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尔维尔于一八九一年去世，遗作《水手比利·巴德》藏匿在一只铁盒子里。三十年后被一位学者发现。铁盒中的手稿经过编辑整理后出版，在读者中间迅速获得好评，博尔赫斯、E.M.福斯特盛赞的经典，被誉为“美国文学的大师之作”。

《比利·巴德》被称为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小长篇。麦尔维尔在这部才华横溢、文思稠密的小说中，创作了一个与法律有关的寓言，藉此说明在邪恶面前理性和智力是如何无力保护纯真无辜。

青年比利·巴德被强征到英国战舰当水手。他长相英俊，人很单纯，与舰长及水手们相处得都不错，但遭到兵器教官克腊格特的妒忌，后者诬告他谋反。比利·巴德失手打死了克腊格特。在临时组织的军事法庭上，这个案子引起了争论。舰长既是惟一的“犯罪”目击者，又是审判官，他知道比利不是故意杀人，但当时处在战争时期，尤其是前不久英国海军发生过兵变，这就使得舰长这个关键人物的观点偏向了不利于告的方面。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一把不公正的“正义之剑”斩向了比利·巴德——他被判处绞刑，死后被马上海葬了。

《水手比利·巴德》被称为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小长篇。赫尔曼·麦尔维尔在这部才华横溢、文思稠密的小说中，创作了一个与法律有关的寓言，藉此说明在邪恶面前理性和智力是如何无力保护纯真无辜。英俊水手最终成了人类不肯妥协让步的牺牲品。

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对每一个在敌对僵化的环境中感觉受到威胁的人，都有特殊的意义。

导言

水利比利·巴德

译后记

一

蒸汽船之前的那个时代，或者说那个时候比现在更为频繁，沿着鳞次栉比的海港码头独自闲逛，偶然间会被一群古铜色的海员吸引住目光，那是身穿假日服装的军舰水兵或商船水手，获准许可上岸。某些情形之下他们会分列左右，或是像一队卫兵，几乎将同人当中某个卓越不凡的人物包围起来；那人跟他们一道前行，像是金牛星处在星座那些小星宿的拱卫之中。那个众所瞩目的对象，便是军事和商船海军都不那么乏味的时代里的“英俊水手”。身上并无一丝自命不凡的感觉，确切说来，是带着一种漫不经心浑然天成的王者气派，他像是在接受船员伙伴自发的敬意。

我又回想起那个有几分不寻常的事例。在利物浦，迄今半个世纪以前，在王子码头又脏又黑的高大街墙（老早就被拆除了的障碍物）的阴影下我见到一个普通水手，浑身漆黑，黑成那番模样，让人觉得他必定就是纯种的含族血统的非洲土著了。他的体格匀称，身量出众。一块花哨的丝绸手帕松松地系在脖子上，手帕的两头在乌黑袒露的胸前跳荡。耳朵上吊着一对大金箍。一顶饰有花格带子的苏格兰高地帽衬托出那颗模样俊美的头颅。那是七月里的炎炎正午；那张脸，因汗水而柔润发亮，洋溢着野蛮未驯的好心绪。他谈笑风生左顾右盼，那口洁白的牙齿令人目眩。他一路走来嬉笑玩闹，是那帮水手伙伴的中心。这样一批由各色部族和不同肤色所组成的人群，原本非常适合让安纳萨西·克罗茨率领，行进至法兰西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庭前，作为“人类种族”的代表。随着路上行人每一次送上自发的敬意，对着这座人身黑塔驻足凝视，发出不算是频繁的惊呼，那伙五花八门的跟班便表现出因此而引以为傲的神色，那是当信徒们顶礼膜拜之时，亚述的祭司为他们宏伟的公牛雕像而确凿无疑地表现出来的那份骄傲吧。

