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目前关于英国首相布朗的最新传记，在布朗接替布莱尔上任之际在英国出版，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书也是国内第一本布朗传记，本书从1951年布朗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牧师家庭写起，追溯其在爱丁堡大学求学、加入工党、在苏格兰电视台担任时事编辑、出任内阁大臣等众多经历，内容翔实，引人入胜。

本书作者弗朗西斯·贝克特身兼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多重身份，他凭借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极其严谨的叙述方式，不仅呈现了一位与公众印象大相径庭的首相，并且告诉我们：布朗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过去做过什么，又将会做什么、怎么做。因而这本传记也揭示了当代英国的政治制度、格局及形势，极具权威性及前瞻性。

第一章 牧师之子

第二章 犹豫不决的学生政治家

第三章 苏格兰土党角逐政坛

第四章 在媒体与政治之间

第五章 议会新星

第六章 下一任首相？

第七章 是否存在交易？

第八章 新财政大臣

第九章 布朗和布朗派

第十章 谨小慎微

第十一章 布莱尔与布朗之秀

第十二章 布莱尔与布朗政治秀的终结

第十三章 寻找布朗以外的首相继承人

第十四章 布朗过去做过什么？

第十五章 假设戈登可能所做之事

第十六章 戈登将会怎么做？

1967秋天，离布朗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还剩几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布朗身上：他左眼面临失明的危险，右眼也岌岌可危。当时年仅16岁的布朗很可能会双目失明，在黑暗中度过余生。这场灾难对布朗的性格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7年春天，布朗参加了一场橄榄球比赛。在一次争球之后，他感觉四周模糊不清，视力也陡然下降。刚开始，他并未在意，只是希望视力会自动恢复。可是事与愿违，几周之后，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他用头项了一下球，眼睛的状况便开始恶化。连续几周，他都试图逃避这一现实。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那业已脱落的视网膜变得更加糟糕。最后，他别无他法，只能接受手术治疗。手术过后，布朗只能在黑暗的病房中静静躺上六个月。在这段时间，他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时刻担心是否会在黑暗中度过余生。由于这起意外，布朗错过了大学第一个学期。

最终，布朗的右眼得以保留下来。可是，他再也不能从事那些他喜爱而又擅长的体育运动(如橄榄球、足球等)。此外，病房里六个月所经历的恐惧、所遭受的痛苦久久萦绕在布朗心头。布朗的朋友说，这会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他们还说，布朗认为这起意外对他外表形象造成的改变比事实上的还要大。一位非常了解布朗的记者认为，这一事故使得布朗深深恐惧失明，畏惧死亡。

30年之后的1997年，布朗在科德角度假时曾回忆起那场事故。他说，“当时，有人的靴子蹭到了我的脸上。于是，我的眼睛受伤了……我被要求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休息数月。医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眼球和视网膜重新愈合。那时，我去医院挂号时，被人视为盲人。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全身发抖。不幸的是，我的连接左眼眼球和视网膜的细胞已坏死，左眼因此失明。”

幸运的是，布朗仍然可以用右眼来看世界，仍然可以阅读、工作，仍然是那么才智过人，魅力非凡。1968年4月，布朗重新开始在爱丁堡大学的学业。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美好。

那时，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彼此都未曾听说过对方，但他们相距并不遥远。菲提斯私立学校那令人称奇的古老建筑离爱丁堡市中心只有几英里，而布朗此时就住在市中心。布莱尔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他经常光顾学生酒吧，以避开菲提斯私立学校的老师。布朗和布莱尔很有可能在相同的时间坐在同一个酒吧里。他们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岁的布莱尔和那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出身豪门，喜欢喧哗，英国味十足，对政治漠不关心，是私立学校培养出来的叛逆者，浑身散发着自认为是上世纪60年代新一辈所具有的气息。而17岁的布朗则和比他大一两岁的酒友在一块儿，他身着粗花呢短上衣，思维严谨，思想左倾，家境不富裕却才智过人。显然，布朗是一位举止庄重、前途光明的年轻人。虽然彼此相差两岁，布朗和布莱尔却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他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看法也截然不同。

