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中展示了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是黄帝、赢政、刘邦、刘恒、刘彻、刘秀、司马炎、拓跋宏、杨坚、李渊、李世民、武则天、柴荣、赵匡胤、成吉思汗、忽必烈、朱元璋、朱棣、努尔哈赤、康熙和乾隆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风云人物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成为我们随时可以瞻仰的丰碑。温故知新,鉴往知来,我们研究中华风云人物,可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以此来丰富我们的知识,扩大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素质,增进我们的智慧……通过对他们的品和悟,从中可以发现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智慧和密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风云变幻,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风云人物,他们如夜空中的群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赫赫英名;朝代的更替,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不朽业绩。他们既有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又能锐意改革、举贤任能,他们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们高超的治国谋略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对今天的我们也不乏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武帝时期,打开了建立“中朝”的源头,削弱丞相权力。“中朝”,亦称“内朝”,这是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决策机构。不少侍从人员是出入于皇帝身边的宦官,虽然建立中朝有助于汉武帝的独立决策不被掣肘,削弱丞相权力,但是也为汉朝宦官进入决策层开创了恶劣的先河。中朝的建立,使得外朝的官员完全被弃之不顾,失去了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只是奉行命令。
丞相,是秦代设置的官职,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称,权倾朝野。所有国家大事,如制定法律、升降处置百官等,丞相都有决定大权,甚至有权斩杀其他官吏。汉武帝对丞相所拥有的权力非常不满,同时因为丞相的决策无法完全与武帝的心思相合,因此武帝频繁更换丞相,最终完全削弱了相权。他独揽中央大权,建立一个完全能属于自己控制的行政机构。
汉朝时期,皇帝在宫廷内接见大臣,处理国政,称为“内廷”。宫廷之外的事由丞相掌握,称为“外廷”。在内廷中任职的,一般都是些较为低级的官吏,他们是皇帝身边的办事人员。汉武帝为了削弱外廷大权,就开始重用“内廷”人员。这样,内廷中的尚书令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尚书令原是少府的属下,只为皇帝管奏章文书。此时,大臣们的奏章不经尚书令,便不能送到皇帝手中。中书令由宦官担任,原来只是侍候皇帝生活起居的,现在可以传达皇帝的口谕,丞相不听到中书令的传告,便不能面见皇帝。汉武帝又选了一些贤良充当文学侍从,如严助、主父偃等人,出入宫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另外一个原因是汉朝初年以来宰相制度越来越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巩固汉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汉武帝不得不对它做某些改革。
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基本上是以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制定国策,只求遵守刘邦、萧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宫,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对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办事就行,即使是武将也可以任用。从汉武帝开始,这种局面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经过70年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指导下,内外政策发生剧变,需要对外发展,对主要辅佐自己执政的宰相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按照汉朝旧制度,君主、宰相之间见面次数较少。《汉书》记载:汉朝在武帝前期的帝王多数五日一听事,甚至在五日以上。间隔时间如此之长,对于迫切需要听取古今治国之道的武帝来说根本等不及。
为弥补这种缺陷,皇帝可以多次召见宰相议事,可是按照汉朝旧的礼节,“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还有谒者为之赞唱。汉武帝不喜欢繁琐礼节,召见大臣常常不穿礼服,甚至见丞相都不戴冠;但是在汉朝礼制约束很大,武帝召见丞相只是偶尔不遵守,而且多数限于宴见;一般情况下丞相朝见商议政事,必得一丝不苟。由于限于礼制,汉武帝不会屡召丞相朝见。
最重要的是汉朝制度是以列侯为丞相。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而且到文帝末年列侯已死亡略尽,不得已任命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然后封列侯。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为纨绔子弟,除个别人有才干外,其他人才干往往较差。自申屠嘉死后,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也曾为丞相。汉武帝时代,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先后为丞相,这些人的才能都属于中等。后来汉武帝不断更换丞相,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才能。一句话,按旧制任用的丞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的左膀右臂作用。
按照汉朝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都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他们的意见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汉武帝的决策。正因如此,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想办法弥补旧制度的不足。他即位的第一年就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且亲自询问古今治国得失,应对者达百余人。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当中全国各地上书言得失的读书人,多达千余人。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又发诏令“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汉武帝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当时士人主父偃上书汉武帝,早上上书,晚上就得到了召见,与徐乐、严安一起被召见。汉武帝说:“你们以前都在哪里?为什么相见这么晚呢?”爱才若渴之状跃然纸上。当时东方朔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达到3000牍,两个侍从才能把这些竹简搬动。东方朔上书是否有高明见解,史书并未记载,然而武帝竞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意见。这样,汉武帝把主父偃、严助等人补充进中朝,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
