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手记》乃作者徐缉熙多年从事“红学”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以生动的随笔的形式解读“红学”中诸多有兴味或有争议的问题，寓学术性于趣味性之中，独具史学和美学眼光，自成通达圆熟的“海派红学”之风格。文字不媚俗，不刻板，不故作偏激之语，调集作者多年深厚红学积淀，对曹雪芹的生平、思想，对《红楼梦》作者之“谜”，均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在众多的“读红”作品中独树一帜。

《读红手记》乃作者徐缉熙多年从事“红学”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作者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视野、从我国小说艺术的演变的历史高度来考察《红楼梦》，对“红学”中许多重要的问题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作深入剖析，笔触细腻，见解独到。

《读红手记》文字不媚俗，不刻板，不故作偏激之语，调集作者多年深厚红学积淀，对曹雪芹的生平、思想，对《红楼梦》作者之“谜”，均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在众多的“读红”作品中独树一帜。书中的《读红手记》以生动的随笔的形式解读“红学”中诸多有兴味或有争议的问题，寓学术性于趣味性之中，独具史学和美学眼光，自成通达圆熟的“海派红学”之风格。

曹雪芹——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代序)

第一部分

《红楼梦》第一回告诉我们什么？

贾宝玉与阮籍

从黛玉的出场说起

“还泪”的灵感

绛珠之泪

《红楼梦》与旗人世家

谁是“孽根祸胎”

秦可卿其人——兼谈刘心武先生的“揭秘”

再谈“揭秘”《红楼梦》

说说《葬花吟》

说说《英蓉女儿诔》

海棠诗和菊花诗

香菱的命运——兼谈后四十回之一

专做翻案文章的后四十回——后四十回解读之二

合理性的缺失——后四十回解读之三

关于《红楼梦》的结构

第二部分

继往开来的伟大里程碑

——从我国小说艺术的历史演变看《红楼梦》

《红楼梦》与民族文化

《红楼梦》与庄子学说

从《红楼梦》数易其名得到的启示

诗笔、画笔、史笔

林黛玉的形象塑造

也揭《红楼梦》作者之谜

说说“脂评”

后记

甄士隐凭借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破解《好了歌》，用人生的变化无常来验证色空思想。据脂评所作的注，《解》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所指，“笏满床”、“歌舞场”等等正是暗指荣宁二府。“蛛丝儿结满雕梁”乃暗指潇湘馆、绛云轩等处。“脂正浓”、“粉正香”，以及“展眼乞丐人皆谤”等句，指的正是男女主人公及其他女性。“反认他乡是故乡”用在贾宝玉身上，也最贴切。贾(假)宝玉，乃真顽石也，他的“故乡”在青埂峰下，而荣国府这等富贵风流繁华之地，正是佛教所说的“他乡”也。他在“他乡”迷失本性，失去本来，直到一梦醒来，才“悬崖撒手”，回归“故乡”。这篇《解》，简直就是荣、宁二府的兴衰史，也是府中诸人的命运史，是《红楼梦》的书名的最好注解。‘为什么要由甄士隐之口“解”将出来？笔者的体会是，他不但是色空思想的一个载体，而且也是贾府和贾宝玉、众女性的命运的历史见证人。甄士隐在梦中曾听两位仙师言道：“今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而这“一干风流冤家”又都是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子那里挂了号的。小说的大结局，这“一千风流冤家”最终都要回到太虚幻境，在警幻仙子那里销号，并公布“情榜”。小说既然在开头让甄士隐在梦幻中听到仙师的话，那么在小说的结尾，再让甄士隐“见证”这一切，岂非顺理成章！

这里再顺便说说有关色空思想的问题。《好了歌》及其“解”中的色空思想，诚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尤其不能苛求背负着一部家庭的血泪史的曹雪芹)，但就这篇作品的整体而言，仍然有其悟彻人生的积极的内涵。《好了歌》中的“了”，本来就有终结、超脱等含义。“功名”、“金钱”、“娇妻”、“儿孙”等等，体现的是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好了歌》正是对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否定，一种超脱。作者从自己的惨痛中大彻大悟，最终升华到一种超越他所在的时代的新的精神境界，并以他的作品对这一时代作了最深刻的解剖和批判，并为受压迫最深的女性发出撼天动地的呐喊！这就不是色空思想所能包容的了。