布朗很快成为学生政治团体中的显赫人物。他并不是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晚期组织涣散的激进学生政治团体中的一员。他属于上世纪50年代晚期、60年代早期那一代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思维冷静、严谨，大部分来自工人家庭，是家中有史以来读上大学的第一代人。布朗与比他更早的一代人(如上世纪60年代早期就读于卡迪夫大学的尼尔·金诺克)更为相似。这一代青年人无论男女都衷心拥护工党。他们认为，人生中的机遇要归功于艾德礼的社会改革。他们比1968年那一代人更了解艾德礼的社会改革。布朗和卡迪夫大学学生会主席尼尔·金诺克一样，常常身穿白色衬衫、V字领针织套衫，系学生领带，从不留齐肩头发，也不穿后来被托尼·布莱尔炫耀的上世纪60年代晚期的华丽衣着。

爱丁堡大学是一所古老的大学，拥有光荣的学术传统。其早期的校友中，有詹姆斯·波斯维尔、查尔斯·达尔文、大卫·休姆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1967年那种年代，英格兰中学生上大学首选牛津大学或是剑桥大学。对于那些不能考入牛津、剑桥的英格兰学生来说，爱丁堡大学应该是除此之外的最佳选择。但对作为苏格兰人的布朗而言，爱丁堡大学则是他心仪的大学。布朗是二战后爱丁堡大学年纪最小的学生，他还获得了大学颁发的奖学金。

不仅如此，布朗很快在社交和学习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从美国来爱丁堡大学教授政治的亨利·德鲁克教授称：“布朗是学校的重要人物。虽然只是一名大学生，布朗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对自己满怀信心，是一位与生俱来的政治家。”布朗在大学里勤奋刻苦，被同学们称为“孜孜不倦的布朗”。

布朗住的地方很脏乱。他先是住在爱丁堡城堡后面格拉斯广场上的一间小公寓里，然后搬到了马奇蒙路48号的一间合租房。过了一段时间，布朗在合租房里举行了一次许多人认为是爱丁堡大学最好的学生派对。不知不觉中，布朗的黑发变长了(但还不是很长)。他给学生报纸撰稿(这份工作是他早已在大学里扬名的哥哥约翰介绍的)，热心支持学生募捐周活动(在爱丁堡大学这被简单地认为是“慈善活动”)。1969年，布朗加入了工党。不过，他仍然非常谨慎，并没有参加呼吁“核裁军”的学生运动。P14-17

在英国，人们总是把“不苟言笑”一词与“苏格兰人”联系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公众对戈登·布朗的看法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原因吧。私下里的布朗幽默风趣、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嗓音轻柔悦耳，极富磁性，笑起来那声音如泉水汨汩作响，甚是欢快。

我于2007年4月底完成此书，前后只用了三个月时间。本书即将杀青之际，布朗邀我去唐宁街11号共进早餐。他想和我聊天，而不是接受采访。聊天和采访的区别在于：我在书中不能引用他所说过的话，只能使之贯穿于我的写作之中。我的确是这样做的。

见面的地点是一间小会客厅。我们坐在咖啡桌旁带有扶手的椅子上，桌上摆放着两份切好的水果、羊角面包和咖啡。从这里能俯瞰相邻的唐宁街10号花园。映入眼帘的有：伏倒在草坪上的紫藤、夏日里供首相决策的庭院，以及年幼的利奥·布莱尔的那张圆形蹦床，床的四周围有围栏以防意外。唐宁街10号花园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却很有家庭氛围。我在伦敦郊外寓所二楼的书房能俯瞰邻居家的砖砌烤炉，我们经常在夏天围着这烤炉吃烤肉串、喝果酒。我与布朗见面时自然产生了一种类似我现在书房写作时的同样感受。

布朗的言谈举止增添了这种惬意的郊外气氛。得知距上午9时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尚有整整45分钟，布朗显得十分轻松，只是担心我吃得太少。(我确实把记笔记放在了优先位置。)

我感谢布朗在百忙之中抽空与我见面。由于时间有限，我们的谈话只能涉及一些话题的表面。本书旨在成为一本布朗的传记，并对他的过去进行评述，揭示即将成为布朗首相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本书的素材大多取自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和其他访谈录。