言归正传。要说有时候有点像是航海的缪拉在陆地上面招展风姿，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年代的“英俊水手”，是丝毫未见有花花太岁比利一比一丹姆的那种做派，那个如今几乎是绝迹的让人开怀的角色，但偶尔还会遇见，而是显得比原先的那种模样更让人开怀，在暴风骤雨的伊利运河的船上掌舵，或者更有可能，在拖船纤道旁的下等酒馆里夸夸其谈。他在冒险事业中一贯驾轻就熟，而且多少还是个大力拳击手或摔跤手呢。那是力与美。他那身手不凡的事迹让人传诵。上岸他是冠军；下海他是发言人；适时适地总是拔得头筹。强风之中收缩中桅帆篷，他在那儿，顶风跨坐在帆桁的端口，脚踩镫索像是踩着佛兰德斯骏马的马镫，双手拉扯横帆角上的耳索像是在拉拽缰绳，那姿态像极了年轻的亚历山大，在勒束烈马卜赛孚勒斯。一个棒极了的人物，像是被金牛星座的犄角给挑了上去，衬着雷声隆隆的天空，正冲着桅杆圆木上成排的苦力欢快地高呼。

道德本性很少与身体构造不相契合。事实上，总是在男子气的结合之中才显得诱人的那种秀美与力量，除非由道德本性所调和，否则几乎难以招来真正的敬意，是“英俊水手”在某些事例中从天赋较低的同伴那里所接受的那种敬意。

有着蔚蓝色眼睛的比利·巴德，便是这样一个星光熠熠的人物，至少外表上如此，还有内在的某种本质也是如此，虽说是要随着故事的进展以及重要变化的出现，才会显得彰明较著。比利·巴德，年龄二十一岁，又叫做宝贝巴德，这得等到大家更熟悉了，在此后所交代的那些情境当中，才最终这么称呼他。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行将结束之时，他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前桅楼水手。比这故事所讲述的时间早不了多久，他随之进入国王的军队服役，在“狭窄海域”，从一艘归国途中的英国商船上被强行征募，登上一艘出国途中名叫“战力号”的国王陛下的七十四门炮舰。在规定的人员编制不足额的情况下，这艘战舰被迫扬帆出海，在那个仓促的年代这也不算稀奇。蓦地在跳板上第一眼撞见比利，那位登船检验的军官莱特克里夫上尉便扑了上去，甚至还未等商船全体船员在后甲板上正式集队接受他从容不迫的检阅。而他只选中了他。是否这是因为比利之后其他那些人在他面前排好了队表明是全无优点，还是因为眼见商船上的人手极为短缺而有所顾虑，不管是哪种缘故，总之他对他自发的第一选择感到满意。让全体船员感到惊讶，却让上尉愈加心满意足的是，比利没有抗拒。不过事实上也是，任何抗拒就像扑入笼中的红额金翅雀表示抗议一样，都是没有用的。

留意到这种毫无怨言几乎可以说是欢喜顺从的样子，船主朝那位水手投去惊讶的一瞥，目光含着无言的责备。这位船主是每个行业中都可找得到的那种高尚的普通人，甚至在较为低微的行业中也找得到；把这类人叫做“可敬之人”，大家都会赞成的。而事情如此这般说来也不奇怪，尽管是在汹涌的大海中劈波斩浪，毕生与险恶难测的气候作斗争，没有什么比单纯的平和安宁更让这位诚笃之人衷心喜爱的了。除此之外，他五十上下年纪，稍有点发福的趋势，没留络腮胡子、气色和悦的面孔很有吸引力——一张相当之圆的面孔，神情仁慈而聪慧。处在佳日和风的天气，加上诸事进展顺利，他嗓音里那种悦耳动听的乐音钟鸣，似乎成为这个人内在深处真切无碍的一个结果。他有太多的审慎，太多的良知，于是有那么一些当口，这些德性便成了他身上过分地烦扰不宁的根源。航程之中，只要船儿邻近陆地，格雷弗林船长便睡不着觉。他装在心里的那些重大责任，有些船主是不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担负在心的。

