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著的《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精)》贯穿中、西文化心理的历史比较，立足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体验，而将人心的基本处境作了一个结构性的描述。

作者的哲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在书中相映成趣，极具思想价值。

以“品格”与“性格”、“情”与“爱”、“辩白”与“追求”等关键词为导引，反思中西文化传统所造成的“自我意识”。

在中西古典的对比性解读中看出两者的人格性差异，为人格独立精神之建构指明方向。

邓晓芒著的《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精)》以“镜子”比喻在中西文化中所体现的差异。引出中西人格的比较，重点放在中国人的人格之上。作者通过分析关云长与阿喀琉斯、贾宝玉与唐璜、屈原与浮土德等六组对位人物的人格结构。以“品格”与“性格”，“情”与“爱”，“辩白”与“追求”等关键词为导引，反思中西文化传统所造成的“自我意识”。

总序 张炯

新版序

镜子的故事（代前言）

上篇 人格之镜

 第一章 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第二章 赤诚与虔诚：唐三藏与早期基督徒的比较

 第三章 情与爱：贾宝玉与唐璜的比较

下篇 人生之镜

 第四章 命运与罪感：《封神演义》与《麦克白》的比较

 第五章 卑贱意识与高贵意识：《水浒传》与《失乐园》的比较

 第六章 辩白与追求：屈原与浮士德的比较

结束语

上篇 人格之镜

中国人格最深的根基是什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诚。”诚就是诚实无欺的意思，它表达出中国传统“人之镜”的根本属性：人心中的镜子可以忠实地反映出实实在在的“天道”。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认为，人的能力可以有大小，处境可以有差别，但一个人对自己“本心”的诚实无欺（“不欺心”），总是一件随时可以做到的事，只要他愿意。不但如此，一般讲道德的人还认为，这种“返身而诚”正因为其容易，它就是一种最大的快乐（“乐莫大焉”），因为它最自然，最不必耗费心机，最合乎人的天性或天道，所以孟子又说：“诚者天之道也。”《中庸》里也讲：“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做“圣人”既然这么容易、这么快乐，然而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几个“圣人”，更不像王阳明所说的“满街皆圣人”呢？对于这一点，人们的解释很简单：“迷了本性了。”就是说，一般人虽然有圣人的本性，但他们并不知道，因为他们受到外来的各种不良影响和污染，使“诚”的本性越来越暗淡无光，甚至完全被蒙蔽了。所以人生的第一要务，在哲学家、道德家们看来就是“复性”。儒家的返身而诚，道家的“能婴儿”（即回到婴儿时代的淳朴天真状态），佛家（神秀）的“勤拂拭”，理学与心学的“良知”，明清之际的“童心”“真人”（李贽等），都是这个意思。

总之，中国人认为人的本性总是天生善良的，因此每个人的人格都只能建立在对这善良本性的诚实无欺之上，否则就是自甘堕落为禽兽。中国哲人中只有荀子明确提出过“人之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伪，在这里是“人为”的意思。但荀子这里讲的“人之性”，其实是指人身上的动物性（本能冲动、欲望），而不是指人身上的人性，否则“人为”为什么可以造成善就不好理解了，因为本性恶的人用他的本性只能“为”恶，是不可能用他的“人”性来“为”善的。实际上，荀子认为人身上真正的人性是“能群”，即能和别人结成和睦的社会群体关系，这与持“人性本善”论的孟子等人把人性归结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不忍人之心”等本质上是一致的。

与此相反，西方人格最深的根基却并不是“诚”，而是“真”或求真。真实与诚实不同，它不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直接呈现，而是一个不断认识和追求的过程。宋代李翱在《复性书》中曾说：“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但西方人格却是在不断的骚动、紧张的思索和外向的追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动态人格，它不是一件当下即得的事，而是要经历茫然、动摇、怀疑和痛苦的历程，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快乐，反而“苦莫大焉”。

显然，一个人要求得关于自身的“真实”的知识，这已经假定了他在此之前不可能对自己的本性有所知悉，假定了他对自己的许多看法都是值得怀疑的、肤浅而不确定的，就连他的人性是“本恶”还是“本善”的问题，他都不可能预先知道，因为很可能，追求真实的结果，竟会发现人性根本上是虚伪的、恶劣的。

所以，西方人对待人性的观点，既不是人性本善，也不是人性本恶，而是人性“自由”，即是说，人的本性就在于人本来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没有任何外来的或先天的东西可以决定它的善恶。人性不是一面静躺在那里的平面的镜子，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可以无限深入的内在世界，而在它深入的每一个阶段或层次后面，都还隐藏着一个幽深莫测的黑洞，或如奥古斯丁所感叹的：“人心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人心的不可穷尽性注定了人的虚伪性，人就是“能作伪的动物”。

于是，就连西方那些主张“人性本善”的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实际上也不是指道德上的“善”，而是指人懂得什么对自己更“好”，更有利，这并非真的“本善”，恰好是“本恶”的表现。西方人的善首先是指事物客观上合乎目的性（好），是从技术上来考虑的，这种理解也渗进了他们的伦理学的“善”之中；中国人的“善”虽也有这种含义（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却与道德和人性学说不相干，它一开始就通过儒家的“君子言义不言利”而从伦理学的“善”中被清除掉了。

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西方的孔夫子”）认为人性本善的理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会看到，做坏事最终必然会对自己不利，就像酗酒必然导致头痛一样；因此，有理性的人会自愿地结合起来，制定法律来约束自己，按相互的道德规律去生活，才能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近代法国启蒙学者们也认为，道德情感、同情心或“恻隐之心”都出于人的自保本能，理性会告诉人们选择利他的方式来利己，因此人具有“善”的本性。

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理解的“善”是极其虚伪的，它表面上是为别人好，骨子里是为自己谋利。中国人讲诚实的生活可以带来快乐，但绝不能反过来，认为快乐是诚实生活的最终目的，而西方人恰好就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后来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反对这种道德观，看出了它的虚伪性，认为只有不计功利、不讲快乐的道德才是真道德，但他毕竟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以这种虚伪的方式做道德所要求于他的事，而这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它至少把人从野蛮提升到文明，使人一步步接近真道德。

P3-6

张炯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和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这些写于上个世纪末的文字——《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在今天看来还有再版的必要，这使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当年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曾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认为有一天不再有人看他的文章和书了，中国就有救了。但时至今日，鲁迅的书还是畅销书，未听说卖不掉的，先生应该感到无比失望了。我当然不敢自比于鲁迅，但至少同样在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当年先生的那种期望，反而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想也许是我和先生的立足点已经不同了。先生当年是想在一代或两代中国人之间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当然会认为两代人之后如果还有人热衷于读他的书，就说明他的计划的失败；而我的立场已从“国民性批判”转移到了“人性批判”，认为我写书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的素质，这种植入是不能通过遗传固定下来的，也不能搞一场运动来普及，而必须每一代人用自己的努力去不断争取。我不过是以我的经历和体验，为这种努力做一种实验，以对得起我的时代。当然如果这种实验对旁人也有启发，我会十分高兴，并且我坚信，凡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必定会给人带来启发，不仅是给中国人，而且是给一切人。但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拯救别人，而是为了拯救自己。

邓晓芒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日，于珞珈山

尽管语言不是多么“优美”，但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思辨的力量”。

——易中天

他的学术是很有个性的、很有根基的、也很有勇气的，尽管他做的学术完全可以避开中国社会上很敏感的一些社会话题。

——胡发云

无论你如何看待邓晓芒，你都无法绕过他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的哲学成就，以及当代知识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恐怕才是邓晓芒存在的真实意义。

——刘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