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作家。这个“小回忆”，是作者从出生到15岁考上大学前的记录。他把一个男孩所看到的那个岁月，逐次在我们面前展开。这个在黄岩县城出生、文质彬彬而又想入非非的男孩，经历了七个村庄和一座小城镇的艰难生活以后，又返回县城，其间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南方向村的生活图景。书中穿插了男孩成年后，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与他的童年做出比较，剖析自己个性中的缺陷及其成因，使细致的观察和广阔的视野交融。

世界在一个男孩的面前渐次打开……

这本书讲的是在文革的悠悠岁月里，一个在县城出生、文质彬彬而又想入非非的男孩，历经七个村庄和一座小镇的艰难生活以后。复又返回县城的故事，再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南方的乡村生活和风貌。书中穿插了男孩成年以后看到的外部世界，并与他童年的故乡作了比较。在写作手法上，时常把标题的概念无限放大，再将其缩小到一件具体的事例，注入了作者广阔的视野和细致敏锐的观察，同时也剖析了其个性中的缺陷及成因。

“假如一个人的童年形只影单、乏善可陈，可以通过回忆和写作，使之充实丰盈，并获得百感交集的温暖……”

序言

1 (1963——1971)

　1.出生

　2.外婆

　3.河流

　4.水井

　5.温州

2 (1971-1975)

　6.迁移

　7.村庄

 8.渡口

 9.飞行

　10.游戏

　11.粮食

　12.电影

　13.月亮

　14.广场

　15.集市

　16.池塘

　17.橡皮

　18.学习

　19.象棋

　20.女孩

　21.父亲

3 (1975—1977)

　22.迁移

　23.四姨

　24.母亲

　25.疾病

　26.偷窥

　27.学车

　28.出逃

　29.领袖

4 (1977—1978)

　30.县城

　31.金榜

　32.远游

代跋

往事深远而奥妙

1

一个人的出生纯属偶然，他或她是一粒精子和一粒卵子的奇妙结合。从概率上分析，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比起茫茫人海里两个人的相遇更小。而在小生命孕育之后，分娩地点和日期的选择也带有偶然性，尤其对那些喜好移动的年轻夫妇来说更是如此，阿根廷革命者切·格瓦拉的出生就是一个例子。

那是在1928年，切的双亲原先居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婚后他们搬到一千两百公里以远的副热带地区——密西昂奈斯，在那里经营一座马黛茶的种植园。那个地方位于阿根廷最东北的尖角上，与巴拉圭和巴西两国接壤，离开马蹄形的伊瓜苏瀑布近在咫尺，后者是世界上落水口最为宽广的。虽然处身世外桃园，但生儿育女乃人之常情。

随着分娩时间的临近，小两口乘船顺着巴拉那河南下，准备返回首都，那里不仅有家人可以帮助照料，医疗条件也比较好。说起巴拉那河，它起初是巴西和巴拉圭的界河，继而成为阿根廷和巴拉圭的界河，最后变成阿根廷的内河，并注入拉普拉塔河湾，后者又分开了阿根廷和乌拉圭。

始料未及的是，等他们到达潘帕斯草原上的罗莎里奥，切在娘肚子里再也按耐不住了。由于保暖工作没有做好，新生儿患上了支气管肺炎，两岁时就成了哮喘病人。这造成他多愁善感的气质(写诗和短篇小说)，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专业选择(切上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甚至给他在古巴、非洲和南美洲的革命生涯带来诸多不便。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我应邀抵达罗莎里奥参加拉美诗歌节，本来想顺便了解更多有关切降生的细节，却没能如愿。那座人口一百多万的阿根廷第三大城市并没有留下任何纪念切的空间，我甚至无法探听到他降生的医院，虽说那时候切·格瓦拉的知名度在整个南美大陆无人可以匹敌。这方面阿根廷人比较尊重史实，他们不会为了增加城市的知名度或旅游收入，随意命名一座建筑物。事实上，从切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也更像是属于游牧民族，只是偶然出生在一个定居点上。

而在欧洲的历史人物中，拿破仑·波拿巴的出生地可能最有意味了。他的父系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一个贵族之家，16世纪移居到地中海的科西嘉岛。1769年，一度独霸地中海但已日渐式微的热那亚人把此岛割让给了法国人。第二年，小波拿巴便降临人世。虽然他的父亲一度参加抵抗组织，可是为了家庭尤其是儿子的未来，不久便臣服于新主子。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拿破仑一生的主要激情是用武力扩张法国的领土，同时建立起持久稳固的行政、司法、财政和高等教育体系，这也是法兰西民族长盛不衰的基石。毫无疑问，假如那桩有关岛屿的交易推迟若干年进行的话，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有可能重新书写。

