟宅，夺之为耕畲。尚有慵丐者，无地可把锄。民生方愈多，地力已无余。不知千岁后，谋生更何如？”从诗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民生问题的严酷现实，即便我们可以姑且不管诗中所涉及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即便是无限制地开垦山林，原来是虎、豹等野生动物出没的领地也被占用为农田，但依然还是有大量的乞丐，他们根本无田可耕种。赵翼的眼光似乎比一般的人更为长远，面对这样的人口现实，不免担忧起“千岁后”的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如果不能够正确地对待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必将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赵翼以他卓特的史识提出了晚婚与晚育，乃至“禁止生育”的主张，他在《米贵》诗的第六首中这样说道：“勾践当年急生聚，令民早嫁早成婚。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蕃。”勾践时期，人口越多越好，只有人口的大量增殖，才能够保障越国在争霸中占得上风，而乾隆年间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人口问题对经济的制约日益突出，就不能再一味强调什么“人多力量大”、“人多热气高”、“人多就强盛”了。

以洪亮吉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提倡控制人口的主张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以“养民”为核心的民生问题也就成为乾隆时期朝野议论的重要议题。在这一场讨论中，常州人洪亮吉的《治平篇》堪称见识卓特，在世界人口学史上，洪亮吉控制人口的理论的主张比英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还要早1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控制人口的理论表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洪亮吉奉命到贵州考察。在历时一年的考察中，深人而广泛地与社会各阶层接触，他以学者的敏锐，发现了人口过快的繁衍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于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写出了一组文章《意言》，尤其是其中的第六篇《治平篇》，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人口论思想。P15-18

回顾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先秦绝对是最为辉煌的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自由开放，且真正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的时代，在“焚书坑儒”这样的文祸“创举”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里，思想是没有禁锢、没有钳制的。那个时代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私家历史著述；著作者往往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淋漓尽致地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价值判断都融入其中，体现出自己独立不阿的学说和思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书立说”。所以，将这些先秦时期的史籍作为哲学、思想史的典籍来阅读亦未尝不可。但是，随着封建专制的建立和逐渐加强，这样的史学著述似乎越来越少了，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稽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似乎也就销声匿迹了。

在“噪音”驯化的皇权威慑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强势话语权的控制之下，私家修史之风日渐委顿，定于一尊的也就只能是那些“钦命”、“御定”、“官修”的大量正史。在话语霸权的强势声音中，大量经过粉饰、装点之后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正史叙述”，成为中国历史叙述和研究中的“唯一”。凡是与这“唯一”不合拍的往往就会被贴上“悖逆”或是“异端”的标签，清代康、乾时期大量禁毁“逆书”的举措，不正是这一文化专制政策的登峰造极吗？就是这“唯一”的皇家标准一直延续了近两千年，它不仅严重地翳蔽着人们的视野，使得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逐渐失却了理性的光辉，许多历史工作者也丧失了反思的能力，更缺少了“异端”的思想与文字。生物的进化得益于基因的变异，在人类文明史上特立独行的“异端者”倒很像那变异的种子，但令人困惑的是，人类社会却是在对这一“异端”变数的打击与虐杀中蹒跚前进，在对异己的残酷诛杀中完成对人的独立精神的剿灭，各类复杂而森然的设置以及那高八度的“唯一”旋律，使得芸芸众生落入强势话语拥有者所设置的“盛世”音乐旋律之中，而且就在这赞歌声声中昏睡千年。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沉沦，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出了一位龚自珍，他不忍，也不愿看到中国的知识界在“盛世”的浮华中消沉堕落，于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龚自珍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康乾盛世”掩盖下的社会真相。其实这是一个比“乱世”还要让人担心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貌似“治世”而实已衰敝不堪、险象环生的封建“衰世”，表面的虚浮掩盖了很多的危机，在风和日丽、莺歌燕舞的背后却暗藏着凶险的暗礁、暗流、旋涡，它的危殆比“乱世”还要厉害。“居安”尚且还要“思危”，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古训，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囊”都已被蛀蚀一空，“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的大清王朝，从上到下，都沉醉于“天朝大国”的夜郎自大之中，那它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一个社会出现危机并不可怕，可怕是对危机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更不敢正视它，而是采用鸵鸟埋头沙丘的自欺欺人，这种做法的惨痛教训，直至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认真地去审视、去反思。近代先贤出于民族“自强”这一朴实善良的基点，对于“大清盛世”所作的文化、历史反思，对我们今天实现强国之梦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这样一笔丰厚珍贵的思想财富，却在如今“戏说”历史成风的时代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这是阅读稚化和思想弱化的严重表征。“厚大重拙”的阅读与写作，早就应该成为当务之急，偶然的机缘结识了中原农民出版社的吴浩先生，他对笔者的这一想法颇以为意，并有相见恨晚之憾。在吴先生的美意促成之下，一直萦索在脑海中的“觉得”之类的想法终于可以形诸文字，遂鼓勇提笔，写下了“拷问盛世”四个大字。许久以来内心深潜的那一股强烈的心气，使我一气呵成，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了以上的文字。  意犹未尽之余，方将踌躇，方将四顾，望着屋外运河里穿梭不息的船只，我若有所失地沉浸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