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个人魅力，蔡元培为什么能成为民国教育史上最成功的教育家？其中秘密何在？梁漱溟为什么敢冲撞毛泽东？熊庆来为什么和潘光旦争吵？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论语》为什么热？翻开此书，和学者陈远一起探寻文化的真相吧。

这本历史文化随笔集，所涉人物多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思想犀利，文笔活泼，有很强的可读性。

内容涉及著名历史学者陈远对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内最为热门的书籍品评、对近现代人物如冯友兰、梁漱溟等先生的重新评价、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以及陈远与众多学界前辈的交往。在这些看似连贯性不强的文章中，一以贯之的是陈远对于社会沉甸甸的人文关怀。正如此书书名所揭示的一样，所有问题最为核心的是，道器之辨。

第一辑 所读/ 001

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002

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块垒/ 004

李零的减法/ 009

李零：替人读书/ 015

娓娓道来 别开生面/ 019

两相比较读《家书》/ 021

家书中的历史/ 023

杨天石的方法/ 027

蒋介石：总统原来是常人/ 032

在学术与气节的跷跷板上/ 038

知道的和说出的/ 044

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047

人间正道是沧桑/ 051

知识分子有了钱之后/ 054

学术圈是个大江湖/ 060

被错过的胡适之/ 063

人文的路径/ 065

第二辑 所识/ 071

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解/ 072

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076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 079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082

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

的东西/ 089

余英时：《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 094

重温李泽厚/ 100

北大几段走麦城的经历/ 103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108

北大110周年校庆的反思/ 112

黄侃的性情和段子/ 117

第三辑 所议/ 121

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 122

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125

重新理解启蒙/ 129

仅有理念是不够的/ 132

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 137

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 141

由燕京大学想到的/ 144

“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 147

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152

收藏无道惟术而已/ 155

教师应该有按照自己兴趣教学生的自由/ 158

《论语》热，何处最吃紧/ 160

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谈于丹产生的必然/ 163

我说过余英时支持于丹吗/ 166

国家图书馆，你什么时候能不让读者失望？/ 168

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周长城事件/ 171

安居、乐业，才有和谐/ 174

第四辑 所记/ 177

狂狷黄永厚/ 178

拔地苍松有远声/ 181

“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 184

“私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 188

附：谢泳先生回信/ 192

古道热肠，我于老范见之/ 194

香港遇倪匡/ 197

陈之藩的寂寞/ 199

王芝琛的心愿/ 201

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中华书局版13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书，遗憾的是，这套书我没有买齐，原因很简单：买不到。说来惭愧，虽然很喜欢这套书，但是对于主编其书的李新，却了解甚浅，只知道他曾经担任过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所以得知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出版，就赶紧找来一本， “读其书，颂其诗”，进一步想“知其人”。不过，读完此书，感觉到的，却是李新一生的一致与不一致。先说一致，再说不一致。

一以贯之的斗争哲学

在回忆录中，李新对于自己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的岁月用了浓墨重彩。而《风雨巴山》那一章写得确实好，活灵活现，读起来都是一种享受。不过，我从中读到的却是李新（或者说他们那一代人）前半生与后半生颇为一致的斗争哲学。

在布衣学会由此发展而成的众志学会中，李新和他的同伴们一起与学校当局做了颇多斗争。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校方是权力掌握者，李新以及他的同伴们处于弱势。但是，在众志学会与校方的历次斗争中，学生们能够屡次不落下风，固然有当时的时代救亡情势使然，然而与其说正义最终压倒非正义，倒不如说学生们的斗争哲学占了上风。

总结起来，可以归纳成几点：其一是要占住理，在当时的救亡情势下，救国是哪个方面也不敢反对的口号，由此，学生们就占据了一个制高点；其次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弱势者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当时的一个运动，李新和他们的同伴们到其他学校去串联，必能引发响应，若无此，单凭个人的爱国情绪，根本就没有与校方博弈的基础；其三是李新当时还有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陈泰湖，在关键时刻可以拿出资金加以援助，比如布衣学会为了抵抗校方，要求学生必须统一穿着咔叽布校服的规定，召集贫困学生集会商议对策，就是陈泰湖出钱搞定。其实还有关键的一点，在这一段岁月中表现得不太明显，但是却至关重要，就是背后有富有经验的人来指导，比如李新在棠香初级中学时的邱老师。没有如此富有经验的人，稚嫩的学生们必然不是老谋深算的校方的对手。