第一回既写了甄士隐，又写了贾雨村。这两个人在书中都起着多方面的特殊的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就是穿针引线。贾雨村由甄士隐引出，而书中三位主要人物宝玉和钗、黛则借助贾雨村引将出来。甄士隐梦中见到的宝玉，究竟投身谁家？我们通过贾雨村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才知道了贾府有位衔玉而生的公子，取名就叫宝玉。我们还听说了有关他的种种奇闻。这是为第三回宝玉正式登场所作的铺垫。作者不吝笔墨借雨村之口大大的作了一番渲染，人未出场，已先声夺人，让我们对这位主人公充满悬念。绛珠仙草下凡，究竟花落何处？亏得贾雨村到林府作了西宾，我们才有机会初次见识这转世的仙姝。当然此时还只是淡淡一笔，以便为后文留下广大的空间。不过从眼高于顶的贾雨村嘴里说出“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这样的话，这世外仙姝已跃然纸上。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带出贾、史、王、薛四个家族，带出了薛蟠，也因此“顺便”引出了薛宝钗。看来，“风尘怀闺秀”的贾雨村和两位女主人公都有很深的因缘。他是黛玉的老师，黛玉进京就是他陪送的，这不必说了。第一回写他在穷愁时高吟“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一联，固然是他抒发渴望飞黄腾达的抱负(或野心)，但“时飞”恰是他的字，而“玉”与“钗”又正与宝玉和宝钗的名字暗合。这只是巧合，抑或作者另有深意？宝钗改嫁时飞一说当然荒唐，脂评说此联乃“二宝合传”却明指“玉”即宝玉，钗即宝钗。说宝钗待时而飞，已觉牵强；说宝玉求善价而沽，则更不合此人情性品格。如是这样宝玉岂非也是雨村一流人物了！显然，“求善价”、“待时飞”用在贾雨村身上最为贴切。联中“价”与“贾”同音，玉钗化燕的典故也隐含一个“化”字(贾雨村名化)，作者十分巧妙地把贾雨村的姓、名和字都嵌入此联，所以说此联只为“二宝合传”也说不通。我想，作者也许只是一方面表现雨村的野心，一方面又暗示玉、钗将来的命运都与贾雨村有关联吧。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番掩卷哭曹侯。

这是清代诗人爱新觉罗·永忠读了《红楼梦》以后，以满腔深情写下的诗句。有道是“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永忠算得上是“能解者”之一了。他是康熙十四子允褪之孙。允褪虽然是雍正帝的同母兄弟，但由于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支持雍正的头号政敌允樱而被终身圈禁。永忠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身世与曹雪芹有某种类似之处，所以感触特深，也特别动情。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又有谁读了此书而不动情的呢？我辈俗人，对曹公也不免有恨不同时之叹也，因此也就产生一种愿望，希望了解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平事迹，揭开他的身世之谜。可叹的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史料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皇室家奴

曹雪芹，名藩，字雪芹(一说雪芹是他的号)，号梦阮，又号芹圃、芹溪。满洲正白旗人。他是少数民族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曹雪芹的五世祖曹锡远已入了满洲籍；说不是，是因为如果追根溯源，曹家的先祖并非真正的满人，而是汉人。

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写过一首《寄怀曹雪芹》的诗，开篇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日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少陵指唐代大诗人杜甫。曹将军指曹霸，曹操的后代，唐代著名的画家，做过左武卫将军，唐玄宗末年，被削职为民。所以，杜甫在题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诗中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敦诚正是借杜甫的诗意比喻曹雪芹，意思是说，曹雪芹与他的先祖曹霸一样，虽已为庶为清门，文采风流则一如既往。说曹霰、曹操也许扯得太远。说近一点，曹家先祖可上溯至北宋初大将济阳王曹彬。再近一点，据曹士镝《辽东曹氏宗谱序言》，曹家远祖曹俊，明代初年“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可知曹家是从曹俊开始定居沈阳的。中卫指挥使是世袭的官职，曹锡远可能即任此职。

那么，曹家又是怎样变成了满洲旗人的呢？这是一个至今难以确解之谜。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明天启元年，即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身为沈阳中卫的曹锡远及其全家被俘虏，沦为奴隶。