眼下比利下到前甲板的水手舱里收拾行囊，而格雷弗林船长照例要置酒招待“战力号”那位身高体壮、爽直鲁莽的上尉。在这个如此不受欢迎的当口，他都忘了那么做，只是由于全神贯注地思索才忘了那么做。上尉却丝毫不觉得难堪，他未经邀请就让自己大剌剌地蹙进船长室，还照样蹙到一只长颈瓶跟前，凭他有经验的眼睛，即刻从酒柜上面发现了这只容器。他确实就是那号老牌水手，他们经历那个时代旷日持久的那场大战，海军生涯所有的艰苦危险压根就没有削弱那种快活享乐的本能。他一向是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职责有时候是一种干巴巴的义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他是不反对拿烈酒滋补的汤汁来浇灌这种枯燥的。对于船长室的室主来说，除了被迫扮演主人的角色之外别无他法，只要做得到就尽量显得欣然从命而不失风度吧。他把长颈瓶那不可缺少的配件，平底玻璃杯还有水罐，默默放在劲头十足的客人面前。但是请对方原谅，此时此刻不能奉陪同饮。他阴沉着脸，眼瞅着那位无拘无束的军官不慌不忙地在格罗格酒中掺上点水，然后分做三次大口喝光，把空杯子推开，可也没有远到一下子够不着的地步，与此同时他舒舒服服地在位子上坐下来，满心欢喜地砸吧着嘴，径直望着那位主人。

这一连串动作结束，主人打破沉默，而他的嗓音里暗藏着一种凄然责备的声调：“上尉，你要把我最好的人给拿走了，那颗人中的珠宝。”

“是啊，这我知道，”那人答道，紧接着将那只平底玻璃杯拖回来，预备重新斟满，“是啊，这我知道。很抱歉。”

P5-11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赫尔曼·麦尔维尔终于从纽约海关一的工作中退休。由于无法靠写作为生，他在那里工作了十九个年头，做海关稽查员。他六十六岁了，而且几乎已经三十年不写小说，尽管一直在不间断地写作并发表诗歌。在随后两年内的某个时刻，他开始创作一首最终会题为《比利戴上了手铐》的诗，写一个叛乱水手，在船上戴着镣铐，等待被处决。这首诗原打算放在一本题为《约翰·玛耳及其他水手》（1888）的诗集里，麦尔维尔还用散文写了一篇题注附在诗后。这个故事便在麦尔维尔的想象中开始生长和变化，然后他回过头来写它，将题注扩展成一个中篇小说，并在他余生的岁月里进行修改。

麦尔维尔于一八九一年去世时，小说手稿在顺序上是完整的，但是麦尔维尔仍在对语言和主题重心进行修改。此外，手稿自身让人看到的状况是肌质紊乱的，因此要出示一个权威版本，若说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也是有困难的。小说最终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由雷蒙德·韦弗（Raymond Weaver）对文本做了编辑，取名为《前桅楼水手比利·巴德》；巴龙·弗里曼（F.BarTon Freeman）的后一个版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一九四八年出版。由于对这两位编辑所做的选择挑剔不满，导致新的“读本”于一九六二年问世，编者是哈里森·希福德（HarrisonHayford）和默顿·希尔茨（Merton M Sealts，Jr.），他们出示了一个“遗传学的文本”，是对麦尔维尔手稿遗存的篇页所做的逐字逐句的誊录，并用一篇长长的评注，解释其编辑上的决议。此外，希福德和希尔茨将小说题目从《前桅楼水手比利·巴德》改为《水手比利·巴德（一篇内在的叙事）》，这个题目出现在麦尔维尔手稿的第一页上面。希福德一希尔茨的文本，便是华盛顿广场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所使用的本子。

《白鲸》（1851）的作者为何这么长时间停止写作小说？《白鲸》出版时，麦尔维尔作为一名海洋故事作家是颇有名气的。他已经出版了《泰比》（1846）和《奥穆》（1847）这两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是以他十年前在南海做水手的经历为底本。麦尔维尔的第三部小说《玛地》（1849）因其叙事风格上的激进实验，不如前两部小说那么受人欢迎，然后麦尔维尔暂时回归于更为传统的叙事形式：在他开始写作《白鲸》之前的那一年，麦尔维尔出版了两部小说，《雷德伯恩》（1849）和《白外套》（1850），他称之为“两件活计，我做来是为了挣钱——是被迫这么做的，像别人被迫去锯木头一样”。到了一八五零年春，麦尔维尔做了父亲，而在那年夏天，他对新的写作计划——那场“捕鲸的航行”——充满信心，举家迁往马萨诸塞州的匹茨菲尔德，在那里买了一座他取名为“箭头”的农场。到了一八五零年中段，麦尔维尔的家庭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他的前景看好。那年六月，他主动提出将“新作”交给英国出版商理查德·本特利，保证在“即将到来的秋季”交出，并称其为“一部罗曼司的历险记，基于‘南海抹香鲸捕鱼业’的几个狂野传奇，是由作者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加以说明，他身为一名捕鲸手的两年以上的经历”。换言之，这本书非常类似于他早年的成功之作《泰比》和《奥穆》。