2

与拿破仑·波拿巴或切·格瓦拉这样的大人物相比，我个人出生的意义十分渺小，本来不值得一提。但是，每一个小生命的降临均有其独特的缘由，我在母亲子宫里的孕育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前夕的悠悠岁月里。

这事先得从1957年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争说起，当时我的父亲蔡海南在浙东南的黄岩县立中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校长由县委书记兼任)，一度使得该校的大学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因此受到省教育厅有关领导的关注和器重。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南巡来到杭州，父亲也在他的接见名单中，但向来不喜欢开会的父亲不知实情，仅派教导主任作为替身去了省城。

作为当年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和进步青年，父亲在解放前夕回到故乡。他在行署所在地临海的台州中学担任语文教员，组建了该校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在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后来，他并没有回到大城市，而是留在故乡，做了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成为著名的学者。

父亲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毕业论文写的是有关中俄外交史方面的，后又担任行政职务，却喜欢研读英文原著，并酷爱古典文学，所留遗墨中就有《红楼梦》里黛玉的《葬花词》。据说，早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修读过闻一多先生的诗词课。父亲出众的才华和率直的个性，使其无法逃脱政治运动的冲击，他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并转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

关于这次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直到很久以后读到一本《往事并不如烟》的书才弄明白。该书作者章诒和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钦定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钊。1961年冬天，第一批表现良好的右派被“摘帽”，父亲属于其中之列。

父亲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幸，是因为他在下放的农场饲养的奶牛头头肥壮，戴上了大红花；他还潜心研究水稻栽培，使当地农民增产一倍以上。这一点让我颇为惊讶，尽管早年祖父拥有不少良田，父亲也曾身体力行地干些农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

次年初春，父亲回到黄岩中学，做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虽然卸下了校长之职，毕竟在五年以后重新走上讲台(直到“文革”来临)，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初夏的一个周末，当母亲带着九岁的兄长从30里外的小镇院桥赶来探望，他禁不住春心摇荡的诱惑，和母亲一起孕育了我。

待到1963年阳春我呱呱坠地时，父亲已四十有三，母亲也到了不惑之年。这在那个年代里当属颇为罕见的高龄产妇了，足见父母生活的艰辛和感情的淡漠(我从未见过他俩的合影)。我甚至怀疑，父亲和母亲孕育我的那个暖风拂面的夜晚，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同房了。这一点对我来说颇有意味，至少它把我的性启蒙大大推迟了。同时带给我一个间接的后果是，初恋的失败或无疾而终。

P1-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尽管地点和时间各不相同，每个小生命的降生过程却大体相似，总会伴随一阵剧烈的疼痛和一声幼稚的啼哭。可是，童年就不一样了，她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又包含了显著的地域特色，更与父母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而在我看来，童年与出生的主要区别还在于，前者有着时间上的延续性，后者只是生命这根线段的起点。换句话说，童年是一段历史，犹如王朝的开国皇帝，其来龙去脉和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朝代的兴衰和荣辱。因此，每个人的童年都值得回忆、探究和玩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不仅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也是激荡人心的年代。从*的爆发到尼克松访华，从古巴导弹危机到布拉格之春，从阿尔及利亚独立到越南战争的终结，从戴高乐下台到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从避孕药的使用到女权运动的兴起，从心脏移植成功到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

而在中国南方乡村，东海之滨的一座县治黄岩，堪称与世隔绝的一块土地，我被孕育并降临人世，继而在七个村庄和一座小镇长大。可以说，河流、村野、迁移和孤独，构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主要画面和要素，而自制的地图和白色的肉体则是陪伴我的两道明暗交替的风景线。间或，会有一阵清爽的风从远方吹来。

数学家出身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其晚期的代表作《现代科学的起源》里指出，“阅读历史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从近代回溯到古代，另一种是从古代向近代按顺序推下来。”他并认为，在思想史中这两种方法都是用得着的。我相信，对一个人的成长史来说，这两种方法依然有效。

除此以外，应该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在中年时回忆童年，这样做可以把苦短的人生分成两半来体验。这方面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但丁身体力行，他在其不朽的名著《神曲》开篇写道（遗憾的是他本人寿命不长），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从一座昏暗的森林里醒过来……

但丁的长诗只了我们自言自语的勇气，可是，它与我的童年距离甚远。相比之下，前苏联作家高尔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世俗的榜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尔基是我小时候可以阅读到的少数几位外国作家之一，他的人生三部曲开篇便是《童年》，而写作时的年纪恰好与我现在相仿。