从一开始，本书完成的期限犹如一列法国高速列车迎面向我驶来。我没有时间去采访我想采访的每一个人，或去寻找、安慰那些与我交谈有所顾忌的人士。但我要对所有允许我采访的人士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质量会大打折扣。

财政部经济次长、自1984年以来一直是布朗密友兼顾问的埃德·鲍尔斯也以聊天的形式和我进行了有益的交谈。布朗在爱丁堡大学的老朋友、布朗智囊团史密斯研究所的主任维尔夫·史蒂文森给了我许多明智的忠告和有用的信息。尼尔·金诺克与我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深入坦诚的交谈。我还与其他政治人物进行了有益和有趣的谈话，他们是：罗伊·哈特斯利、下议院议员尼克·布朗、约翰·埃德蒙兹、下议院议员戴维·蔡特以及一些不愿接受致谢的人士，我对他们怀有同样的感激之情。

与托尼·布莱尔关系密切的政治家都不太愿意向我提供帮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拒绝了我与之约谈的请求。当前，工党政治有帮派化的倾向。不管愿意与否，所有的政治评论家都会被贴上“布朗派”或者“布莱尔帮”的标签。这里显然有一种酷似撒切尔夫人的冷酷逻辑：政治上的操刀弄笔者非敌即友。

也许“布莱尔帮”把我看成了“布朗派”的人。然而，正如本书所表明和布朗所意识到的那样，我对布朗持有相当多的批评意见。但给作者贴上标签似乎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布朗派”的鼎力相助以及“布莱尔帮”的百般阻挠也许能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解释我为什么更为支持布朗而不是布菜尔。

两位曾经为布朗撰写传记的威廉·基根和保罗·劳特利奇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广博知识和精辟见解。两位从事新闻业的老朋友——《卫报》驻威斯敏斯特记者戴维·亨克以及《新政治家》的政治编辑马丁·布莱特——也给予我同样的帮助，我曾与前者合写过一本有关托尼·布菜尔的书。给予我有益帮助的人士还有：记者奈杰尔·琼斯、菲奥娜·米勒和哈里·康罗伊；科林·霍姆斯教授以及布朗的校友利兹·麦克维卡。我还受益于撰写本书之前所读过的有关回忆录和早些时候与撰写《财政大臣布朗的第一年》一书的作者之一尼克·科昌的谈话记录，除此之外我还受益于约翰·卡尔、鲍勃·伍斯特、布莱恩·古尔德、约翰·蒙克斯等人的谈话。

当然，最使我受益匪浅的还是与布朗共进早餐。除了发现他极为友善外——对于未曾与他谋面的大多数人来说，我的这番言辞定会使他们大吃一惊，而对于那些熟知他的少数人来说，这算不得什么新发现——布朗还给我留下了两点特别深刻的印象。

首先，布朗是一位历史学家。这不仅仅指他拥有历史学博士的头衔，尽管这是事实。我想说，布朗对过去的历史有一种特别的感悟。这不是因为他曾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仍然是。布朗洞悉现实与历史延续之理。他不会以我们今天对现实的了解来判断人们过去的行为。换言之，他不会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正如没有经历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能对之明察秋毫，布朗对这段历史也了如指掌。他和我可以花上整个上午的时间评论马克斯顿、麦克唐纳、丘吉尔和艾德礼。自从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卸任后当选的首相都没有历史感。出于种种原因，布朗一心想成为像麦克米伦一样的首相。他能否做到，我们将拭目以待。

其次，由于布朗读大学时年仅16岁，他受益于上世纪60年代早期(而不是晚期)实行的公立学校政策。当时正值1968年的那一代激进冒牌革命者席卷欧洲的前夜。如同尼尔·金诺克一样，布朗也是时代的产物。当年的学生激进分子强烈意识到，尽管身无半文，他们却有幸成为进入大学的第一代年轻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严肃认真，身着粗花呢上衣，支持工党。尽管仅比托尼·布莱尔年长两岁，布朗实际上属于比布莱尔早一代的人。布莱尔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私立学校的产物，看上去更为革命，但是缺乏有坚实基础的激进精神。我认为，这就是两人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尽管他们多年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