然而，《白鲸》最终却完全成为另一种东西，泰半是因为在写作的中途，麦尔维尔对纳撒尼尔·霍桑的友情相助。两个人的相遇发生在一八五零年八月五日，在匹茨菲尔德附近的一次野餐会上，而这不仅激发麦尔维尔回头去读霍桑的《古宅苔藓》（1846），而且也使他一气写成了如今颇为著名的那篇两部分构成的论文，《霍桑及其苔藓》。第一部分发表在《文学世界》上，他和霍桑相遇之后才只有十二天时间。在文章中，麦尔维尔将霍桑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把他们两人称为“讲述真理的伟大艺术的大师”。尽管他也知道，“在同一页上读到莎士比亚和霍桑”，或许会让他的一些读者感到惊讶，可是他拒绝轻描淡写，而且大胆断言，“莎士比亚快要让人给赶上了。几位才智之士对宇宙的探索已经和莎士比亚走得一样远了”。此外还有，“要是莎士比亚还无人可与之媲美的话，那么给这个世界一点时间吧，他肯定会被超过的，不是在这个半球便是在另一个半球上。”麦尔维尔甚至像是要把赌注押在这个半球上：如同爱默生的著名演讲《美国学者》（1837），还有瓦尔特·惠特曼写于一八五五年的著名的《<草叶集>序言》，《霍桑及其苔藓》是一篇美国文学的宣言，召唤美国作家去接受挑战，与莎士比亚媲美，甚至是赶超莎士比亚。几天之后，当麦尔维尔回到《白鲸》的手稿前，他本人看来是对这个召唤做出了应答。

《白鲸》出版之后，其百科全书式的广度和叙事技巧上的种种实验，让读者和批评家均感到迷惑难解。评论显然是毁誉参半，而销量叫人失望。读者和批评家对这部杰作的反应令他不满，而他从出版商那里感觉到的鄙吝待遇则使他难受，麦尔维尔便写了那部暧昧的小说《皮埃尔》，其中包含对美国读者和出版商的辛辣控诉。小说是一个商业上的失败，也让他几年前还如此富于希望的职业生涯变得不堪收拾。在他转向诗歌、放弃小说以及作为作家谋生的全部希望之前，麦尔维尔还将继续出版小说《伊萨雷尔·波特》（1855）、《广场故事》（内有如今非常著名的短篇《代笔者巴特贝》和《班尼托·西莱诺》），还有《骗子》（1857）。他的第一部诗集《战争诗篇》（1866）是自费出版的。诗集问世之后四个月，麦尔维尔收到纽约港务局的一份委任书，担任海关稽查员，这个职位给了他稳定的收入。虽然他在夜晚、周末和假期里继续写作，他后来的生活却因为健康不佳、长子的自杀和次子的早逝而遭到毁坏。麦尔维尔在默默无闻中死去，连一份表明他去世的讣告都没有。但在一九一九年，为他的百年诞辰所举行的庆典，开始对他作品的价值做出重要的重估。一九二四年《比利·巴德》的出版，加强了麦尔维尔的声誉，帮助他获得如今在美国文学史上他所享有的杰出地位。