我之所以说这种斗争哲学在李新（或者他们那一代人）的一生中保持了一致性，是因为在后来关于搞“三反”、反右派，乃至八角亭编书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我们几乎能够找到与以上可以一一对应的情节，只不过斗转星移，这时的斗争对象已经易人，自己人与自己人开了火。具体到李新个人身上，这套斗争哲学给他的益处则是，让他在特殊岁月中幸免于难，否则，李新的命运，大概就与那个时代中被划为右派的众多知识分子无异了。

不过，这种斗争哲学，在革命时期体现出的是革命者在非常时期对于现实的应变，在如今的法律社会中却不合时宜。我们阅读前辈的历史，一方面应该抱有同情的理解，但是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在公民意识薄弱的今天，应该早些走出这种斗争哲学的误区。

两个李新，相互撕扯，左右冲突

30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李新的一生，按理说，作者自己的回忆，且不说客观上的真实与否，至少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塑造应该最为接近。然而读完之后，感觉却是有两个李新：前半生的李新与后半生的李新。前半生的李新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现代历史舞台的，通过书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在具有一致逻辑的革命者。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从在四川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到在晋冀豫参加反“扫荡”……乃至之后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李新的生命轨迹宛如一条被安排好的道路，一切都顺理成章。然而，从李新在人民大学经历“三反”之后的叙述中，我读到的却是一个左右冲突、相互撕扯的李新，就仿佛一个人却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灵魂，不，这样说还不太贴切，应该说，身体向左，灵魂向右，才更贴切一些。  这些年读了不少现代人物的回忆录，这种情况似乎是一种典型。这样的情况，在单纯的知识分子身上，或者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身居高位者身上，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体现，但是都不如李新或者说李新们来得如此强烈，来得如此明显。

比如说，对于范长江到人民大学做“三反”工作，对于范长江的“左”，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李新笔下的情绪，不过，反过来想想，李新其实也是那个阵营中的一员，他的老领导，吴玉章老人，也正是以“‘左派’人士”著称的。以及后来李新在八角亭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在编写人员上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北师大的王真和山东大学的孙思白，加上后来加入进去的蔡尚思和陈旭麓等等一系列的事件，不能说没有“主义”之争，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毋宁说是人事纠葛。这些人事纠葛，正是大人物们所说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中的细节。按理说，像李新这样的老革命，对于“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应该是深谙于心的，为什么写了出来，李新自己的说法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

不过，如果我们抱着寻求客观历史的希望去读这本书，恐怕是要失望的，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带着情绪的。李新的反思，最终也只能停留在这些人事纠葛上而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原因就在于他无法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而这本回忆录区别于其他回忆录的地方，正是在于其中有李新自己的善善恶恶，也即我所说的左右冲突。

李新身上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左右冲突”，原因就埋在他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里，当指导自己的“大思想”与自己身处的“小环境”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在当事人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是有了这样的冲突，李新的后半生才让人看起来不是那么顺理成章，也惟其如此，这看起来矛盾的后半生的回忆才显得更加真实，事实上，我读这本书，正是从书的后半部分开始的。这样说，并非说这部回忆录的前半部不真实，相反，我对李新在前半部的叙述中体现出来的对于革命的真诚信仰，非常尊重，不过，与后半部比起来，它缺少了个人色彩，像是被时代的过滤器过滤过了。

P47-50

历史有什么用？伟大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洛·布洛赫的小儿子曾经这样问他。这个问题也时常困扰我。

自大学开始，以工科的学科背景，却误入史学一途，蓦然间，已过十年。十年间思想几度转变，回首起来，不禁感慨系之。初入史学之时，思想颇受时贤影响，重理念，讲关怀，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圭臬，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虽自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但是诚如孔庆东所言，当时的所谓“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不过是“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成为随俗。”而“真正的独立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的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最后孔庆东揭露了所谓的“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在精神上极度依赖那个主张独立的小圈子”。最近孔庆东因为其倾向经常惹人诟病，但是我却认为他几年前说的这些话虽有偏颇之处，却可为传世之言。回到我自己身上，曾经所谓“独立思想”便多少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那时的思考简单而真诚，截至2005年，这些思考通过我编的一本小册子《逝去的大学》展现出来。《逝去的大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不过那属于另外一个话题，值得欣慰的是，在我搬家检阅旧书的时候，翻起那本小册子，仍然有感觉，并不感到羞愧，因为其中表达的，是我心中真诚的想法。前些天心血来潮，在网上检索《逝去的大学》，看到不少好评，虽感汗颜，并不羞愧。

