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曾任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祝曙光创作的《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对其一生的主要行迹、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进行全面论述，展现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不遗余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外交业绩及淡泊名利、内敛从容的为人处事品格。

他生于乱世，国力衰落。与列强周旋，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英美援华，力争中国四强地位，主张朝鲜独立等，仗义执言，不畏强权。

他，就是国际著名法官、外交家、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总理、南京政府司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

祝曙光创作的《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对其一生的主要行迹、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进行全面论述，展现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不遗余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外交业绩及淡泊名利、内敛从容的为人处事品格。

引子

第一章 家世、教育、婚姻

 一、家世渊源，早年教育

 二、津门求学，北洋翘楚

 三、修身齐家，伉俪情深

 四、西方绅士，东方君子

第二章 赴日、美、欧留学

 一、东渡扶桑，办报撰文

 二、翩翩少年，洁身自好

 三、求学耶鲁，为国争光

 四、英译名著，蜚声学界

第三章 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一、革命外交，非君莫属

 二、颁布对外宣言，争取列国承认

 三、处理“泗水事件”，维护华侨利益

 四、任教复旦公学，心系时务

第四章 出席华盛顿会议

 一、谦逊温和，顾全大局

 二、鲁案交涉，艰难曲折

 三、唇枪舌剑，为国争权

第五章 从北洋政府总理到国际法院法官

 一、拒绝清高，出任“好人政府”总理

 二、对奥借款案，掀起倒阁潮

 三、判决精当，享誉国际司法界

第六章 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法权的斗争

 一、不辞辛劳，出席关税会议

 二、联手顾维钧，罢免安格联

 三、重任在肩，主持法权会议

 四、依据情势变迁原则，推进修约外交

 五、出任司法院长，交涉撤废领事裁判权

 六、针锋相对，改组上海租界法院

第七章 再次出任外交部长

 一、出访日本，缓和中日关系

 二、临危授命，再任外长

 三、坚持原则，交涉卢沟桥事变

 四、调整外交方针，申述国际社会

 五、维护中德关系，接受德国调停

 六、反对绥靖政策，争取英美援华

第八章 力争中国大国地位

 一、提出战后集体安全理论，负责中外经济合作

 二、把握时机，力争中国大国地位

 三、主导橡树园会议，四强地位最终确立

 四、全力以赴，废除不平等条约

 五、精心筹划，确立惩处战犯与对日索赔原则

尾声斯人已去，勋业永存

附录一 王宠惠生平大事记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清末民初，社会上活跃着一批女中豪杰，被誉为“英雌”，以沈佩贞为首，郑毓秀、唐群英等为骨干，提倡男女平等，要求给予妇女参政权。她们到国会请愿、组织集会演讲，震骇一时，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当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后，革命党人趁袁世凯乘马车去石大人胡同新衙门办公时，途中投掷炸弹，惜未炸中袁世凯。军警随即封锁现场，搜查刺客，抓获了张光培等10人。其中3人被处死，7人由法国记者保释出狱。该行刺计划，郑毓秀是幕后策划者之一，法国记者亦由她出面恳请作保，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以后沈佩贞被袁世凯收买，丧失了其妇女界的领袖地位，这些“英雌”遂心灰意冷，有的退隐，有的嫁人，风流云散。

郑毓秀以官费生去法国留学，并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郑毓秀英姿飒爽，胸襟开阔，她在巴黎的居所被称为“留学生之家”，留学生、革命党人、旅法政要等都去她的居所盘桓，她总是敞开大门，来者不拒。“遇到尴尬事件，她老是不惮烦、不惜力，代为奔走斡旋，使人感到温暖。”中共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得到了郑毓秀的不少帮助。保存至现在的1922年3月14日向警予致中法协会的信，其中多处提到郑毓秀在巴黎帮助她们解决困难的事迹。郑毓秀具有天生的应酬本领，与法国政界的名流巨擘都有往来，可谓开中国民间外交之先河。巴黎和会期间，当郑毓秀得知北洋政府有意让代表团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的消息后，当天晚上在花园中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闯入中国代表团驻地，顶住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陆征祥被吓得不敢去签字。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条约》，保留了中国收回山东的权利。

