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便沽酒，一醉卧江流。”我家的家谱上天外来客似的有着这么一句。一本家谱，翻来翻去，都是些木匠和耕农的承袭记录，找不到任何有炫耀价值的东西，就这句风雅、突兀。也就是这句，框死了很多人的小命，爷爷和爷爷的兄弟们、父亲和父亲的兄弟们，我们这一辈的众男丁，不喝酒的，喝上了不醉不休的，我没听说，也没见识过。我的弟弟雷建阳，三十岁以前不知有什么怪癖，滴酒不沾，打死也不喝。三十岁后，为稻粱谋，到佤山卖苦力，随后回老家开小饭馆，职业需要，放手一喝，竟然是海量，酒桌上酬酢，很少碰上趁手的角色。哥哥雷朝阳，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平常一句话都懒得说，三钢化杯散装包谷酒喝下去，看过的电视剧，可以从头到尾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 “人间诗草无官税，江上狂徒有酒名”，或者“大胆文章拼命酒，坎坷生涯断肠诗”，启祥和尚和洪深的这两句诗，我常常用毛笔写了，自遣和送给朋友，很多人也视我为酒场上的狠角。事实上，我并不嗜酒，与好友三五，聚而畅饮，我从不主动与人拼命。只有在遇上宋连斌、朱零、叶舟、王祥夫、费嘉这样的酒中豪杰时，才会喝出“死便埋我”的风骨，然后落得一夜狂吐或失忆的下场，半点“一醉卧江流”的出尘风姿都没有。
2005年秋天的一天，与一群诗人作家去西盟佤山采风，座谈会上谈到了对神山应有的敬畏，情到深处，手舞足蹈，还义正辞严地谴责了个别诗人写下的冒犯神灵的诗歌，没想到发言还没结束，一个佤族老人就捧着满满一水牛角酒，歌之舞之而来，一定要我当众喝下，否则有愧于他的敬意和真诚。我不知道一个巨大的水牛角到底能装多少斤白酒，用眼一瞅，头就晕了，但那样的关口，以我的性格，实在又找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辞酒理由，只好双手接过来，众目睽睽之下，定神、吐纳，决死般地昂首而饮。饮至三分之一，牛角沉重；过半时，牛角渐轻；饮完，牛角不在了，佤山也不在了，天地重归司岗里，混沌再现。有酒醉经验的人都知道，有一种醉，是灭顶之醉，人醉了，不吵闹猖狂，不吐，不动，身体是热的、软的，命还在，魂魄却被酒神逼到了体外，漫山遍野地去闲逛。要等到几天后，身体渐渐地觉得自己需要个主子了，而魂魄也玩累了，两者又才合二为一，人的眼皮也才会艰涩地、沉重地撑开，侥幸地发现自己还活着。但酒神统治过的身体，仍然像战乱后的废墟，狼烟未散，每个器官如喊不醒的、回不来的残肢断臂。叫人沮丧得很，茫然得很，这时候，你费劲地移动眼珠看了看四周，你不清楚自己平躺在什么地方，继而你想求助于大脑，非常吃力地抬起双臂，用十指迟缓地揉着太阳穴，想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被放翻的，这场战乱是因为什么、由谁引爆的，大脑和你一样，它也不知道。一般情况下，这时候，肯定也会有人惊喜异常地尖叫：“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了!”是的，我的佤山一醉就是这样。如若就是这样，醒了，过了鬼门关了，倒也罢了。关键是，当我力不从心地扛着自己的身躯出现在佤山的阳光下，想找个青山绿水的荣军医院疗伤、静养，想不到，生活在西盟的诗人李冬春和苏然，像勐梭龙潭上空飘来的两朵乌云，咚地一声，在我的脚边，放下了一坛酒。身体瘦小的李冬春，胸腔里养虎养狮子，嗓门大，声音也有虎狮音效：“雷大哥，你记不住我写的诗歌，但我要让你记住我怎么向你敬酒!”黑色的帆布包拉开，拿出两个土大碗和一个装一公两酒的瓷杯子。酒先倒入杯中，然后又倒进碗里，一连倒了九次，土大碗也就装满了，清汪汪的，像一大堆刀片。接着他以相同程序，将第二个土大碗也倒满了，并顺手端起一碗，咕咕咚咚就往嘴里灌。我抬着头，眯着眼睛望着他，随着土碗往上翻，他的一张脸都不见了。他的背后，一公里外就是佤山，向阳的山岭上，不同的植物或黄或绿或还在开花，山谷里都有雾，挂满牛头的那一条山谷雾似乎更白一些。山之上，天空被佤山之神用白云和清风来来往往地拭擦，一尘不染，蔚蓝里面可以拿出无穷无尽的蔚蓝。有几只黑铁之鹰在山与天之间飞着，是天空和佤山共同的信使，但它们似乎无信可送，天上安静，佤山安静，便在空旷、平整的，人类头顶上存在着又肉眼看不见的众神的广场上，以飞取乐，看谁用一次俯冲，便能用翅膀将地上那个喝酒的人的大土碗掀开。不劳鹰的翅膀了，半分钟不到，李冬春自己把碗从脸上摘了下来，白脸变成了红脸。不是一般的红，红得向外喷火焰，嘴巴还说着：“雷大哥，我的酒干了，轮到你了!”说话间，把另一碗酒送到了我的手上。我低头看酒，它多像一面照妖镜啊。人们说说看，这酒，该不该喝?该不该一饮而光?刚刚才死里逃生一次，我必须再来一次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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