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金融大亨(亲历者讲述)》介绍了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吴鼎昌、王伯元等民国金融界大佬。

他们不是政治掌权者，但他们却因金钱而成为与权力和官场距离最近、关系最密切的人；不过，金钱固然给他们带来了无上荣耀，但也往往使他们深深陷于权钱纠葛之中而难以自拔，甚至沦为权力的附属物和牺牲品……

民国时期的国家银行不仅是金融家施展才能、开创事业的活动场所，更是众多官僚权贵、军阀政客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翻云覆雨、厮杀博弈的又一战场。尽管在这个战场上看不到硝烟和鲜血，但其激烈、残酷的程度也无疑令一般人叹为观止，甚至感到不寒而栗。而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钱纠葛中，某些颇有银行业经营管理能力的行家里手反而失去了用武之地，有的则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民国的金融大亨(亲历者讲述)》介绍了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吴鼎昌、王伯元等民国金融界大佬。《民国的金融大亨(亲历者讲述)》由文昊编著。

做派不同、手段各异的央行大佬

 一 把交通银行绑上北洋战车的“帝制祸首”梁士诒

 二 我服务交通银行三十余年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三 宋汉章、张公权联手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的详情细节

 四 两度出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忆述权钱纠葛往事

 五 “国舅爷”宋子文从奠基中央银行到被迫下台的形形色色

 六 “聚敛能手”孔祥熙控制中央银行十二年之久的隐秘内情

 七 宋子文重掌财政大权，贝淞荪履新苦不堪言

 八 俞鸿钧两度任职央行总裁并劫走金银、美钞及档案的谜情

 九 中央银行“末代总裁”刘攻芸的最后挣扎

年少成名、壮志难酬的金融奇才张嘉璈

 一 早期所经历的短暂政治生涯

 二 与北洋政府之间的大斗法

 三 同宋子文、蒋介石等人的周旋

 四 登上中国最大银行的总经理宝座

 五 宁办独立自主的专业银行，不办俯仰由人的中央银行

 六 促成银行业联合准备会的建立

 七 扶植国货厂商，承贷铁路借款

 八 “四大家族”加强金融垄断，被迫辞职

 九 入主中央银行，“图穷匕首见”无力回天

 十 张公权三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之谜

中国通商银行的三个特殊掌权者

 一 盛宣怀创办银行的企图和主张

 二 “挂羊头，卖狗肉”，盛宣怀独揽大权

 三 通商银行初期的业务进展情况

 四 傅筱庵继任董事长，通商银行每况愈下

 五 杜月笙大肆投机渔利，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小小银行”的“大掌门”陈光甫

 一 “上海银行是苦出身”

 二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特殊做法

 三 对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适应与徘徊

 四 在新形势下的变通求存之道

 五 陈光甫的经营管理方式及其与国民党和美国的关系

 六 我所知道的陈光甫与上海银行

 七 陈光甫走向成功道路的“六个法宝”

 八 陈光甫的志与术、为人和用人策略及其生意经

 九 重视信息管理，完善信息网络

 十 广结善缘崇尚“人和”，灵活处世躲避政争

长袖善舞的“北四行”魁首周作民

 一 借力使力，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

 二 大力吸收存款，多方面开拓业务

 三 扶植民族工业，大力支持范旭东、卢作孚

 四 倡议“北四行”走联合发展道路，开展多种经营

 五 周作民独特的用人之道

 六 广泛结交政治人物，既“趋热灶”也“烧冷灶”

 七 抗战期间和汉奸周佛海及日本人的往来

 八 周作民和张群之间的“生死刎颈之交”