毕业之后读史阅世，感受世事多艰，于历史一途，便多了一层感悟，个中感受，诚如放翁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开始反思过去历史观念，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度怀疑、动摇。直至我编了另外一本小册子《斯人不再》，思想上有一大变，觉得若是抱着“以史为鉴”、“借古喻今”的思路去做历史，这样的思路不仅简单粗暴，而且恰恰是这样的思路让历史成了现实的附庸。历史太复杂，也太摇曳多姿，那样的思路，让历史简单化了。做历史，还是要回到历史本身，仿佛是一种悖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借鉴历史的智慧，为今天的现实参照。就此引申开来，时贤谈论文化思想，多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在我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西文化原无不同，相通大于相异，换言之，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不过是殊途同归。与其过分强调差异，不如花些力气探讨中西文化共同的底线。延续这一思路，我写了《李宗吾新传》，当时的思路，虽然把李宗吾放在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去探讨，然而囿于眼界，依然没有用世界的眼光去描绘这个颇具传奇而又颇具典型的人物丰富的一生。事后众多学界师友对这本小书发论，厚意可感，但是对于我的观点颇具保留。令我惭愧的是，这本小书由于出版时间仓促，其中错字甚多，也希望有机会修改。

我在《李宗吾新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文化熏染之后，通过李宗吾这个人物，个人主义再度崛起，并且引领一时风潮。通过这本小书，我想表达的是，中国若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必须回到个人主义这个最低的思想底线。我曾经有个设想，中国的文化路径如果不承沿着儒家的道路走到现在，而是延续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之学，也是被孟子骂为“无父无母”的那位杨朱先生）以及韩非法家的路径，中国进入宪政的时间要比西方早上几千年。这一点，在去年我与许倬云先生进行对话时，曾有谈及，许先生跟我的表述不同，然而观念甚契：

我问：诚如您所说：“中国思想对于‘全面’的整合与悟解，超过了对‘部分’的分析——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年的演化，所谓诸子百家学说其实不应当看做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流派，应当视之为经过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交织成后世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我对于这一观点非常认同，而我的疑惑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为何落在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诸家的学说？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文化的主干道不是沿着儒家这一思想脉络走下来，而是选择了杨朱学说或者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今日的中国是否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

许先生答：中国如果走的是“杨朱”，然后到老庄的路线，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和印度一样的局面。如果要顺着韩非的路走，就和今天的社会科学比较接近了。要注意，所谓法家，是手段性和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

他们讨论更多的是怎么治国，但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治国。法家实际上是从儒家分出去的一个分支，所以你看，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如果从法家的工具论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就会发展成和相当于欧洲近古发展的现代科学，有方法而无目的。这个方向目前我发现了存在很大令人困惑的地方，目前的社会科学都走到的地步，就是我们可以分析问题到极点，但是我们找不出最后的答案来。所以目的论方面，终极关怀方面，法家提不出答案来。因为法家是从儒家里面钻出来的，它把这部分工作又还给儒家去做了。到了汉代，汉宣帝说得很清楚，他说：儒法是合一的，我们汉家规模不只是儒家的东西，而是儒法相合的东西。

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就想到了怎么治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安顿心灵，而是要兼善天下，而是要己欲立而立人，而是要别人的饥渴都是我的饥渴，而是要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上做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梦，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欧洲的那个梦，很早就转变到上帝那里去了。上帝的梦转变成所谓的理性，从理性上就发展了绝对的法律和可测的科学。

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从现实生活上发展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推己及人”这一系列的理念进而达到“推己及人”地将心比心——这种理念，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理想，而不是走向单纯的理性。所以，你看，朱夫子走的路和康德相近，着重在理的上面，但终究走不过去，还要让王阳明在“心”的方面做一个很大的转弯。如果单单从纯粹的理性方面，是走不远的，必须要把人本身放进去。人本身则包括了情和理两方面，我们不能只顾理不顾情。但是中国情理交融的治国方法最后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人情关系啦、家族关系啦，都出来了。中国的法律不是绝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相对的法律。这是因为情理交融的治国理想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当然也会有它的缺陷。

中国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势必曲折，然而，绝非是只凭借少数精英，胸怀理念、振臂高呼能够完成。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言说，与其作无谓的言说，空谈理念，不如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晏阳初、梁漱溟、陈鹤琴、陶行知。而当下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夸夸其谈，一方面精心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后者没有错，但是凭借夸夸其谈来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则不能不让知识界蒙羞。最低的底线也应是放弃自以为是的“为大众代言”的精英意识，回到“古之学者为己”，不做“为人之学”，进行韦伯式的知识建构。

有一段时间，数学家丘成桐成了热点人物，这让我总是想起我小时的梦想，想起以前教过我的那些老师。记得我曾经写过，我小时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并且，在当时，我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个数学天才。之所以有那样的感觉，其实和我过去的老师们的某些暗示有关。

