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同仁堂》记录的是一个民族企业的发展史、一个金子招牌的塑造史以及一个民族企业的创业史。“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该书记述的不仅是同仁堂从创立之初的千古承诺，到“供奉御药”的吉凶莫测，从再造中兴的艰难曲折，到强虏入侵的国恨家仇，从解放以后的“凤凰涅槃”到锐意改革的创新之路，而进一步描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品牌为何会历久弥坚，成为质量与诚信的象征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了一个跨越了五个世纪的百年老店是如何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现代化股份制企业的历程。

本书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乐家传人的回忆和当代人的亲历，生动地记叙了同仁堂340年的发展史。从创立之初的千古承诺，到“供奉御药”的吉凶莫测，从再造中兴的艰难曲折，到强虏入侵的国恨家仇，从解放以后的“凤凰涅槃”到锐意改革的创新之路，揭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品牌为何会历久弥坚，成为质量与信誉的象征；一个百年老店如何发展成了闻名遐迩的现代化股份制企业。在同仁堂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深层的思考、生动的事例、鲜活的人物展现了国宝同仁堂的历史面貌和当代风采。

第一篇 兴起和磨难

 第一章 风雨崛起同仁堂(1669—1723)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目供职太医院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

 后人开办同仁堂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定真言

 第二章 供奉御药同仁堂(1723—1911)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

第三节 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

 高进高出引领东西客商

第四节 几度风雨老乐家前途堪忧

 多次变迁同仁堂由谁经营

第五节 手段高强乐平泉重振祖业

 胆识过人同仁堂本固枝荣

第六节 乐家出巾帼众望所归

 老店推新法许氏掌门

 第三章 四房共管同仁堂(1911—1937)

第一节 纷纷乱局何人能掌老铺

 咄咄怪事警察严防东家

第二节 枝繁叶茂乐家后代开店

 花不同香各堂宝号争先

第三节 天下奇闻同室操戈抢顾客

 耿耿此心一份厚礼赠亲人

第四节 乐七爷屡败屡战反败为胜

 达仁堂越开越多趁势开拓

第五节 你争我夺乐家昆季开商战

 弱胜强败输赢得失殊难料

第六节 办实业乐达仁多有投入

 助教育邓颖超任职女校

第七节 乐达义掌店大刀阔斧

 老乐家坎坷风云骤变

 第四章 北平沦陷老铺受难(1937—1949)

第一节 乱世纷纭最恨敌伪占古城

 强迫合作无奈破财求免灾

第二节 魑魅横行自有侠肝义胆人

 日寇无道终得俯首投降时

第三节 乐家传人管地下党金库

 北平解放有同仁堂贡献

第二篇新生与发展

 第一章 国家解放同仁堂获新生(1949—1966)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乐松生难免彷徨

 同仁堂新生老字号日见兴旺

第二节 中药现代化乐松生探路

 牛黄人工造郑启栋创新

第三节 大浪淘沙乐松生参加“三反”、“五反”

 顺应潮流同仁堂率先公私合营

第四节 人民副市长不负重托

 “红色资本家”名扬中外

第五节 公私合营促进发展

 规模经营惠及城乡

 第二章 政治运动拨弄老铺命运(1966—1976)

第一节 起风波强毁老匾

 叹无知乱改药名

第二节 十年浩劫老字号损失惨重

 一度春风同仁堂又放光彩

第三篇老树绽新花

 第一章 改革创新弄大潮(1976—2009)

第一节 乘春风老字号重放光彩

 借南巡同仁堂集团成立

第二节 三项措施皆是好文章

 两次上市真乃大手笔

第三节 母体脱困不让一名职工下岗

 体制创新赢得企业整体发展

第四节 体制创新有多种模式

 优势互补让各方获利

第五节 术业专攻质量始终第一

 对接现代标准信守严格

第六节 企业发展靠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需科技领先

第七节 科学发展重在长远

 “四个善待”以人为本

第八节 文化提升竞争力

 道德铸就企业魂

 第二章 人才辈出继往开来(2009— )