郑毓秀与王宠惠是同乡，又都以法学为专业，来往非常密切。郑毓秀对王宠惠的朋友来巴黎，也是热情招待。据王宠惠的同学李晋回忆：“我当时以亮畴之故，亦时为其座上客。”“平日逛公园、游名胜、购办新奇物品，由于她的指导指点，使我初旅花都，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其热情亦足动人。”王宠惠对郑毓秀也很关心。有一次，郑毓秀的学费很久未发，王宠惠托人向教育部交涉，很快就得到了解决。1925年，段祺瑞电令任海牙国际法院候任法官的王宠惠回国，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法权会议。王宠惠与李晋相约从巴黎乘国际列车经西伯利亚回京。在巴黎，李晋有事求见驻法公使陈策，陈策在应允所求之事后，乘便说：“郑毓秀是有丈夫的，她的丈夫姓曾，现在在京奉铁路局任职。你和亮畴既属老友，你得劝她对亮畴不要过分接近啊！”李晋才得知郑毓秀正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王宠惠。离开巴黎前夕，郑毓秀在名为万花楼的中餐馆为王宠惠和李晋送行。席间她对李晋说：“这回你陪亮畴回国，其实你俩在欧的事务都未了。三个月后，你得陪亮畴重来巴黎。因为美国前国务卿Kellog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主席，亮畴为副主席，三个月后有个重要会议，亮畴必须出席，你得负起这个责任。”李晋当然懂得言外之意，“这些话配合陈公使所说的，我自懂得其中奥妙。男女间事，借上冠冕堂皇的大题目作烟幕，说来自是得体”。郑毓秀又亲往车站送行，再三叮嘱李晋一定要陪王宠惠重返巴黎。面对聪慧、漂亮的郑毓秀的爱情攻势，王宠惠一度“困扰于其婚姻问题”。经慎重考虑，王宠惠决定斩断情丝，朱学勤完婚，当郑毓秀追踪回国时，木巳或舟，她只好怅然而去。王宠惠爱惜人才，不以私废公，任司法总长期间，仍启用郑毓秀为其部属。但郑氏为人精明强干，与司法部常务次长罗文干“龃龉至深，盖罗老成持重，喜用旧人，郑则宏奖风流，提拔先进”。王宠惠对郑、罗矛盾，不为左右袒，一笑了之。P12-13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一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被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时。”

……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继续关注和从事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主持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从2007年开始，笔者在《世界知识》主持开辟“民国外交人专栏”，历时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传记106篇，涉及民国历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特使、专使以及为国捐躯或做出重要外交贡献的外交人物109人①，该项工作突破了对民国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数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对民国外交家群体研究的系统工程。201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友情邀请，决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民国百位外交家传》(学术版)，并被列为以王建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49)》子课题，单独编撰出版。其二，对于笔者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进行修订再版和扩版。2008年，团结出版社再版了其中两种《伍廷芳传》和《王正廷传》②，当时签约版权为5年。2013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联络推动，商定增订重版、扩版这套丛书，并调整为8卷本。2014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各位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两个项目均告完成，进入结项和出版程序。为此，笔者特写本文，既作为“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总序，亦作为《民国百位外交家传》的前言。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丛书的增订再版本：张礼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国著《外交总长陆征祥》、陈雁著《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完颜绍元著《“废约”外交家王正廷》、钱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陈友仁》、杨菁著《战时外交家宋子文》。另有两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关培凤著《外交奇才叶公超》。无论是增订版，还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运用方面尽了大力，尽量周密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努力使文字生动活泼，使之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丛书对于各传记的撰写只要求体例一致，并无统一的观点要求，各传记反映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并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丛书将来有机会再版和扩版时，有所借鉴和参考。

作为丛书主编，笔者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以及编辑工作之余，尽心尽力，精雕细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撰写和增订，使丛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没有他当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争取，就没有本丛书初版本的诞生。更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支持，使本丛书的增订和扩版，能够成为现实。

2014年8月30日于复旦大学

现在的中国人对于王宠惠非常陌生，不知道王宠惠是何许人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王宠惠为人低调，谨言慎行，虽身居高位，却不喜弄权，没有什么逸闻趣事供人消遣；一是他活动的领域相当广泛，他不仅是著名外交家，也是著名法学家，长期担任国际常设法院法官，又是国民党元老，而他在政治上和法学上的理论建树与实践活动，总是被有意或无意地贬低、批判，连带他的外交业绩也长期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不为后人所知。

