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定律”

19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铁律性的警世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阿克顿对权力过度所导致的结局——腐败，只能算是一种温和的叙述。因为绝对权力所导致的结果岂止是腐败？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自然层面上这样评价女人：

“在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但在政治层面上，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则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温情：“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又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的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

如果说，塔西伦对女人的洞见还只是停留在文本意义上的叙述，那么有这样一个人却通过自己曾祖母的实际“案例”深刻地认识到：女人一旦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面目，并不逊色于男人。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当刘邦还是草寇之徒时，一个叫吕雉的纯朴姑娘嫁给了他。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当上了帝王，吕雉也就一跃成为皇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十七岁的长子刘盈即位，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手中。此时，原本那位纯朴的姑娘因手中权力不断地放大而蜕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首先，为了剪除异己，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后毒杀了赵王如意，并进而把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予以戕害。吕后不仅砍掉了她的手足、挖眼烧耳并灌上哑药，把她丢进厕所里在整日哀嚎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史称“人彘”。

当历史到了汉武帝这一代，刘彻黄袍在身皇权在握之际，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的恶行。于是，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皇太后一旦生下皇太子，其生母就必须去死。原因很简单，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的垂帘涉政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再度发生。

我姑且称此为“汉武帝定律”。

后来北魏也一直遵守着这一“定律”。所以每到宫中欲立太子，必是哭声一片，因为这就意味着其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犊去母”现象到了北魏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终于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自己的妻子死于非命，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这个幸运的女人也就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历史并没有因此翻开美丽的一页。历史不幸言中了汉武帝的忧患。就是这个免于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私，最后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加彰显“汉武帝定律”之真理性的是唐代的另一个女人，她就是武则天。与前述吕后和胡太后所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后宫妃子、到贵妃再到皇太后，其过程本身的吊诡、阴谋和杀戮已提前验证了“汉武帝定律”的防范之必要。

从武则天为了加害皇后而亲手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开始算起，为了权力的梦想得以实现，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还有近百位高官。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把皇太后和高宗的宠妃萧良娣以类似吕后的凶残手段——剁掉手脚投入酿瓮中，说是“令其骨醉”，受尽折磨致死的故事。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曾这样悲鸣道：“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后，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母亲，把自己一家骨肉害得这么惨。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苍所给予女人禀性中的温厚天良在权欲面前如此不堪一击？难道“汉武帝定律”穷尽了权力的险恶并道尽了女性中难以显露的真“恶”？

历史并没有终结，又一个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她不仅再一次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她就是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次地侵占和羞辱，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锐意变法以图国强。事实上，慈禧太后一开始对维新变法并不反对，只是当她发现如此下去定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她迅速翻手出刀，砍下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新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皇权地位。P3－5

明人陶望龄说：“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梦魇未觉人，谓睡着则已欲醒，谓醒则正在梦境，叫号谵呓，纯是苦趣……”

在我看来，如今货真价实的“大睡者”已然罕见。因为真正的大睡者无涉功利，无论世态如何炎凉均与之无关，一箪食，一瓢饮，虽胸怀王佐之才却蛰伏于陋巷僻壤，宁可蔬水曲肱，也不愿低眉事人。这样的大睡者眼下已难觅踪影。而“大醒者”则有两种人，一是悟透尘世，不入俗境；另一种是我行我素，直言不畏。我所敬仰的自然是后一种“大醒者”。虽自叹不如，但仍向往之。

其实现实中更多的是这样一种人：时而装睡又时而假醒，而是否睡与醒，则取决于自我内心之功利盘算，当然也包括周遭之威逼。明朝太监魏忠贤，一度掌控着东厂和锦衣卫，他坚信，在那些有形无形、毛骨悚然之刑具下，没有谁还能昂着头颅走出去。

时光飞逝，但飞过之后却不一定都会逝去。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就像巴金这样的，大家也没能扛住，说了很多违心且扯淡之言。但是晚年的巴金却一直在忏悔，他对当年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应该说，巴金一生经历了多次的睡与醒，“睡”的时候满嘴是“谵呓”，醒来就深感耻辱，从里到外均为苦趣。好在最终他还是醒着走的，尽管在物理上他已是“沉睡者”，但他的意识与灵魂却大醒着并直至离去。对此李锐言道：“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知的冒牌作家。”

虽说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已远去，眼下的我们似乎也不必把余生的精力只花在“谵呓”与忏悔之间，但是我们心中依然不免有些许无奈与愧疚。尽管风暴不在了但雾霾却时常还会光顾。所以，或许我们还不能完全自由地呼吸。但毕竟我们已经看到了不远处的云彩，追过去就是一首名曲——《彩云追月》。追过去我们就能看到希望，而“希望是支撑着世界的柱子，希望是一个醒着的人之美梦”。这是普契尼说的。

是为自勉。

一辑

 “汉武帝定律”

 谎言下的鸦片战争

 历史在“自杀”中终结？

 龙门石窟背后的历史真相

 查韦斯与玻利瓦尔——有关第三波民主化回潮的一些思考

 “武士近”与日本精神

 兴盛与衰落——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不同的历史宿命

二辑

 “现代化”与“不丹化”

 “被”的二重唱

 一个卖假者的真诚仟悔

三辑

 “次贷危机”与《道德经》

 观念的力量——谁是经济危机背后的操盘手？

 说说保罗·克鲁德曼

 “三鹿事件”背后的文化沦丧

四辑

 进化论究竟是什么？

 说说“科学”

 “弗林效应”与智商悖论

 “囚徒疑难”论的当代启示

 刘谦的“魔术”是什么玩意？

 贵族与暴发户

 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境

 儒家伦理的当代困境

 大爱无界——《我的中国宝贝》背后的文化差异

 “索赔文化”的法学思考

 人之初，性本善吗?