第一节 弘扬传统续昨日光荣

 上下一心创明天辉煌

第二节 无名无形无声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目供职太医院

关于同仁堂的由来，创办同仁堂的乐家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说法。那还是永乐十九年(1421)的北京，那天天刚破晓，先农坛、承天门(天安门)、紫禁城、煤山(景山)直至钟鼓楼一带，各种各样的响声就搅成了一片，成千上万的石匠打凿石料的声音、不计其数的木匠拉扯大锯的声音、数不胜数的铁匠抡锤打铁的声音，还有此起彼伏、浑厚苍凉的号子响遏行云；鞭响马嘶，滚滚不绝的车轮辗过道路的声音，闹得附近的居民心烦意乱。原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去不久，他的子孙就开始了争夺皇位的战争。燕王朱棣经过四年血战，终于打败了他的亲侄子——在南京坐江山的明惠帝，夺得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不久，明成祖为了巩固自己的基业，抵御外族袭扰，决定迁都北京。这时的北京由于连年战乱，城内人烟稀少，市井萧条；城外田园荒芜，满目疮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明成祖除了从江南和山西等地迁入大批富户为北京增添人气外，又于永乐四年(1406)下令大规模扩建北京城，以造就盛世王朝的恢宏气象。为此特征二十三万工匠、上百万民工及大量士兵进京营建宫殿、扩城池、整河道，工程一直持续了十八年之久。这是北京历史上大兴土木，大举移民的时期，其规模之大，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者难追。因此，北京老百姓说“永乐年间，北京的动静最大”。北京人口剧增，一时间造成了缺医少药的困局。为此，朝廷特意将一些名医迁进北京，一些有本领、有胆识的民间医生也借机来到京城发展。

就在大兴土木的喧闹声中，一阵阵清亮悦耳的串铃声在坊间和街巷中响起。许多熟悉这声音的人都互相招呼着：“那位姓乐的铃医来了。”

这位人们熟悉的乐姓铃医叫乐良才。铃医因为手摇串铃召唤病家而得名。他们又被称为“游医”、“走方郎中”、“草泽医生”等。铃医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医德医术甚高，江湖上称为“腥”。他们常用秘不示人的配方自制丸散膏丹，医治一些疑难杂症，不仅效果不错，而且收费低廉。游医中也有蒙事的，甚至不顾病人死活，骗两个钱就销声匿迹，江湖上称为“尖”。乐良才初到北京时，只有那些家境贫寒的病人和外地征来的民工才请他看病。过了些时日，因为他的医术高明，药灵价廉，于是口口相传，有些书香门第、殷实人家也来请他看病了。

不过，刚开始人们往往对他半信半疑，便有人试探着打探他的来路：“听先生是南方口音，府上是……”

“宁波慈水镇。”

“宁波也有姓乐的？”

“正是。先祖有兄弟二人，兄为乐仁厚，曾在唐僖宗时任刑部尚书。弟为乐仁规，唐昭宗时曾在朝中做官，因清廉正直，遭到猜忌。为避唐末之乱，于光化年间(898—901)弃官归隐于宁波鄞县，到贫医这里已经是第二十六世了。”

乐良才说的“唐末之乱”，其实是指“朱温之变”。朱温本是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后叛变投降朝廷，受到唐朝重用。唐朝末年，他杀害了唐昭宗，又逼唐哀宗退位，史称“朱温之变”。从此，唐帝国消亡，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开始。不过，初进京城，乐良才处处小心，因明朝皇帝是朱姓，朱棣又刚刚坐上皇帝宝座，所以他故意不提“朱温”二字，免得犯讳，惹祸上身。

“先生正值华年，且谈吐不俗，为何不去得个功名，光宗耀祖呢？”

乐良才笑道：“贫医没有经世之才，当不得官。再说，当武官吧，‘一将功成万骨枯’；当文官吧，宦海浮沉，莫测高深。不如悬壶济世，还可以修仁德、济苍生。”

