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军民浴血战斗,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概貌,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特将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经过审慎的选择和核实,汇编成《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薛岳和赵子立编著的《正面战场(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是丛书中之一部。
英勇不屈的战史奇观,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1937年到1945年,国军发动大会战二十二次、战役一千一百多次、普通战斗两千八百多次。三百二十多万官兵伤亡,一百多名将军殉国。四千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两千四百多架战机被击落。海军更是全军覆没,所有的舰艇全部打光。这就是可歌可泣的正面战场,这就是不可磨灭的历史画卷!事实用鲜血与火焰向全世界证明,没有任何侵略者可以征服中华民族!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写中国人惊天动地保家卫国史。来自抗日战场第一线的声音,写照国军抗日的第一手资料。《正面战场》,直面历史,弥足珍贵。薛岳和赵子立编著的《正面战场(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是其中描写武汉会战之一部。
当江兴轮开出三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接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密电:在汉口日本租界设置的六门高射炮,与所存五百箱弹药,须在该部撤退时抢运后移,倘有贻误以军法追究。司令部再没有船只可以载负,于是急电江兴轮转舵回汉。当江兴轮转回汉口时,已是深夜十时半了。江兴轮虽没有装载重要物资,乘客却有一万多人,高射炮无法下舱,只得安置在船面。启碇时已是二十五日清晨三时许,从武昌珞珈山东面,传来稀疏的枪声,这时,司令部的建兴轮领先,江兴轮随后,离开了武汉。建兴轮小而快,可以不择水线直航前进,而江兴轮是江轮,必须按照曲线水槽进发。行驶至新堤江面时,建兴轮已将江兴轮抛到后面四十多华里了。在建兴轮领先前进中,曾遇到几次敌机,由于船面掩蔽工事好,舵工也很有经验,都闪避过去了。大家只为江兴轮担心。建兴轮驶到小新镇,追上了先一天军委会侍从室开出的建武轮。建武轮在开出的当天,遭敌机扫射,死伤了十余人,连陈布雷秘书长站在锅炉旁,身穿的猪皮袍子也被子弹打穿了几个洞,幸而没有受伤。
据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一年中与敌人在水上运输的斗争经验,长江上下船只一离开武汉约四五十里,随时都可遇到敌人的水上飞机,总是两架一队。敌机一遇到船只就猛烈扫射,接着是一架凌空监视,一架降低或落在水面与船只平行,打着手势,表示要察看。并且喊出结结巴巴的中国话:“你的国军?你的武器?你的老百姓?”飞行员不一定每人都会说这几句话,但总的不出这几句话的范围。我们的船只总是用篷布围盖得很严密,人员物品都落舱,上面放些不重要的物品作掩护。一听到飞行员喊话时,押运人员即便衣出来,揭开篷布一角,或做手势,或答话。在船的篷布上张贴老百姓回乡的标志,也算是种掩护。再就是由船工放三声汽笛,以表示敬意,但当时的船工一般都拒绝使用汽笛。这三种对敌方法被当时的管理员们叫做“文昭关”;敌机如果发现船上有穿军服的人,就疯狂地扫射,管理员们叫做“武昭关”。
当时江兴轮篷顶上都是杂色军民乘客。我们在建武轮上的人都很担心,正在议论的时候,引水员很紧张地走进底舱来说:“江兴轮离我们水程六十余里,旱道不过二十里。前一小时,敌机两架飞过去后,我们听到过枪声。后来看到敌机向梁子湖方向窜去,一架好像受伤落下,一架直接向东飞去。约三十分钟后,又来了六架飞机,顿时水上传来了沉重的轰鸣声,可能是江兴轮遇险了。”副司令庄达即嘱咐三个船舶管理员与一个水手,携带款项,雇上轻快小木船,限于当日抵达肇事地点查勘,办理善后,并须在三日内由陆路赶到沙市会合。
二十九日晚,建兴轮转进宜昌时,那四位去侦察江兴轮出事的人员回来了。报告的情况与引水员所预料的并无不同。只不过证明:遇险地点,江面很宽,江滩极阔,南岸村庄离江心最近处约有十二三里,当地老百姓听到轮船遇险的轰鸣声,赶到江边时,江中业已平静,看不到船只了。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根据事前事后经过情况,以及二十六日在新堤江面遇险隋况呈报参谋总部备核。
呈报一个月后,原乘江兴轮遇难脱险的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回来说:“当日机两架发现江兴轮上有军人时就开始射击,死伤很重。飞行员随即打手势,强迫折转汉口。船上的高射炮手抑制不住怒火,就开炮射击,一架敌机受伤,逃到武昌西南面落下了,一架向东逃跑了。这时,我们司令部还有三个管理员也是随船撤退的,主张将船开足马力,搁在浅滩上,大家涉水登陆,以防敌机再来报复。但人员太多,命令传不下去,尤其是高射炮队的官兵,认为敌人水上飞机数量不多,也没有战斗力,不敢再来。倘若再来,可用高射炮与步枪反击,定能击退敌机,比涉水登陆损失小。他们一面说一面架设高射炮。可是船上人多,船面地位也有限,仓促之间,一架高射炮的位置还没有摆好,敌机六架,已凌上空,投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炸弹与燃烧弹。顿时船尾、中舱中弹燃烧,船尾开始下沉。船上秩序大乱,号哭声、救命声、爆炸声混为一团,高射炮手受了伤,无法抵抗,高射炮队的官兵都在血水中沉没了。我住在三楼边舱,先用绷带连着我的妻子与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跳下去,我左右两手抱着两个大孩子也跟着跳下江中。一浪卷来,我的妻子沉没了,我喝了水,两手一松,两个孩子不知去向。我因穿着棉袄就漂在水上,直到漂离遇险地点约六十里才被渔民救起,到第二天中午我才苏醒。后来我在那里休养了五天,得悉那里叫新泽口,是回水地带。船只出事后,漂流的人,过此没有办法搭救。在那些天里,我也了解到江兴轮出事后,一共救了八十四人,其余连我们的三个管理员在内一共一万多人都死了。”