努尔哈赤早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已将所率军民编为红、黄、蓝、白四旗。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增为八旗(原四旗称正红旗、正黄旗、正蓝旗、正自旗；后四旗为镶红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白旗)。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曹锡远属正白旗包衣人。“包衣”乃满语，即家奴。正白旗原由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统领。顺治时，多尔衮病故后，以谋逆罪被夺去封爵。正白旗从此归皇帝直接统领，属所谓的“上三旗”。曹家人也就成了皇室家奴。我们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宫档案中，看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或叔父曹颐、曹颊等给皇帝的奏折，都自称“臣系家奴，自幼蒙圣恩豢养”，或“奴才包衣下贱”；康熙皇帝在曹的奏折上所写的批语，自称“老主子”，都可以证实曹家人的确切身份。这包衣人，子子孙孙，世代为奴。即使做了大官，其奴才的身份也不能更改，这是满洲旗人十分严酷的宗法等级制度。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记：“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曹振彦是曹锡远的儿子。按满洲八旗制度，每三百人为一“牛录”，其官长称“章京”，即“佐领”。曹振彦的身份应是多尔衮属下的包衣，可能因为他勇敢善战，屡立军功，因而升到佐领之职。

顺治七年，曹振彦已升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顺治九年，又调任山西阳和府知府；顺治十二年，再升为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这是从三品的高等文官了。但是，曹家真正兴旺发达的时期，是在康熙登基以后。

扬州旧梦

曹振彦有两个儿子，长子尔正，次子尔玉。曹尔玉后更名为曹玺，这就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孙氏，原是康熙的保姆。孙氏大约是在未嫁前为康熙的保姆，离宫后嫁与曹玺，生前封为一品夫人。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驻跸于江宁织造府(当时即曹府)，曾接见孙氏，加以慰劳说：“此吾家老人也。”其时孙氏已六十八岁，接见时正值庭中萱花开放，康熙乘兴亲书“萱瑞堂”三个字赐给她。这自然是曹家前所未有的荣耀，无怪乎全府上下都要感激涕零了。也许就是因为孙氏的缘故，康熙对曹玺特别眷顾，也十分信任。康熙接位后的第二年，就钦点曹玺督理江宁织造。“织造”是内务府的派出官员，专管监制和采办宫廷所需的、包括御用的纺织品以及其他各项物品，是个大肥缺。而且担任织造的官员多半是皇帝的心腹或亲信，所以这类官员虽非地方行政长官，官也不大，但由于“呼吸能通帝座”，是“通天派”，所以权势不小，炙手可热，地方官吏见了他们都得敬畏三分。清朝旧制，织造任期，最多三年就得轮换。但是，从曹玺开始，江宁织造一职成了曹家的专属。从康熙二年起，直至雍正五年，曹家三代人专任江宁织造，前后长达六十余年。清代除了江宁织造，还有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历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和曹玺之子曹寅是郎舅关系，李煦的堂妹是曹寅的夫人，李煦也深得康熙宠信。曹李两家恰如《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在康熙时期，赫赫扬扬，富贵流传。曹玺在康熙十六年、十七年两次进京陛见，天子面询江南吏治，对他的详细而剀切的陈述十分赞赏，特赐蟒服，加正一品，又御书“敬慎”匾额赐予他。曹玺被信任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玺病故。康熙南巡至江宁，亲临其府第抚慰诸孤，并派内大臣祭奠，说：“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

但是，曹玺受宠信的程度，比之于他的儿子曹寅来，又有所不及。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字子清，号荔轩、楝亭等，13岁就担任康熙的御前侍卫，20岁以御前二等侍卫兼正白旗旗鼓佐领，后又升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协理江宁织造。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苏州织造，次年仍调任江宁织造。曹寅一生在织造任上长达二十余年。曹寅与康熙的关系，十分亲密。曹寅对康熙固然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康熙对曹寅的感情也犹如子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第一，康熙给予曹寅以“密折奏闻”的特权。这种密折奏闻实非同小可，它可以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直送御前，由皇帝亲自批阅。奏闻的内容，大多有关吏治民情。应该说，曹寅并没有利用这种权利打任何人的小报告。关于地方上的情况，他也多半报喜不报忧。如他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奏报自充至宁一路闻见事宜”，其中“百姓情形”一节，说的是“俱安生乐业如常”，“男女老幼，无不感颂皇仁”之类。即使涉及水旱、盗贼，也都出言谨慎，言辞委婉。于此也可见曹寅之为人。在曹寅的奏折中，把自己的家务事一一向康熙报告，如送女出嫁、某王子迎娶的情形、他打算在东华门外置房让女婿移居以方便其宿卫(女婿为皇上侍卫)。再看下面这句话：“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这样的报告，这样的口吻，实在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