“先生说的极是，古人有言‘不为名相便为名医’嘛。不过浙江是富庶之地，先生为何离乡背井，来到京城呢？”  乐良才说：“一来，皇上征集几十万工匠扩建京城，难免有水土不服或偶患小恙者，正需我等尽力；二来，京城是杏林高手云集之地，可以切磋医术，就如武林英杰，唯有和高手过招，才会有长进一样。”

“只是铃医有‘江湖郎中’之称……”

乐良才看出对方的疑虑，便说：“铃医始于扁鹊、华佗，盛于宋代，历史久远。”他又摇摇手中的串铃说，“这串铃便是明证。”

原来，传说唐代名医孙思邈骑着驴去行医。一只老虎把他的驴吃了，可是驴的骨头却把老虎给哽住了，老虎只好向孙思邈求救。孙思邈不计前嫌，用一个铁环撑住虎口，把卡在虎口里的骨头取了出来。老虎从此做了孙思邈的坐骑，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而铁环就变成了铃医手中召唤病家的串铃。因此，串铃又被称为“虎撑”，孙思邈被尊为“药王”。这虽然是传说，却可证明铃医历史悠远。

乐良才又感叹道：“铃医治病方法简，见效快，收费廉。现在许多名医都自夸是华佗再生、扁鹊转世，却视铃医为不入流的‘江湖郎中’，殊不知华佗、扁鹊亦是游医出身，实在可叹！”

听了乐良才的话，对方疑虑全消，欣然说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京城，想来必有绝技，就烦先生为病人诊治吧。”

乐良才所说都是事实。因为铃医社会地位低下，长期得不到重视，一直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有杭州医学家赵学敏将“铃医”的理论与医术编辑成书，名为《串雅·内编》和《串雅·外编》，成了介绍铃医的理论著作。《串雅·内编》共选方四百二十七个，还介绍了铃医的“内治”和“外治”。内治，主要有“顶”、“串”、“截”诸法。所谓“顶”就是催吐，“串”就是“泻”，而“截”就是用药断绝病根，不使旧病复发。《串雅·外编》将铃医常用的外治法分为二十八门，如“针法门”、“炙法门”、“贴法门”、“浴法门”、“熏法门”等，也就是用针灸、贴膏药、熏蒸等方法治病。因此，铃医有“简、便、廉”的特点，在民间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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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无形无声 有勇有谋有德

作为一部自1669年延至2009年的同仁堂史，还有一部分决不应当疏漏，却又因资料不足难以全面准确记述的内容，这就是同仁堂集团公司领导层的成员。同仁堂集团的领导班子曾在2006年12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命名为“全国国有企业创建‘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这四好是“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董事长殷顺海和党委书记田大方作为当时的“班长”，从1995年开始，就创造了连续十几年两位数增长的优异成绩。同仁堂作为一个老字号、国有企业，真正得到大发展，是在1997年股改上市之后。同仁堂集团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同仁堂人，直面困境，锐意改革，为同仁堂这个老字号、老国企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写史当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才可能准确、翔实。写同仁堂史，也不能不写同仁堂现在的“当家人”。可是写他们却是很困难的事。如今同仁堂集团领导班子的成员包括殷顺海、梅群、王泉、陆建国、宫勤、张锡杰、丁永玲、谢占忠、田瑞华和张庆增。他们一向以行事低调、谦虚谨慎著称，很少接受媒体采访，除非是工作需要或上级决定。即使如此，他们也只谈企业，不谈自己。

是他们的业绩乏善可陈吗？同仁堂集团能有今天的辉煌，他们都有贡献，前面都有记述。况且同仁堂多次获得了党和政府的表彰，他们的成就已经获得了社会和市场的肯定。

是他们的形象欠佳，不便“出镜”，或是口才不好，不愿“发声”吗？非也！他们在纷扰的媒体大战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某些人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的名利场中，能够做到“电视上无形，广播里无声，报刊上无名”，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远大的目标，有宽广的胸怀，因而才能够虚怀若谷，谦虚谨慎。