大臣主父偃一年当中就得到了四次升迁,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汉武帝提拔到中朝的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干,多智谋,可以给武帝制定内外政策提供宝贵意见。同时为了共同研究和决策需要,丞相、御史两府保管的一部分资料也逐渐转归近臣尚书令。同时这些“腹心之臣”因为常在左右,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召见,共商对策。加上他们官位低,礼节简便,甚至可以“俳优畜之”。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大决策上还可以让他们与丞相大臣辩论。通过辩论,既可对双方建议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后决定取舍;同时如果这些近臣正确,以此方式否定丞相大臣意见也比较委婉。汉武帝将有才干而身份低的人置于左右,弥补了丞相被削弱后的不足。后来昭帝、宣帝的中朝官以及重用尚书的制度,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汉武帝对待大臣近于苛刻,即便是充任丞相的官吏也时常因为惊恐而自杀。在武帝一朝,更换罢免处死的丞相及其他高级官吏非常多。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和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进行斗争,最终妥协,只好将正在重用的大臣赵绾、王臧下狱,逼迫二人自杀。武帝怪罪的大臣王恢,居然因惊恐自杀。魏其侯窦婴和丞相田蚡争斗,汉武帝使大臣灌夫被满门抄斩,窦婴被斩首示众且灭族。汉武帝在位54年,名列三公九卿者多遭杀戮,仅三公之首的丞相就被处死八位,且都是满门抄斩或灭族的严厉惩罚,其他被杀者更多。对此汉武帝和大臣汲黯曾有一段精彩的对白。汉武帝招贤,常感人才不足,但是他一旦稍有不满,便诛杀文人士子,从不宽恕。汲黯进谏说:“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汉武帝笑着对汲黯说:“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汉武帝在中央打击了丞相的权力后,在地方设置“刺史”,加强监察制度。秦朝时,每郡设置监察御史一人,以监察地方,西汉初年废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官僚、豪强、大族,他们肆意侵吞土地,盘剥贫民,互相勾结,横行乡里,使汉王朝的许多政令得不到推行。为了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力,监督他们的行为,整顿地方秩序,汉武帝开始加强监察制度。P52-55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风云变幻,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风云人物,他们如夜空中的群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赫赫英名;朝代的更替,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不朽业绩。他们既有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又能锐意改革、举贤任能,他们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们高超的治国谋略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对今天的我们也不乏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如果把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比做一出多幕的历史剧,那么自秦始皇拉开一统中华历史的大幕以来,那些宏韬大略的帝王们,就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风云跌宕、波澜壮阔的王朝兴衰悲喜剧,为我们奉献着一场场极尽奢华的历史盛宴。帝王制定朝纲,驾驭群臣,发展经济,安抚百姓,网罗人才,显示出了他们治国安邦的高度才智。他们在政治谋略、军事手段、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或措施,都是中华民族无比宝贵的知识财富,值得我们不断汲取营养。像“千古一帝”秦始皇开创帝制机构,把君主的权力、个人的威严提高到空前的程度,以加强中央集权;汉高祖刘邦以重农为本,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以民富为治安;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度,网罗天下英才;唐高祖运筹帷幄,治国安邦,统一全国,四夷归附,缔造大唐帝国的辉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化干戈为玉帛,君臣和平共处……他们的治国策略,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和才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无论是在知人、用人、纳言方面,还是在治民、理政、决策、变革方面,都有着特殊的建树。这些思想和策略不仅可以用于今世,而且可行于久远。它们根植于中国灿烂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的肥沃土壤之中,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大凡风云人物都较有作为,都能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顺乎人民的要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改革,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经济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或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然而,个人只能推动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即使是“至尊”的一代帝王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相反,如果置规律于不顾,逆向而动,到最后就只能遭遇挫折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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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策划和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以及许多老师的大力支持,他们分别是唐德春、陈奂岳、孙高磊、段育文、王玉红、李蓓、陈丽华、占珊、刘婷、尚论聪、赵巍、周妮、丁岭花、马泽峰、汪京、周兴华、姚为青、杜海义、王金超、高光耀、刘小勇、时小强、常付轩等,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一些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感悟,也汲取了其中智慧的精华,谨向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本书的诞生。
由于编写和出版的时间仓促,以及编写的水平所限,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