王宠惠一生受孙中山的影响极大。王宠惠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密切，孙中山常去王家做客，“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之理想。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求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故二人相处，恍若志同道合”。王宠惠从6岁结识孙中山开始，成年后长期追随孙中山。他在《追怀国父述略》中指出：“回忆宠惠自识国父至于其殁，垂三十年，当革命进行之始，事机危难之秋，均获追随，亲受指导，其后虽或离或合，而秉乎国父之教，行乎国父之所安，则精神所寄，盖始终在其左右云。”王宠惠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即怀着书生报国的愿望，投入近代中国的历史大潮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1937年3月，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关键时刻，临危授命，再次任外交部长。1941年4月，出任战时国家权力中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中国大国地位殚精竭虑。当然，王宠惠的外交生涯，也留有遗憾，有些外交举措也值得商榷或不妥。但我们不能太苛求前人。评判历史人物，我们当“法官”是容易的，而当“律师”为其辩解却是不易的。

2007年，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在《世界知识》杂志主持“民国外交人系列”栏目，约我为王宠惠作一小传，这是我首次接触王宠惠。当时我就感觉王宠惠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要了解民国外交，王宠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遂萌发了为王宠惠作传的念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动笔。2013年，石源华教授邀请我参加“民国外交家丛书，，的撰写，我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初稿完成后，石源华教授又提出了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所以，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石源华教授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我本以为撰写《王宠惠传》，轻车熟路，不会有多大问题，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才发现，困难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特别是资料缺乏，常常令我搁笔发愁。与顾维钧不同，王宠惠未写回忆录，也没有留下Et记。顾维钧的回忆录长达13册、600多万字，另一位著名外交家颜惠庆也曾撰写自传并留有日记，这些珍贵的史料留存，极大地便利了后人的研究。长期追随王宠惠、曾任行政院副秘书长、原清华大学教授浦薛凤曾多次劝说他撰写回忆录，“谓其必有宝贵材料与秘异节目，自可流传永久，启发史家与学者尤其是政治人物之思考”，但王宠惠均微笑不语。浦薛凤感到不解。为了解开浦薛凤的疑惑，王宠惠告诉他：“问题关键就在于此：如欲求有价值，自当信笔记载，直言无隐而巨细不遗，即使我一字不加案语褒贬，其中自必包含人之善恶贤奸，事之是非功罪；何况一己所写之事实，即可令人怀疑，更足引发争论。”王宠惠所言自然体现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为人处事之道，但为历史研究却带来了不便。现在研究王宠惠最重要的资料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撰的《王宠惠先生文集》。台湾朱传誉先生有感于王宠惠研究资料的匮乏，且难以查找，故主编了三册《王宠惠传记资料》，将散见于各类书刊报章中有关王宠惠的资料信息汇集起来，以便利学者研究。但该传记资料收录有重复，范围有限。

王宠惠长期活跃在民国外交舞台上，两任外交部长，抗战时期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是蒋介石的首席外交智囊。他对民国外交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中国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王宠惠的重要贡献长期被学界忽视，迄今未有关于其外交思想、外交活动的专门论著问世。笔者希望拙著的出版，有助于推动王宠惠与民国外交的进一步研究，总结和吸取民国外交的经验教训，改变弱国无外交的传统观念。其实，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上，弱国外交官实施高超的外交技巧，巧妙平衡利害关系，寻觅有利时机，在维护本国利益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外交是一种谈判艺术。

正当拙著的撰写进入最后阶段时，笔者却在2014年3月6日不慎跌跤，导致严重的腿部骨折，生平第一次住院开刀，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生病期间，学校领导非常关心，多名校领导来医院或家中探望，教务处的各位同事、人文学院与历史系的领导、各位老师以及其他同志也纷纷前来医院看望。这使笔者备感温暖，在此谨向苏州科技学院领导、教务处的各位同事、人文学院与历史系的领导、各位老师以及其他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姚海教授、董粉和先生长期以来对笔者的关心和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父母年老体弱，却总是惦记我的健康和工作，每次打电话给我，总说一切都好，无须挂念，其实是不想给我增添麻烦。父母之恩，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生病期间笔者得到了家人的精心照顾，太太华放和女儿每天来医院陪伴，陪着聊天，以解笔者寂寞。出院以后，没有家人的照顾，笔者也不可能很快抖擞精神，克服困难，完成拙著最后部分的撰写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参考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谢意!拙著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亦欢迎学界朋友提出宝贵意见，以备笔者以后有机会对拙著进行修订。

祝曙光

2014年5月25日初稿  2014年7月12日修改稿

2014年8月8日修改稿第二稿

2014年12月3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