……

麦尔维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角色，符合十九世纪后期那种同性恋的模式化人物，但它不是那个主角：而是纠察长克腊加特。在审讯时有人问比利：“那他（克腊加特）为什么要这样来撒谎，这样恶毒地来撒谎，既然你宣布说你们之间并没有怨恨？”比利拿不出恰当的答案，而威尔很快把这个问题撇在一旁，认为对于比利的犯罪问题来说无关紧要。当然，有一个答案是，克腊加特仅仅是邪恶的体现，是撒旦的化身，他只是憎恨比利的全然纯真无邪的本性。不过，麦尔维尔的叙事者也同样暗示道，克腊加特的本性难以得到充分的理解，除非我们能够求教于“某个不容易被指责为散发《圣经》元素气味的权威。”再者，我们被告知，“从一种正常的本性通达到他（克腊加特）那边，必须穿越‘两者之间那片险要地带。’而这一点最好是要做得迂回间接。”换言之，麦尔维尔是想要告诉我们克腊加特身上无法公开说出来的某种东西。这会不会是“那种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援引奥斯卡·王尔德仅仅几年之后因同性恋行为而遭到审判时说过的话）？克腊加特对于比利的反感，一再被称之为“激情”，而麦尔维尔的叙事者猜测说，“那种最先促使他（克腊加特）去反对比利的东西”，便是后者“那种身体容貌的令人瞩目的美丽”。我们得知，克腊加特有时候是带着一种“一动不动的沉思冥想和忧郁哀伤的神色，他的眼中奇怪地噙满刚刚萌生的激动不安的泪水”。麦尔维尔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那忧郁哀伤的神色之中会有一丝温柔的渴求，仿佛要不是为了命运和禁忌的缘故，克腊加特甚至还会爱上比利呢。”这些段落表明，克腊加特遭受一种难以言表的欲望的折磨，而这种欲望最终让比利本人变得哑口无言。

当麦尔维尔描写克腊加特的忧郁哀伤时，他用了一个典故，是指《以赛亚书》（53：3）中“那个充满痛苦和忧患的人”，而那个人是被普遍解读为基督的一个预兆，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比利被这么多有关基督形象的描述所包围，所以这里的典故是用来暗示，比利和克腊加特实际上是彼此的同貌人；它也同样是将克腊加特表现为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物，尽管这种同情心的出现很短暂。它表明克腊加特的那种“堕落”是自我憎恨的结果，是同性恋者生活在“恐同症”（homopho—bia）的文化当中，他的教育让他对自我所产生的感觉。从这个立足点来看，克腊加特的指控是缘于这样的事实，比利的美貌带来了威胁，要唤醒克腊加特那种压抑的欲望，还有船上其他那些人的潜在欲望。在麦尔维尔的时代，正如在我们的时代，人们认为同性之间的色欲与军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比利发出了一种威胁，尽管并非是他本人的过错，但是这种威胁必须要加以消灭。将比利判处死刑，如此一来，威尔是在继续克腊加特开始的那个工作，很可能是因为，他也几乎难以抑制对“英俊水手”的那种性欲感觉。我们被告知，“‘英俊水手’作为船员中的优越人物自然是从一开始就足以引起船长的注意”。威尔把比利想成是“一个gentts homo（人种）的绝佳标本，他的裸体或许可以为表现堕落之前的年轻亚当的雕塑摆个姿势呢。”这里用《圣经》典故是要从这样的事实当中转移注意力，那就是威尔有这种念头是有赖于他对比利赤身裸体的想象。会不会是这样，威尔把克腊加特的动机问题撇开不管，是因为他想要让某种东西不被说出来，是因为他想要从他自己的感觉之中引开注意力？

《比利·巴德》包含的这些动机，使它近来成为那个名日“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文学批评学派颇有兴趣的对象，不过，认为这部小说至少部分是“关于”同性恋的那种看法并不新鲜。《比利·巴德》初版问世之后仅仅九年，格兰特·华森在他撰写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在它背后——在那个故事盛大华丽的主要情景的深远背后——似乎投落原始的、单纯性欲的种种暗示的阴影。”在华森看来，麦尔维尔对“那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克腊加特”的刻画，部分表现这部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而这部小说是由这样一个作家写的，他已经在早期小说《皮埃尔》中，“和任何一位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一样，确定无疑地发现了所有主要的心理情结，而这些情结在弗洛伊德学派的手中经过洗礼之后已经被接受下来。”