我小时候，父亲交游颇为广阔，在我们家乡那个不大的县城，县里的头头脑脑，学校里的老师，都是父亲不错的朋友。家中每有“宴会”，深受父亲喜爱的我总是上蹿下跳。夸孩子是赞大人一种常用的方式，所以我还没有上学，在附近就有了“聪明伶俐”“小天才”之类的名声。后来在我们村子里上了小学，总能受到老师的照顾。我的第一个老师闫存华，是我们村子里唯一一所学校的两个老师之一，教我数学。按照辈分，我叫他哥，因为他时常去我们家，所以上学了，别的同学都叫老师，而我还一口一个哥地叫着，为此母亲曾纠正了我多次，但是我也没有改过来。这样，自然跟老师也没有什么距离，并且好像他也很欣赏我，似乎在那个很小的学校里，我理所当然就该是最好的。这也没有给我造成什么负担，每次考试，那些简单的数学题，拿满分是稳稳的。

后来出了村子上学，教我数学的刘满海先生，也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位老师。早就知道我的数学不错，也一直着意培养。那时候，哥哥姐姐都比我高几年级，课本上的知识我就通过他们的课本自学的差不多，因此刘老师时常会给我开小灶。我至今还记得刘老师在课下在他那间狭窄的办公室里给我出的那些富有趣味的数学题。但是让我觉得务必要学好数学的还不单单是这些兴趣，当时我上学的那所学校，距离我们村子2公里。那时的我好像在肢体活动方面就非常不行，简单的自行车，到了那时我还没有学会，别的学生都是骑自行车去，而我只好开着我的“11路”，走着去上学。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延续多久，就被刘老师发现了，他跟我约好，我每天上学时在村口等他，然后由他上班时骑车带我去学校。一路上给我讲数学的趣味所在。好玩的数学当然吸引了我，并且让我觉得，如果学不好数学，好像对不起老师带我去上学的辛苦。

上了中学，开始淘气，逃课去游玩是家常便饭。但是教我数学的老师并没有因此认为我是个坏学生，对我依然喜爱有加，有时候还让我去登台给同学们讲课，这让我的虚荣心极大满足，对数学的爱好一直保持了下来。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还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但是显然，我的好运并没有延续到高中。在高中，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年纪比我们大不了许多，大概是刚毕业。在他眼中，遵守纪律要比成绩好更重要。虽然我的数学成绩在我们班上和我的同桌——另外一个数学尖子——不相上下，但是有一次，记得是奥赛的初选，我们班上有两个推荐名额，我们的班主任却只推荐了我的同桌。这让我十分生气，去质问他，而他的理由就是我不够遵守纪律。我的同桌毕业后考取了河北大学数学系，而我则从此对数学兴趣大减。

让我对数学彻底失去兴趣的是我们大学的数学老师，一位严肃的老太太、老教授。她的观念与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如出一辙。有一次上数学大课，坐在我身边的同宿舍的老四和老八在底下搞小动作，天地良心，我保证我没有参与他们。但是，那位严肃的老教授，一口咬定是我们仨。老四和老八在老教授的威严之下低头认错，并且因为认错态度好，让老教授很满意。但是我，让老教授很不满，她一定认为：你犯了错为什么还不承认？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犯错为什么要承认？一下子成了僵局：她执意让我认错，而我执意不肯。最后老教授使出了撒手铜：你不认错，我们的课就不上了，并且把书本掷在讲桌上等我表态。老四和老八在底下一个劲的拽我，意思是说你认个错就过去了。但是我偏偏就过不去。我当时说：我不打扰您上课了，然后走出了教室。虽然微积分和概率论让我很着迷，但从那以后我对数学彻底失去了兴趣。我那位读了数学系一的同学去找我的时候，奇怪我最近怎么不跟他讨论数学了，我说没有兴趣了。

这时候，另外两位老师谢志浩先生和高建军先生，对于我的人生选择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谢先生教我们近现代革命史，这门课并没有多大意思，但是谢老师把这门课讲得有意思极了。我偶尔问一些不符合课本上观点的问题，谢先生不但不训斥，反而有赞赏的意思。高先生那时候并不上课，在我们学校校报做编辑，我偶尔写些稚嫩的文章，高先生总是在校报的显著位置发表，这不仅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每期的稿费也可以让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一时积极性大增，隔三差五就跑到高先生那里去，没有什么拘束。当时学校不允许抽烟，但是我到了高先生的办公室，把门一关，和高先生一起喷云吐雾，聊得天昏地暗。那天去高先生的博客闲逛，看到高先生说到我现在编的书以及写的书，这当然是做先生的对学生做出的成绩感到欣慰，而我常常想的则是：我对于数学的兴趣为什么没有保持下来？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数学家？原来，老师即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