第二，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跸于曹家所在的江宁织造府。《红楼梦》第十回描写赵嬷嬷回忆当年太祖皇帝南巡的故事：“嗳哟哟，好气派！独他家(指江南甄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真是曹家四次接驾的真实写照。“江南甄家”，即“江南真家”也。无怪乎当年泰州士人有诗云：“三汊河口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第三，康熙把许多他十分重视、也特别想做的事交由曹寅经办。主持校刊《全唐诗》和《佩文韵府》是最突出的例子。又如康熙要曹寅打听致仕的大学士熊赐履居家情形。熊病故后，又要曹寅去了解熊生病时用何医药，临终有何言语，儿子如何？还要曹送些礼去。曹寅据实报告后，康熙又问：“闻得他家甚贫，果真是否？”熊临终时给康熙的奏本，曹寅报告说是熊自己写的。康熙则看出是被修改过的，要曹寅再去打听有无真稿。曹寅死后，康熙还要曹寅的儿子曹頫继续照看熊赐履之子，给予接济。此事足见康熙对致仕的良臣的关心，而此类事只能托付给自己的心腹，这是不言自明的。

第四，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重。李煦报告康熙，转达曹寅的话：“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康熙闻讯后，焦急万分。他在李煦的奏折上批道：

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即奎宁)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试想，千古以来，有哪一位皇帝给臣子(何况还是包衣下奴)写过这样的批语，开过这样的药方？这批语，关切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康熙对曹寅的关爱，实更胜于子侄！

第五，曹寅病故后，康熙为了保全曹家，可谓费尽心思。他先是钦点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不想曹颐在任才两年就去世了，康熙对此十分惋惜。他对曹颐的评价甚高，说：“朕所用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得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曹颐一死，曹寅别无子嗣。康熙又命李煦在曹寅的兄弟曹荃的诸子中详细考查选择，找一个“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作为曹寅的嗣子。结果选了曹頫。頫原是从小由曹寅抚养的，据说他为人忠厚老实，对曹寅夫人很孝顺。当时，曹频还是一个黄口孺子，康熙却格外施恩，仍让他继任江宁织造，并给予主事之职衔。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二，李煦到江宁织造署内向曹寅夫人宣示“恩旨”：“主子俯念孀居无依，恐你一家散了，特命曹頫承继宗祧，袭职织造，得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康熙又在曹烦请安的奏折上批道：“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对一个“无知小孩”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如此眷顾，口吻又如此亲切，真正是“爱屋及乌”。

总之，康熙在位的六十年，特别是曹寅时期，是曹家的极盛时代。四次接驾，更是煊赫一时。《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写元妃省亲的盛大场面，正是“借省亲事写南巡”。贾府那种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也正是盛极一时的曹府的写照。可惜，此时曹雪芹还没有降临人世，家庭的极盛时代对他来说，只是“扬州旧梦”而已。

……

一部小说让我读了一辈子，乃至痴迷了一辈子，从不觉得厌倦，而且越读越觉新鲜：这就是《红楼梦》。

因为长期受这部小说的熏陶，自然常常会有所感、有所悟，因而也就会产生把这些感悟表达出来的冲动。于是随意之所至，或长或短写下一些文字，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也说不上有什么新的发现，惟愿能说一些前人也许还没说过的话，描述出一些我深切感受到的这部小说的美，一方面借以自娱，另一方面以此和广大“红迷”、“红友”交流读“红”心得。当然，如能因此融入“红学”这片海洋，化而为其中的一滴水，更是平生所愿也。

我心目中的“红学”，既是科学的，又是审美的，或者说是两者的结合。记得胡适之先生说过，他要“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又记得余英时先生说过，要“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小说，而不是一种历史文件。”由于自己也曾走过弯路，所以对两位先生的话特别认同！科学方法当然不应限于胡适所说的考证的方法，但任何科学分析都必须从文本出发，以真实可靠的史料为基础。《红楼梦》实实在在是小说，既非谜语大全，也非家史档案，所以既不能用猜谜的方法、也不能用揭“秘史”的方法解读《红楼梦》，否则都容易走火入魔。当然，用现代的政治概念对这部小说作牵强附会的政治解读，更是伪科学！科学和审美相结合，确实是一条十分艰难的学术之路，每跨一步都要付出辛劳和努力，但我坚信这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愿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徐缉熙于辛卯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