比利·巴德是一个原型人物，是一个最终为其社群的利益做出牺牲的替罪羊。但是为什么——或者说是为了谁——他必须做出牺牲？麦尔维尔在小说中嵌入的种种不同的读法，给人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归根结底，这部小说暗示比利的命运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并非是一种决定性因素而是多种因素产生的结果。麦尔维尔将《比利·巴德》称作是“一篇内在的叙事”，是要让我们知道，它应该被当作一个知情者对于某个插曲的报道，而它在官方报告，在报纸和海员的趣闻轶事当中只能是获得并不准确的描述。

在小说的最后两个章节中，我们得到“当时的一份海军编年志，一家审定出版的周刊”上发表的“对这个事件的一篇报道”，还有比利的一位船员伙伴所写的一首民谣。这些说法都无法向我们提供，此前二十八个章节中我们所得到的那种微妙而丰富的记述。编年志上发表的那篇报道，是局外人对这个事件的说法，可以预料的是，它包含种种歪曲。而那首民谣，则是知情者的讲述，它向我们表明仅仅成为知情者是不够的。麦尔维尔将那首民谣称之为“粗糙的表达”，根本不是文学。如此一来，麦尔维尔是在暗示，文学艺术是那样一种能力的产物，它透过表面现象探究其底下潜藏着的内在真实，是霍桑在《七角楼房》（1851）的序言中所谓的“人类心灵中的真实”。因为那首民谣，《比利戴上了手铐》，实际上是在小说之前写的，麦尔维尔决定在《比利·巴德》的结尾将它复制出来，以唤起对它的种种局限性的注意，这是在表明，在他趋近于写作生涯的末尾时，麦尔维尔重新发现了散文体小说的力量。仿佛那位年轻水手比利·巴德的故事太强烈了，在一首简短的民谣当中还无法容纳，仿佛它所需要的是那种具体而微的细节表现，而那也只有在散文体小说当中才可能做得到。

沙勒斯·佩特尔

一

麦尔维尔于一八九一年去世，遗作《比利·巴德》藏匿在一只铁盒子里。三十年后被一位学者发现。铁盒中的手稿经过编辑整理后出版，在读者中间迅速获得好评，被誉为“美国文学的大师之作”。人们开始重新评价麦尔维尔；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白鲸》的作者，辞典上只有寥寥数行介绍的十九世纪航海故事作家，逐渐受到景仰和追捧，声誉超过他同时代的小说家。毛姆的《巨匠与杰作》选出世界十佳小说，唯一人选的美国小说便是《白鲸》。十九世纪读者感到颇难容忍的叙事实验，还有他那种“荒唐可笑”（毛姆语）的幽默，现在好像多少能够得到一点理解了。

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中，《代笔者巴特贝》和《班尼托·西莱诺》也已被视为文学经典。照博尔赫斯的说法，《代笔者巴特贝》“预示了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而《班尼托·西莱诺》则被认为是一篇无法理解的作品。这些作品还有《白鲸》，是在《比利·巴德》浮出水面之后才为世人瞩目。可以说，麦尔维尔的文学声誉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真正开始。

遗作《比利·巴德》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书名也各不相同。现在公认较好的本子，是哈里森·希福德和默顿·希尔茨于一九六二年编辑出版的“读本”，题为《水手比利·巴德（一篇内在的叙事）》。除了更改标题，还做了两处删节，字句和标点也有所不同。其他的版本是三十一章，希福德一希尔茨的本子是三十章。

小说是在麦尔维尔去世前三个月写完，以草稿形式留存下来。从语言和叙事节奏来看，已经很难将它视为一个未完成的草稿。此书实际写作时间是一八八八年秋到一八九一年春，主题的孕育则要漫长得多。麦尔维尔此前的创作中，还从未写过如此“纯粹均衡”的悲剧。小说那种宏观素净的细腻格调，给人以肃穆而精致的印象。作者是在诗的高度之上处理这个故事，使得作品意蕴丰富，语言精粹而幽默，富于深刻的回味。自其出版之日起，人们从不同角度解释这个故事，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援引到法学界的专业讨论，从宗教神话的阐释到同性恋问题研究，似乎要给这个小长篇抽绎出绵绵不绝的外延。沙勒斯·佩特尔为本书撰写的《导言》，对不同流派的观点已经做了介绍，这些观点都具有代表性。针对其中一些说法，这里加上几点评议。