李管理员的血泪控诉变成了愤怒的呜咽,引起了大家同仇敌忾的决心!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自十月二十四日撤离汉口后,对保卫武汉的运输任务即告一段落。我们转进到宜昌已是十一月一日了。P37-39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军民浴血战斗,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概貌,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特将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经过审慎的选择和核实,汇编成《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本书是丛书中之一部。
武汉会战,是继徐州会战之后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它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踞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铁路的衔接点,是我国的心脏腹地,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之后,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这里实际上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这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结束战争,这就构成了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
这场“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日军进攻安徽省的安庆起,直至十月二十五日日军进占武汉止,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长江沿线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四省数千里。日军集结了十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一个机械化兵团和三个航空兵团,加上海军舰艇一百四十余艘,约三十五万兵力。我军相对列阵,动员部署了十四个集团军、十个军团和战区直属部队以及海空军一部,约一百万兵力。这一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会战结束后,日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与资源不足,加上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壮大,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企图,侵略者脚步日益深陷“泥潭”,抗日战争以后便逐渐进入了相持阶段。
湖北省地处战时首都重庆前卫,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局部战斗仍连续不断。其间先后发生了随(县)枣(阳)、枣(阳)宜(昌)和鄂西三次较大规模的会战。 日本侵略者为巩固武汉外围,从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日,在随县、枣阳一线向我发动战略攻势。我军与之周旋于襄河以东的鄂北和豫南地区。经过反复争夺,以克复枣阳、恢复原态势而结束。一九四。年五月一日,日军又以四个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的兵力发动以攻略枣阳、襄阳、宜昌为目的的枣宜战役,战斗沿襄河至长江以及豫南广大地区进行,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一个半月,襄阳失而复得,六月四日宜昌弃守。
鄂西会战,是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湖北境内的一个重大战役。是年,日军以湖北战时省会——恩施为攻略目标,企图从正面威胁重庆。当时德、意帝国主义者在西方连连失败,日本侵略者在东南亚处处碰壁,轴心国败局已定。这次进攻,也是日军在中国的一次困兽之斗。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的兵力,调动百余架飞机,于五月五日首先由华容等地南向洞庭湖北岸进攻,再以主力自宜昌、枝江南渡长江西向长阳、五峰窜犯,一度攻占渔洋关,又一路沿长江南岸进攻我江防石牌要塞。我军迎敌于湖泊沼泽和崇山峻岭之中,凭险拼夺,迂回反击,战斗至六月十七日,终于驱敌返回原地,完成了捍卫重庆大门的任务。
这里收入的资料,均为参加上述各次战役的原国民党将领的亲身经历,反映了我军将士基于爱国热情,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奋勇抗敌的英雄业绩。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之壮烈殉国,他们可歌可泣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也反映了战地人民不怕牺牲,探敌情,送粮秣,救伤员,捐钱物,出生入死,配合作战的抗敌热情。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抗战行动,不啻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不可侮,炎黄子孙宁死不当亡国奴!
在这几次会战中,也应看到中国军事当局的不足之处。如有些方面判断失误,或指挥不当,或战斗部队互不协调,因而造成伤亡过大,战略要地丢失过早的重大错误,但所有这些都无损于战地军民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无损于中华民族的光辉形象。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