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时，我首先想起来的事情之一，总是包括我爸爸“有变成巴克的危险”的那天夜里所发生的。如你将会读到的，准确说来，那并不能清楚或者准确地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可是我和我的全家人每次都会以此指代那天夜里。当时我们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列克星顿大街七十七号的一座老房子里。十九世纪初，哥伦布市以一票之差险胜兰开斯特市，成为州府所在地，从那以后，这个城市就有种被追着的幻觉。这是种奇怪的城市心态，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了当地的居民。在哥伦布市这里，几乎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在这里，几乎任何事情也都发生过。
我爸爸睡在二楼靠前面的房间里，跟我哥哥罗伊隔壁，罗伊当时十六岁左右。爸爸通常九点半睡觉，十点半又起来，强烈抗议——我们三个孩子习惯一遍又一遍地放一张留声机唱片。那张唱片是《没有新闻，要么狗是怎么死的》，纳特·威尔斯朗诵。那张唱片播放次数过多，以至于上面的沟槽刻得很深，唱针经常在同一条沟槽里兜圈子，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所以就是“吃了些烤焦的马肉，吃了些烤焦的马肉，吃了些烤焦的马肉”。就是这种反复，通常能让爸爸下得床来。
但是在所说那天夜里，我们全都差不多在同样时辰上床睡觉，也没怎么闹腾。事实上，罗伊有点发低烧，整个白天都躺在床上。他发烧，但是不足以导致说胡话，而我的哥哥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说胡话的人。不管怎么样，我爸爸去睡觉时，罗伊警告他说自己有可能说胡话。
凌晨三点钟左右，睡不着的罗伊决定开始装作说胡话，如他后来所解释的，为的是想找些“乐子”。他下了床，进了我爸爸的房间后，他去摇晃我爸爸并说：“巴克，你的时辰已到！”我爸爸不叫巴克，而是叫查尔斯，他也从来没有被叫过巴克。他是个高个子、略微紧张、性格温和的先生，习惯于一些安静的消遣，特别想让各方面都顺顺当当的。“恩？”他迷迷糊糊地说。“起来，巴克。”我哥哥冷冷地说，但是他眼里有一丝亮光。我爸爸避开他儿子，从另一侧跳下床，冲出房间，锁上房门，又喊又叫，把我们都吵醒了。
我们当然都很不愿意相信沉默寡言的罗伊竟会像我爸爸所说，用这种胡言乱语威胁自己的爸爸。我弟弟赫曼没吭声又回去睡觉。“你做了个噩梦。”我妈妈说。这让我爸爸生气了。“我跟你说他叫我巴克，还说我的时辰已到。”我们去罗伊的房间那里，打开门，踮着脚进了房间。罗伊躺在自己的床上，呼吸均匀，似乎睡得很沉，乍看上去，好像没发高烧。我妈妈瞄了我爸爸一眼。“我跟你说他真的做了。”我爸爸悄声说。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最后好像把罗伊吵醒了，他吓了一大跳，也摸不着头脑(如我们很久以后才发现的，更应该说是他装作这样)。“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妈妈说，“只不过是你爸爸做了个噩梦。”“我没做噩梦。”我爸爸缓慢而语气坚定地说。他穿着一件旧式的“边开口”睡衣，在他又高又瘦的身上显得怪异。在我们不再提这件事，又回去睡觉前，情况又变得复杂，不是两句话说完就完，我们家经常是这样。罗伊要求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妈妈就跟他说了，也就是我爸爸跟她说的，说得很是不清不楚。“爸爸说反了。”他说。接着他解释是他听到爸爸下床喊他。“我来处理。”他爸爸告诉他，“巴克在楼下。”“巴克是谁？”我妈妈问我爸爸。“我一个叫巴克的都不认识，也从来没那样说过。”爸爸生气地辩解。我们没一个人(当然除了罗伊)相信他的话。“你做了个梦，”我妈妈说，“人们会做这种梦。”“我没做梦。”我爸爸说。到这时他挺恼火，他站在一面衣柜镜子前，用一把军用梳子梳理头发，梳头好像总是能让我爸爸安静下来。我妈妈宣布一个成年人去吵醒一个生病的孩子，只是因为他(成年人指的是我爸爸)仰面躺着睡觉时做了个不好的梦，这“是罪过也是丢人”。事实上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我爸爸会做噩梦，通常是关于莉莉安-拉塞尔…和克利夫兰总统，他们追赶他。
我们为这件事又争吵了可能有半个钟头，之后，我妈妈让我爸爸去她的房间睡。“你们现在都安全了，孩子们。”她关上门时，语气肯定地说。我能听到我爸爸嘟囔了好久，偶尔还能听到我妈妈表示怀疑的单音节词。
这件事过了大约半年后，我爸爸又有一次类似经历，这次是跟我。当时他睡在我隔壁。之前整个下午，我都在徒劳地想要想起珀斯安博依这个名字。现在好像很简单就想起来了，但是在提到的那天，除了想到像赤陶、瓦拉瓦拉、提单、彼此彼此、装腔作势、波尔莫尔、波德利海德、舒曼·海因克等词、名称及短语，我还想到了国内其他每座城市，却根本想不到一个跟珀斯安博依接近的。我想赤陶最接近，但也不是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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