梅群作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负责集团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职工们称赞他持重稳健，体察下情，关心群众，亲和力很强。在同仁堂庆祝三百四十周年店庆时，他曾经应邀在电视上露面，人们都说他论商道、讲堂史，口才极佳，梅群还作为同仁堂的新闻发言人，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使命。

董事会成员，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陆建国负责同仁堂的组织宣传、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他与人合作的歌曲佰年同仁堂》和(大栅栏·同仁堂》，在同仁堂创建三百四十年庆典大会上，由青年歌手雷佳和蔡国庆首唱。歌声刚落那一刻，余音如缕还在绕梁，掌声便如春雷轰响、大潮激荡，可见这首京腔京韵甚至还飘着药香的歌非常受欢迎。

在审看一部表现同仁堂历史的专题片时，他信手拈来，将片尾的解说词改得朗朗上口，激动人心，在场的人员都赞叹是“点睛之笔”，给这部专题片增色不少。陆建国管的事情多，从品牌塑造到职工生活，从企业文化到媒体推介，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职工们说，他管得头头是道。这部堂史，亦是经他指点修改才有了很大提升。

总会计师张锡杰在沉稳谦和的背后透射出睿智和精明。他思维清晰，谈起话来不仅有条有理、论点鲜明、分析透彻，而且字正腔圆。他不仅可以用数字为你展现同仁堂的过去、现在，而且对未来的发展也了然于胸。他不仅把着同仁堂的钱柜，而且能够想方设法落实董事长和董事会的决定和设想。有一回，董事长殷顺海对他讲：“医改之后，咱们那些老职工看病报销有困难，他们的退休工资又普遍偏低，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把医药费报了？”

要是别人听见，很可能会认为这个想法太离谱了。这不是要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办法吗？再说，同仁堂虽然有了发展，可是要包下那么多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负担是不是也太大了？有人知道了殷顺海的想法，就说：“现在好多企业都不管职工的医疗费用了，都推给医保了。同仁堂这不是逆势而上吗？”

也有人表示理解，他们说：“过去老乐家对老职工可真是不错。老职工死了，家属还能按他在同仁堂干了多少年、有多大贡献，年年拿钱呢。”

可是又有人反对了：“乐家那会儿，同仁堂最多不到二百人，现在同仁堂集团上万人，能比吗？这事恐怕难办。”

可是张锡杰能理解董事会和董事长的想法，这样做是体现“善待职工”。而且，如果真的能这样做，就会激发职工的归属感，从而更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职工有了积极性，还怕产生不了效益吗？同时，他又精打细算了一番，认为同仁堂完全有财力执行殷顺海的这个设想。不久，这个措施就落实了。有人认为，这是又一个“同仁堂奇迹”。

成功的企业必然有成功的领导班子，而成功的领导班子必然要有一位成功的“班长”。同仁堂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殷顺海就是这样的“班长”。可是想写他更是不易，职工们戏称，他们的董事长是“电视上无形，广播里无声，报刊上无名”。

写一个人，一般都要写他有什么样的身材。熟悉殷顺海董事长的人都说，他虽然没有“金刚不败身”，却有一副敢于担当的铁肩。1995年在他担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之时，正是同仁堂集团最困难的时期。“打开账本黄金万两，合上账本分文皆无”，“你们是3B级企业，银行不予贷款”。这些今天的笑谈，当时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是企业的“夺命锁”、“断魂枪”，是镇伏孙大圣的“五行山”。职工们回忆那时的心情说：“我们那会儿的感觉是有今儿没明儿了，不知道厂子什么时候就关门了。”

这话可不是夸张，企业的资金链断了，就如人的血脉阻塞了。而且在当时，国企的改革还没有闯出一条路来，同仁堂这样的百年老字号就更是前途维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谁担起同仁堂集团公司“掌门人”的重任，谁就有为企业开辟出一条血路的责任，谁就要有一副担起企业兴亡的铁肩。