 《菊与刀》及其他

 文明冲突中的“世界杯”

 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古

 岂能把“文化”当作遮羞布?

五辑

 哈佛大学校徽的启示

 童殇

 ——关于当下教育危机的文化思考

 “诺贝尔奖综合征”再度复发

 从张艺谋的非典型求学经历说起

 从“应有尽有”到“一无所有”

 曙光再现于百年之后

六辑

 是谁误读了《图兰朵》?

 ——普契尼和张艺谋眼中各自的《图兰朵》

 第三只眼睛看肖邦

 ——写在纪念肖邦诞辰两百周年之际

 斯大林与莫扎特

 中国山水画的“气韵”破译

 天堂里的翩翩少年

 “琴”何以堪?

 ——有关电影《钢的琴》之随想

 一个草根艺术家的哲学思辨

 另一种视野下的贝多芬和凡·高

 马思聪与阿什肯纳齐

 张爱玲的“音乐天赋”

 高尔基：断翅的海燕

 对西方现代派音乐的一点反思

 飘逝于天堂和地狱之间

 今天的崔健“过时”了吗?

 “柔软”的奥运主题歌

 主题歌的“中国式”困境

 猫王歌声中的孟菲斯

 怒放的生命

 一场无以重现的世纪较量

 ——从李斯特与塔尔贝格的钢琴PK说起

七辑

 夜莺与仗马

 “建行”与“招行”的另类解读

 斯文扫地的学术腐败

 “考证烧饼”与“文字狱”

 “三吠原则”与道德自律

 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迈克尔与哥本哈根

 有关“汉奸”问题的思考

后记

精神牧地，顾名思义就是思想放飞之地。驰骋而去，宽广而寥廓。这里既无铁丝网也无猎手，自由之思考——是精神牧地的存在本质。

然而不知何时起，精神牧地开始危机四伏。捕者、刽子手们粉墨登场，对徜徉其中的自由生命虎视眈眈。最早登场者或许就是秦始皇，继任者是汉武帝，再往后一直到康雍乾……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再到“文字狱”，这些捕者和刽子手历尽千年之绞杀，终于使得这个族类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本应该在精神牧地上驰骋的存在本质，而成为一个个要么噤若寒蝉的失语者，要么待宰的沉默羔羊。当然读书抑或知识的本质也早就异化了——变成了混入官场衙门之仕途手段，所谓“学而优则仕”无疑使知识成为威权青楼中的侍女，除了伺候权力之外已别无他用。自朱熹之后，这种倾向终成一股强大的浊流，肆虐华夏近千年！

也因此，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精神牧地也就变成了——墓地。

当年的鲁迅，无奈与愤然中以杂文为匕首，剌向那不忍目视的社会。但是先生内心则希望他的杂文只是无常社会中一颗快速消失的流星，认为这样的文字应该速朽而不宜引人过久关注。但是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字不仅没有速朽，也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进入墓地，相反成了他之后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精神牧地中那不畏严寒之松柏。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而喻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伎……如果我们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绝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违反了自己写字的目的。”

尽管这道理至朴，但贯以言行则不易。也就是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堵柏林墙。尽管柏林墙在形式上早已被推到，但残存于无形中之浑浊雾霾，依然使今人难觅一片洁净的精神牧地。然而历史之阳光并不会因此而永远不见天日，尽管有人甘于埋葬在精神的墓地中去乞得一官半职或金砖银瓦：但同时也会有人甘于在一片荒芜的精神牧地中去默默守望着某种为学之道——自由之思考及诚实之操守——因为虚伪和谎言是知识之天敌。就像学者张鸣所言，一个知识分子若想不贱的唯一办法：

“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没办法，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

是为序。

赵健伟著的《精神牧地的守望者》是一部文化随笔集。作者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纵谈中外历史、经济、教育及科学文化，其中夹杂大量掌故趣闻，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由于作者是一位音乐工作者，对现代文艺，尤其是音乐，极有专业眼光，所论多有创见。书中涉及多方面的知识，文章多由故事、杂闻构成；作为一部文化随笔集，不故作高深，说理平实又不失趣味，非常难得。

赵健伟，男，现为独立撰稿人、专栏作家。中学毕业后进厂当工人。1982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曾在北京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及执行主编。1992年出版《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此书被评为1993年度中国十大畅销书。被认为是评述中国摇滚乐的力作。2004年出版《教育病》，次年该书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十本教育书籍之一。赵健伟著的《精神牧地的守望者》是该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