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我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幽魂，反而在东方的香港和大陆，似乎真的觉得历史“终结”了……而我处处在学本雅明笔下的天使，逆着“进步”的时代之风前行。

本书为作者在海外求学和任教将近四十年里谈中西文学之文章集合，既是一本“我那时真年轻”的感情记录，也不难看出作者对现代南美和东欧、特别是捷克文学的浓厚兴趣，显示了一种“直面后看”的个人化的历史记忆。

他拿了美国大学的“旅行奖学金”去欧洲闲逛，但去康桥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徐志摩。在欧洲的各大城市，他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幽魂，反而在东方的香港和大陆，似乎真的觉得历史“终结”了，而他处处在学本雅明笔下的天使，逆着“进步”的时代之风前行。

这既是一本“我那时真年轻”的感情记录，更浸透了一股浪漫的情怀。但浪漫主义的英雄时代早已逝去。现实、世故和小心早已筑就许多感情的提防，以前的纯情浪漫主义者也因此变成了老小姐、怪人和愤世嫉俗者，失去了天真……然而，仍不随俗地、绝望地追求所谓的爱情。

总序

西潮的彼岸

 二○○五年版序言

 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

 徐志摩的朋友

 奥国的飘零

 布拉格一日

 日本游记

 美国的“中国城”

 浪漫的圣徒

 “刺猬”与“狐狸”

 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

 “象牙塔”内的臆想

 书债

 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

 什么是“西化”

 多年追求的恋人

 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

 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

 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

中西文学的徊想

 初版自序

 二○○五年版自序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

 浪漫之余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五四”文学与鲁迅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的反讽意义

 一支小调谱成的文学新曲

 奇幻之旅

 伟大作品的条件

 作家与作家

 语言与沉默

 “东欧政治”阴影下现代人的“宝鉴”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弗尔特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敲醒了什么？

 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

 技巧与视界

一九六八年夏，他在欧陆流浪，目的是找寻写作论文的资料和“灵感”。说起来有点荒唐，他竟然以研究徐志摩为借口。到了英国，在伦敦经友人的介绍认识了三十年代的名作家凌叔华女士，在一次闲谈中，凌女士无意中提到一位英国老绅士，名叫伦纳德·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 Ehnhirst)，曾经到凌女士处请教，据说他手头有二十多封徐志摩的英文信，从未发表过。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写信给这位老先生，请求见面。

信发后不久，他由伦敦到了康桥。在徐志摩的旧地，正在他魂牵梦萦之际，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包挂号包裹，拆开一看，正是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寄来的徐志摩书信，是经人誊抄打字过的，已经装订成薄薄的一册。他连夜展读，大喜过望，这么多一手资料，收集在论文里，足可唬人了。遂修书向这位老先生致谢，并再度恳求接见，老先生在回信中说他很忙，时常旅行在外，不过可以先在伦敦见面，要他把伦敦的住址和电话函告。然而，暑期的伦敦，家家旅馆客满，他因为不愿与人挤才到康桥来的，自己在康桥又无电话，在伦敦也没有预订旅馆，只好把以前住过的一间学生宿舍的电话号码通知了老先生。

重返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那家学生宿舍去找房子住，原来早已客满，也没有人打过电话给他。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正是埃尔姆赫斯特先生，难道又是徐志摩在天之灵有意作成？

他于第二天如约到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旅馆里见到了这位老先生。他一头白发，留了一个小胡子，走起路来仍是健步如飞。初见面当然不好意思马上问高寿几许，但就“历史”推测：如果这位先生二十多岁时和徐志摩在中国见面，那么现在已有七十岁了。老先生不待他再作历史的沉思，就自我介绍似的说：“我们两人都是诗人的朋友！”

“诗人”当然指的是徐志摩，老先生回忆中只有两个诗人：一是徐志摩，一是泰戈尔。作为徐志摩的挚友，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这从徐志摩的二十多封信中可以看出来，但是他这个不足三十岁的研究生，怎么敢自称是徐志摩的朋友？一个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诗圣”、“诗哲”，一个是六十年代默默无闻的“书生”，既不曾高攀大官，又不认识什么贵人，怎么可以僭称徐志摩的朋友？

他说了一些不胜荣幸之类的话，老先生似听非听，谈了不到五分钟，老先生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很爽快地说：“你大概肚子饿了吧，来，我们到饭厅去大吃一顿。”说的当然是英文，他不禁臆想到当年的徐志摩可能也是这么精力充沛、明直爽快，怪不得他们两人会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在旅馆的餐厅坐下，老先生为他点了菜，并叫了一瓶酒，以资庆祝。边吃边谈，老先生话匣子一开，满口都是历史，他这个研究生也无暇作笔记，只好一面吃一面听，一面在心里“死记”。

原来老先生年轻时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农艺，是时泰戈尔已经声名大振。有一次这位印度诗人到纽约访问，埃尔姆赫斯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泰戈尔，两人畅谈甚欢。泰戈尔在印度故居附近有一片农场，想作一番农村改革。泰戈尔的基本观念是：任何农业改革，仅只是改良农具、提高品种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农民在实际生活上得到满足，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得到润育，所以，实际生产和精神上的陶冶——音乐、舞蹈，甚至读书识字——是分不开的。泰戈尔想物色一批外国农业专家做顾问，以便协助他的印度弟子们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当时埃尔姆赫斯特即将从康奈尔毕业，前途茫茫，也在追求一个理想，于是立刻答应。泰戈尔没有钱，埃尔姆赫斯特愿意自出旅费。在返回英国小住不久后，他就买舟去了印度。他把泰戈尔的农庄办得生气勃勃，甚至把农村的小孩子也组成救火队。至今事隔四十多年，他还记得印度助手的名字，当时的种种经历，都成了现在的回忆。  埃尔姆赫斯特先生与徐志摩的认识，也是由泰戈尔而起。一九二二年北京文化界有意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氏遂派埃尔姆赫斯特到中国部署一切，当时中国方面的联络人就是徐志摩。二人一见如故。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正式访华，带了一位史学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哲学家，而担任秘书的就是埃尔姆赫斯特。访问团一行于三月抵达上海，经南京北上，徐志摩特地由北京南下迎接。一路上的日程都是徐志摩和埃尔姆赫斯特共同拟订的，泰戈尔演讲，也往往由徐志摩担任翻译，徐的第一位情人林徽因也时常陪伴在侧，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了一段“白发红颜”的佳话。老先生忆起四十多年前的盛事，不禁时时莞尔，开玩笑似的说：“徐是我在解决一连串国际纠纷时的伙伴。到底要怎么样请这位大官赏光或是为那位贵人留面子，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倒真的有不少人要面子！”

一顿饭在不知不觉中吃完，老先生又要立刻去参加一个农业会议。原来自从结识泰戈尔以后，老先生一直在发扬这位印度哲人在农村建设上的理想，现在已是英国农业专家之一，所以时常旅行各地参加会议。一席话虽然颇为珍贵，总有意犹未尽之感，而且，徐志摩在信中也提到老先生的故居——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Tomess，据说风景秀丽，于是他也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研究徐志摩之余也可以研究一下徐志摩的这位英国朋友。老先生看破来意，拿出记事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日程：“我再过两个礼拜会在家里，你就在这个月底，也就是再下一个星期四来玩吧，坐早上六点的火车，大概要三个多钟头，到了Dartington Hall，我们可以一起吃中饭，下午我带你参观，晚上你可以搭五点多的火车回伦敦。”

P15-18

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如在山下掘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义足够了。

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的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

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嘈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起来看，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

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出一个轮廊：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的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和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入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