1995年，同仁堂集团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崇文门饭店开了一个会，这时，殷顺海上任还不到一个星期。会议讨论的就是企业如何解脱困境。他曾说，崇文门会议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殷顺海顶着压力订下了三个“坚决”的措施，在非常之时，以非常之法，应对非常之事，终于带领集团初步走出了困境。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为殷顺海很少“出镜”，所以很难描述他的目光是犀利还是柔和，是明亮如炬还是深如古潭。不过，在他的领导下，同仁堂董事会作出了一系列非常具有远见的决策，足见他看得远、看得深。在许多企业盲目扩张成风，不顾实际，要在短期内做大做强时，殷顺海却慧眼独具地提出：“做长比做大要难。”他对那些想盲目扩张的人大声疾呼：“别把企业做‘糠’了！”

正因为他看得深远，才提出了“做长、做强、做大”的发展原则。在今天人们注重可持续发展，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再来审视这个原则，不是更感叹他的远见吗？

因为殷顺海“电视上无形，广播里无声，报刊上无名”，很难描述他是硬汉性格还是侠骨柔肠，是幽默诙谐还是冷峻寡言。不过，从他提出的四个“善待”上，就可以看出他对职工、对顾客、对投资者、对合作伙伴的真情挚爱。尤其是在那个许多企业都把“减员增效”当作唯一出路的时期，他却振聋发聩地喊出：“拆庙不算本事，建新庙，请真神，这才是领导的水平。”

在他的领导下，同仁堂董事会作出了“不让一个职工下岗”的感人决定，并且以“转岗不下岗”的创新措施，实现了他们的承诺。在同仁堂，老职工退休后，仍然享受高于其他企业的医药报销的待遇。殷顺海在回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动情地说：“对职工要有感情！”

这一切证明，他有一颗深深的爱心。可是另一方面，这位不愿让任何一位职工丢掉饭碗的董事长，也有“恨”，也有霹雳手段。他说过：“谁砸同仁堂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他憎恨那些见利忘义、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因而给同仁堂抹黑的行为。

作为一个老字号、一个著名国企的“掌门人”，他也有“怕”。他曾经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品牌。办企业不能有半点虚假，我们是在战战兢兢地做人做事。如果同仁堂这个三百多年的品牌毁在自己手里，那就是千古罪人。”

他是怕不能呵护这块传承了三百四十年的金字招牌，这块可称为“中华药王”的“国宝”，这家党、国家和人民交给他的著名国企——同仁堂。

一个人的语言最能表达其思想和性格。虽然“电视上无形，广播里无声，报刊上无名”，但是从同仁堂的职工中还是能了解到，他善于用最凝练又最通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内容。他提醒那些人云亦云、盲目跟风的干部“别顺竿爬”。一句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一个道理：无论多么先进的经验，多么正确的指示，多么时尚的口号，多么动人的指标，如果不考虑本单位的实际，而是照搬照抄，盲目执行，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提醒那些身处改革开放第一线，正在开拓、创新的职工要“紧烧火，慢揭锅”。也是一句话，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任何事物的转变，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不待条件成熟，就硬要“揭锅”，只能是“欲速不达”或是“煮夹生饭”。只有想办法促成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完成量变的过程，事物才会有根本的转变，出现质的飞跃，从而取得理想的结果。

殷顺海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当年，如果不是同仁堂集团敢为人先，作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A股上市，同仁堂即使摆脱了“三角债”的困扰，也无法从根本上解脱资金不足的困境。如果不是殷顺海有胆魄，就不会有同仁堂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同仁堂奇迹”，同仁堂也就很难再上一层楼，很难有今天的大发展。