真正启发我写作这本书的，是英年早逝的德国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在他40岁的时候，开始回忆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尽管四年后这本取名《驼背小人》的自传即告完成，正式出版却要等到作者去世40多年以后，那已经是1987年了，而进入中文世界则是在2003年。不过，为了免受影响，至今我没有细读那本书。

《小回忆》从我出生开始，一直写到15岁考上大学离开故乡为止。完成之后有一天，我读到不久前故世的美国作家桑塔格的一段文字，她这样评论她的前辈同行本雅明：他把自己的童年经历“当作一个能够绘制成地图的空间”。那一刻，我的内心忽然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快乐，因为绘制地图一直是我保存梦想的方式。我希望，《小回忆》的读者也能够与我分享这份快乐。

2009年9月24日，杭州彩云居

往事深远而奥妙——答周美丽

周美丽(以下简称Z)Z：《毛时代的童年》是你个人一部相当细腻的成长史，你怎么会想到或决定写这本书的？

蔡天新(以下简称C)C：2003年夏天，我偶然读到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驼背小人——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发现自己刚好处在作者写作此书的年龄——40岁，便有了最初的冲动。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少了解父辈童年生活的细节，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经历，通常他们只看到小说家或电影导演虚构、想象出来的景象。每当我和年轻的朋友说起儿时的故事，他们都听得饶有兴致，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后来，在2006年秋天母亲过世以后，也就是“文革”结束30周年前后，我开始认真地写了起来。我希望，这本小书会帮助年轻读者去了解过去，同时也能唤醒年长读者沉睡的记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袁敏女士和谢鲁渤先生的慧眼和激励。

Z：一个人的童年往往会决定他或她的一生。你小时候跟随母亲，在七个村庄和一座小镇生活、上学，这一经历相当独特，它对你后来的人生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C：童年的影响会一直存在，它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有时还会趋于严重，甚至引发精神疾病(比如我书中写到的敏文和丹青)。我们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抵制童年的影响，我写作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为了获得一种解脱，就如同情感的一次寄存。当然，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加勒比海出生、长大的英国作家V.S.奈保尔说过，“往事深远而奥妙”。在我看来，假如一个人的童年形只影单、乏善可陈，可以通过回忆和写作，使之得以充实丰盈，并获得百感交集的温暖。

Z：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童年经历，是独一无二甚或珍贵弥足的写作素材，你觉得现在已经是把这段经历用文字的形式表现或利用起来的最佳时候了吗？

C：我明白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你是写小说的，又是文学编辑，自然会优先考虑把童年经历编织成故事。(如此说来，我以后动笔写小说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小了。)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回，这是让我们大家感到无奈的自然现象。我不敢说现在已经是最佳时机了，但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能分阶段来回味人生，一定更为奇妙。其实，一个人写作不仅是为了赢得读者，更多的是为了某个自我。另一方面，我无法保证再过一些年，是否还有兴趣或精力来回忆这段遥远的往事。写过诗歌的人都知道，灵感常常稍纵即逝。因此，这一刻也可能是最后的契机了。

Z：你把这本书定名为“小回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识。联想到几年以前，你出版过一本拉美回忆录《南方的博尔赫斯》和一本游记体的传记《与伊丽莎白同行》。我想问一下，你本人是否也喜欢阅读传记？

C：我大学时期最喜欢读的小说是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个人成长史，现在我依然喜欢阅读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传记。不过我已经明白了，无论你是否把它写出来，往事永远萦绕在你心头，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与大家分享。也就是说，往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可分享的，另一类是不可分享的。

Z：在《毛时代的童年》里，随处可见的，既有数学家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又有诗人的细腻和浪漫情怀。但在这部作品中，最主要的还是读到了你的忧伤和孤独。你认为，忧伤和孤独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两个词语吗？它们在你的童年生活里占据了多大分量？

C：人生来即是孤独的。一般来说，他或她总是孤单来到世界上，又孤单地离去。同生死的现象只出现在多胞胎、灾难发生之时或徇情的情侣中间，前两种情况又是无法预测的。在汉语里，单人偏旁的字远多于双人偏旁的字(约为五倍)。比起其他人来我的童年尤为孤独，大学期间有一天晚上，班上有个男生提议，轮流讲述过去的苦难，最后大家一致公认，年纪最小的我童年最孤苦伶仃。至于忧伤，那得有了阅历和人文情怀以后才能体会到。无论孤独和忧伤，成为一种习惯以后就会是不同的感觉。