……

正如叙事人反复提示的那样，威尔船长的判决，根源还是在于担心哗变。他隐匿尸体，封锁消息，草草审理此案，这些行为皆源于当时的形势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他阻止横向调查的原因也在于此。这里不妨推测，威尔船长并非没有意识到审判所包含的漏洞，他将比利的悲剧理解为“不法的隐意”的暗示，说明他是以某种“不公正”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来看待此案，因此无可否认的是，他确实是将比利当作祭品来对待，不是法律的祭品（如果合法也就称不上是祭品了），而是出于稳定情势的需要做出牺牲。威尔船长的决定应该包含这一层考虑。小说第二十二章“密室里的会谈”也对此作出暗示，似乎审判者和被审判者之间已经达成某种谅解，基于两个人的本性都具有“慷慨大度”的高贵，一方承受“不公正”的牺牲，另一方承受“不公正”的责任，而后者的痛苦并不亚于前者。

本来读者以为，比利和克腊加特的故事只是某种善恶二元论的诠释，当比利失手杀死克腊加特，这个意外的结果倒也符合恶有恶报的逻辑，孰料威尔船长的介入使这个故事变得让人难以承受。涉及所谓的“正义与法律”的冲突，威尔船长才是真正的主角，他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道德困境”，他知道比利是无辜的，他要服从良知还是法律？这似乎很难抉择。不管威尔船长的做法是否合理，他对于当下情势的理解是否有些扭曲，他将比利当作替罪羊绞死是否真有必要，有一点是一可以肯定的，他充分理解这个抉择所包含的悲剧性，也承受它所带来的后果。

也许读者会认为，威尔船长在处理这个案子时，没有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一，比利并没有故意要杀人，其二，比利也没有煽动叛乱，因此这个判决是不得人心的，它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也是片面的，而这个案子的审理，本来应该有更合理的步骤和结果，既不违背法律，也不滥杀无辜。

确实，威尔船长在庭审时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威，似乎也过于相信悲剧性的抉择所包含的意义；他只是抓住比利杀人的后果来权衡利害关系，没有超越当下的情势对于他的影响。他的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然而，淡化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忽略十八世纪军法的特殊规定，无视其权威所担当的责任和孤独，据此想要做出合理总结，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比利·巴德》几乎将所有可能性的推测和盘托出，让我们去评判这个悲剧：一个高贵的人如何杀害另一个高贵的人，英明的父性权威如何杀害他纯真无邪的孩子（而且没有《旧约》的天使飞下来阻止）。叙事人似乎暗示，我们对于现实合理性的要求和评估（整个启蒙世纪的哲学本质在于此）让人执著于机智的分析，得出妥善的结论，协调悲惨的现实，注入虚弱的品味，但或许无助于理解悲剧的实质。“英俊水手”在“大哗变”之年的遭遇是如此不幸，也让人铭记难忘。谁能说他只是带着人性悲惨的感受走向死亡，而不是带着人性的善良和高贵？小说以一首描写死亡的诗歌结束，诗中似乎并无怨怼与责难的意味；它折射死亡迷蒙的幻影，抒发人物悲酸的际遇，召唤迷途的庄严和慰藉……而我们已经知道，这首动人的诗歌也是麦尔维尔写作此书的缘起。

中译本根据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译出，它使用的是哈里森·希福德和默顿·希尔茨编辑的本子，附有沙勒斯·佩特尔撰写的《导言》。译者对原版脚注适当有所增删，凡属中译者添加的，具体都有注明。感谢代瑞克·傅尼埃（Deryk Fournier）的推荐，专程馈赠此书。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译作。

许志强

二○○九年七月五日写于杭州

十一月十日改于首尔

《水手比利·巴德》可归结为描写正义与法律冲突的故事，但这一总括远没有主人公的特点来得重要，他杀了人，却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审判并被定罪。

——博尔赫斯

比利·巴德的故事具有希腊神话的品质：它是如此基本而且如此丰富，因此可以被不同的方式加以重述或改编成戏剧。

——E.M.福斯特

《水手比利·巴德》可能是麦尔维尔篇幅较短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它出色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英国海员所遭受的刑罚。

——约翰·萨瑟兰（伦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