在同仁堂的干部和职工当中有一个传说。在90年代末，有一位上级单位派来的专家对同仁堂进行考查。这位专家提出了一个“先规范，再发展”的建议，但殷顺海却反对。他认为同仁堂刚刚有了起色，如果说有发展，也是在起步阶段，没有实践的积累，不可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时讲“规范”不仅空泛，不切合实际，而且会束缚创新发展的脚步。于是，这位专家又提出“边规范，边发展”，殷顺海仍然不同意。他认为，企业在发展初期有许多做法是没有前车可鉴的创新，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积极探索。而一种做法、一项措施、一个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是需要时间来考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一段时间的检验，怎么可能正确地“规范”呢？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殷顺海反对“规范”，反对制定规则，他是主张在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他主张“先发展，后规范”。而到了2000年之后，同仁堂集团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更重要的是，通过前一段的实践，无论是领导还是职工，对于如何规范、怎样规范，已经有了许多心得，也有了许多共识。这时，殷顺海就提出“边发展，边规范”，以使企业能够健康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到了2009年，“1032工程”胜利完成，集团所属各企业不仅做长了，做强了，而且做大了。这时，如何加强集团的控制力就成了新任务、新挑战。因此，同仁堂集团董事会决定将2009年定为“基础管理年”，并且提出了“先规范，后发展”。  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坚定不移地向既定目标前进，又注意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因而保证了同仁堂的健康快速发展。

在今天，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这件事，而在当时，有人是为殷顺海担心的；“和上面派来的专家顶着干，会不会挨批评，摘乌纱帽？”这种担心还发生在董事会作出“不让一位职工下岗”的决定时，有好心人就担心：“这不是和上头对着干吗？可别丢了官。”

殷顺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认为这是个政绩观的问题。在谈到自己的“政绩观”时，他曾经这样说：“只要是为老百姓着想，从党的利益出发，还怕什么？”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不当董事长了，让我去看大门、扫雪，人家也会帮我，和我一起扫雪。因为我为大家做了事，同仁堂没有砸在我的手里。”

最朴实的语言往往最能打动人心，最朴实的语言往往最深刻。古代许多名人贤士都曾表达过退隐后的意愿，有的愿归隐山林，有的要睛耕雨读，有的欲效子陵垂钓，有的想去深山访仙。今人的打算当然更时尚，有的想游览名山大川，有的想去浇花种草，有的喜欢养猫逗狗，有的沉醉于弄孙之喜。这些当然也不错，然而像殷顺海想的这样，即使有一天退下来了，仍要为百姓扫雪、看门，做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更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志趣和价值取向。

有识有胆有德，这就是殷顺海和同仁堂集团领导团队的成员。

作为一本薄书，想全面、准确地记叙同仁堂三百四十年的历史是很困难的，何况由于年代久远，同仁堂又屡遭劫难，许多史料都没有保存下来，因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是，同仁堂史又是必须要写的。因为同仁堂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老字号的历史，它浓缩着中国从清朝初年直到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史、商业史、中医药史、社会发展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的发展史。以作者的功力和学识是很难承担起这个重任的。幸好，同仁堂有一批对这个三百四十年的老字号充满了感情的老领导、老专家、老职工，如田大方、金霭英、杨春波、贾怀增、李荣福、李建勋、金永年等；同仁堂还有一批充满活力，富于开拓精神，精通业务的中青年干部和职工，如姜晓东、吴倩、胡美玉等，他们都给了作者热情、积极、全面的帮助和指点。在写作过程中，乐氏的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和意见，他们是乐崇熙、乐侠、乐守玉等，他们虽然早已经不是同仁堂的“东家”，但他们都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过宝贵贡献。他们现在仍然受到同仁堂的尊重和关照。尽管现在他们年事已高，但那种达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会使接触到他们的人深受感动。在这里还要感谢团结出版社原社长张宏儒和张晶，以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集团的徐寒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作者是难以完成这项重任的。作者特别要感谢同仁堂的张海燕，她为本书查阅资料、陪同采访、提供咨询、校对文稿、发掘史料、组织图片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许多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本职范围。对她，用“感谢”已经不够，而应当用“感动”。

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大力支持，李文儒副院长、关雪玲女士等都热情而慷慨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资料。

最后还要说，是同仁堂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吸引力，是同仁堂的领导和职工的事迹，给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写作动力，同时也使作者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在此，以最诚挚的心，向同仁堂的全体职工，向乐氏的后人，向同仁堂集团的领导深深地道声谢谢！尽管前面的路还长，但同仁堂一定会走得更好，衷心祝福同仁堂做长，做强，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