Z：这部书披露了你家族里的很多故事甚至隐私，有些还是疮疤式的。挖疮疤总是会痛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过顾虑？譬如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中国人在情感方面的一贯传统，可你似乎叛逆了这个传统，并没有避讳，冷冷地回忆，冷冷地写着，有时甚至置之度外。为什么你要这么去写，写你自己和你的那些亲人们，而不是换一种人们更能普遍认同的温暖的笔触？在这个写作过程中，你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

C：任何自传性的写作都会遇到你说的问题，可是，整个中国不就是一块硕大无比的伤疤吗？如果不揭示这些伤疤，孤独或忧伤就不够真实，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真诚比起温暖的笔触更重要，也更可靠。另一方面，我本人在同辈中年龄最小，尤其在定居大陆的亲人中间，为尊的长辈大多已不在人世。依然存活的一位是我的前舅母，她已年过八旬，和现在的丈夫居住在我外婆的南田岛上。两位老人在《江南》杂志上读到《出生》和《外婆》两篇文字以后，心存感激地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在此以前，他们在我母亲的亲戚们面前，一直怀有某种羞愧感。还有一点，我母亲生前就喜欢回忆，尤其到了晚年，她在写给我舅舅和四姨的信函里总是无法回避往事，母亲喜欢谈论外祖父母、她的老家和自己的婚姻。这既帮助我确认了一些原本模糊不清的往事，又给予我鼓励。我想如果她老人家在天之灵有知，会含着热泪阅读此书的。说到勇气，我本人虽外表柔顺，却有着运动员的体格和爆发力。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坚毅、勇敢的人，这就是我能够一次次远行和坚持写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Z：读过《毛时代的童年》后，我相信多数读者和我一样，会惊叹于你的记忆力。以那样幼小的年龄，你是如何记住那么多细节的东西，譬如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甚至人物表情，等等。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它们都没有破碎或消逝？

C：呵呵，如果我记忆力不好，恐怕也不会那么早就念大学吧。10岁以后，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每次游历归来，都会按比例尺，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画旅行图，那上面还记载着抵达的时间、地点和同行的人物。不过，有一处地方，也就是我最初读小学的村庄，一直是我错记成山头舟了，其实它的名字叫新岙，是个远离县城的小山村。我在台州和黄岩地图上找不到它，幸好现在是网络时代，村里出了一个勤劳致富的农民企业家，他的个人网站上留有联系方式，我于是打电话过去。原以为会是小青年，没想到却是年过花甲的老伯伯，他居然认识并记得我的父亲，甚至还见过小时候的我。这样一来，我终于搞清楚了这个村庄的位置所在。如果下次有机会回黄岩，我一定要去寻访40年前的那个故地。

Z：你在《出逃》一文里写到波兰电影导演波兰斯基几次试图离开祖国，还有你在中学拉练途中所做的白日梦。在《橡皮》一文里你既写到童年的性启蒙和游戏，又写到英国教士普里斯特利的传奇人生和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的同名小说。这种对比很有意思，这类灵感来自于诗歌，还是数学？

C：既来自于诗歌，也来自于数学。我在《诗的艺术》和《数字与玫瑰》里都曾提到，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通过对共同经验的描绘直接与大众对话已经是十分不好意思的事情了。这就迫使我们把摹仿引向它的高级形式——机智。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从线性代数到抽象代数，也都有从摹仿到机智的过程。机智在于事物间相似的迅速联想, 意想不到的正确构成机智，它是经过一番思索才获得的事物验证。集合论的创始人、俄国出生的丹麦裔德国数学家康托尔认为，“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充分自由”。显而易见，诗歌和艺术也是这样。

Z：在这部作品里，童年蔡天新的敏感细致和柔软的内心让人印象深刻。这种敏感和柔软，一定伴随着你的整个成长过程，并给你的写作源源不断地提供体悟和灵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给你带来过困惑吗？

C：敏感和柔软的确是诗人所需要的，即使它造成的诸多困惑，也是有益于写作的。我一直认为，假如一个作家和艺术家过于聪明，没有任何笨拙的地方，那他很难为我们奉献优秀的作品，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上帝公平的地方，它不会让一个人事事得意，也不会让一个人永远背运，只要他或她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我早已学会了放弃。我认为放弃也是一种进步，是另一种占有。记得有一次在柏林，诗人西川问我，你是如何做到与那么多外国诗人保持联系的。我没有回答，其实他应该了解，中国文人之间的交往多以酒肉和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为基础，再穿插一些夸张的传闻和谣言。可是，只要你生活在中国，就不得不置身其中。相比之下，不同民族、国度之间人的交往较为轻松。

Z：以往你的文字总是天马行空，游弋于异国的旅行、科学与艺术之间，这次集中描写“文革”时期中国的南方乡村生活，是否有拓宽创作体裁的打算？

C：我的写作范围已经够宽了，有些文章还涉及到哲学与历史、政治与语言学，加上翻译，从体裁上看，除了小说和戏剧以外，几乎遍及文学的每个领域。再考虑到我的专业是数学，必须有所节制了，最近我的写作重心就已偏向文理的融合。这就好比一个心态开放的年轻人，一开始结交了许多异性朋友，到一定的时候，他必须有所选择，考虑成家立业的大事了。当然，假如他或她处理得当，仍然可以和从前的朋友保持友谊。

Z：从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来看，你把随笔与传记溶为一体了。我读过你的一些随笔文章，也知道它们很受读者和编辑亲睐。我想知道，是否随笔这种体裁对你特别得心应手？当你写完这本书以后，又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C：随笔是散文的现代形式，就如同自由诗之于旧体诗，因为驱除了华而不实的成分，更适合节奏日渐加快的生活和写作方式。当然，散文也有其所长，例如情感方面的抒发。可是，在读者提高了对艺术性的要求之后，我认为关于痛苦和狂喜的描述更应该通过小说或戏剧进行。比起散文来，随笔是一种更为质朴、宁静的文学形式，也更为我本人喜爱，我认为它的语言适合于传记的写作。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忽然想到，为何我的童年如此孤单，后来的人生又相对比较顺利。当两者的距离拉开到极致，就有了一种喜剧的效果。眼看着就要成为一个木匠学徒，却突然时来运转。眼看着这辈子只能做一个数学工作者，却突然又开启天窗。再后来，世界像一只彩色的卷心菜，一层层剥开来被我瞧见。

Z：你的童年也有让我们羡慕的地方，比如功课很轻松，放学以后几乎没有作业，可以说读书没有任何压力，还有许多好玩的游戏。相比今天的孩子，你觉得哪一代人更幸运或不幸呢？

C：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老实说，假如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愿意回到从前，在“文革”期间度过童年。当然，必须有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为前提条件。以小说家为例，余华、苏童和格非都与我年纪相仿，他(我)们只是感觉到而没有亲身经历“文革”，我认为这对文学创作非常有利。比我们早出生的那一代人比较完整地经历了“文革”甚至“反右”、大跃进，他们生命中许多精华的东西都被消耗或毁灭掉了，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和疤痕。而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比如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或者像你这样的80后，对“文革”或苦难没有任何感受。即便是从人生体验的角度出发，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幸运的。至于今天的孩子，比如90后，我觉得他们在享受优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值得同情，这方面西方人对待未成年人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Z：在那个荒凉贫瘠且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年代，你是如何拥有和保存自己的梦想的？  C：在《电影》一文里我写到了对地图的发现，在《飞行》一文里则写到了如何开始绘制旅行图。没有任何人刻意引导，我的梦想通过自发绘制旅行图和获取地理知识得以延拓，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没有消失、减弱，而是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当然，那样的兴趣点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幸运地自我摸索到。

Z：当你环游了差不多整个世界以后，再回过头来，你怎样评价你那留在家乡不断迁徙的童年？还有，童年时的漂泊，与你后来的游走，是否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

C：我承认，如果后来没有机会漫游世界，我可能会缺乏勇气写这本书。每次从看似遥不可及的地方返回中国，回到西子湖边，我总有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会儿童年一下子就变得清晰、悠远。那种感觉确实为我写作此书注人了活力，事实上，此书的后半部分是我在剑桥访学期间完成的。或许是童年缺乏出游的机会，我才会积蓄如此多的精气和灵感，完成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旅行。有一种力量始终支持和引领着我，无论是童年的漂泊，还是后来的游走。

Z：你告诉我打算把这本书题献给母亲，从小你就和她在一起生活，是否与父亲的关系相对疏远？在一些读者看来，你父亲的命运更加悲惨，他的一生令人惋惜。在相隔了那么多年时光以后，父亲在你脑海里是否已经渐渐淡忘？

C：我原先设想的扉页文字是这样的，“献给父亲、母亲，以及她和我在乡村度过的漫长虚空的时光。”后来考虑到韵律和文学性，以及我对乡村的无法割舍，省略了“父亲”两字。我和父亲共同生活只有一年，也就是上大学前的那一年，还有后来的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他去世时不到60岁，因此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不算老。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他的生日，包括母亲和不久以前过世的小叔。我写过两首怀念父亲的诗，一首是《父亲》一文里引用过的《回想之翼》，另一首是《在大海之上》，结尾三行是这样的，

那一缕黑亮的头发

穿越了云层的顶端

抵达到天庭的前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