 九 屡遭凶险，化险为夷

 十 摒除障碍，归返祖国

亦官亦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

 一 我的父亲张镇芳创办盐业银行的曲折经历

 二 吴鼎昌鹊巢鸠占，自封盐业银行总经理

 三 吴鼎昌及行内要员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手段

 四 吴鼎昌官商两栖，遥控盐业银行的伎俩

浙江兴业银行的创设、经营者群像

 一 集合众人之力，坚持稳健作风

 二 人才济济一堂，开创全盛之局

 三 扶助民族工业，投资钱江大桥

 四 兴业银行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五 叶揆初退居幕后，徐寄庼出面维持

 六 我所知道的浙江兴业银行头面人物

 七 我的父亲蒋抑卮与浙江兴业银行

 八 “金融界之莲花”徐寄庼

掌控中国垦业银行的“金子大王”王伯元

 一 名噪一时，人称“金子大王”

 二 转移阵地，创办钱庄银行

 三 根深蒂固，插手各行各业

 四 身外之物，聚易用难

 五 情之所至，自附风雅

 六 人生棋盘，何如达观自得

做派不同、手段各异的央行大佬

——民国三大国家银行领军人物面面观

银行，尤其是国家的中央银行，原本是经济命脉以至国运民脉之所系，对国计民生和政权、社会稳定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关系，因而执掌央行职权的人不但必须德才兼备、恪尽职守，且在经营管理、任人用事上也要慎之又慎。然而，在“当官发财”这种封建传统意识和陈腐观念依然盛行而且大有市场的民国时期，大部分央行大佬和手握重权的军政人物却把银行这种新式经济组织当作了大肆搜刮财富、疯狂聚敛钱财的“摇钱树”，他们耍尽种种花招，使出浑身解数，或巧取，或豪夺，上下其手，予取予求。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何一个政权的存续都离不开必要的金钱支撑，而一个政权越是反动透顶、腐化堕落，那就越需要巨额的金钱作为后盾。有了足够的金钱，反动统治者才可能从事收买、贿赂、发动战争等各种活动以及满足私人的穷奢极欲。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曾有三家银行有幸跻身于“央行”之列，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它们无疑称得上是民国金融界的“幸运儿”，能够拥有比其他银行更多的特权和便利，但与此同时，这些银行也无一例外地因其特殊身份而成为官商争权夺利、权钱纠葛频频发生的“重灾区”。

因此，民国时期的国家银行不仅是金融家施展才能、开创事业的活动场所，更是众多官僚权贵、军阀政客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翻云覆雨、厮杀博弈的又一战场。尽管在这个战场上看不到硝烟和鲜血，但其激烈、残酷的程度也无疑令一般人叹为观止，甚至感到不寒而粟。而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钱纠葛中，某些颇有银行业经营管理能力的行家里手反而失去了用武之地，有的则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一 把交通银行绑上北洋战车的“帝制祸首”梁士诒

交通银行(以下简称交行)是清末创建的一家官商合办银行。它是清廷邮传部为了筹款赎回帝国主义控制的京汉铁路而发起兴办的。该行筹建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2月，翌年2月即在北京正式开业。资本额定为库平银五百万两，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那时，中国的银行业还处在发轫阶段。除了1904年清政府创立的户部银行外，仅有中国通商、四川浚川源和浙江铁路、兴业等几家银行。但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已经伴随着它们的商品输出，纷纷把银行开设到中国土地上来了。这对于中国新兴的银行业，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交行成立前后，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动荡的历史关头。清政权昏庸腐朽，摇摇欲坠；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竞相抢夺中国这块肥肉。交行为了筹款赎路，邮传部允将过去分存帝国主义银行的轮、路、邮、电四政存款往来，均划归交行经理，以期“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这对初创的交行，实是一个重大的支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1912年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袁世凯的亲信、原交行帮办梁士诒，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于1912年5月兼任了交行总理。自此以后，梁士诒凭恃其政治地位，积极为交行出谋划策，不断扩充交行的权力与业务，力图把交行办成为维护北洋军阀统治、掠取人民财富的经济工具，几乎把交行拖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取得国家银行特权

交行经过辛亥革命的动荡，加以经营不善，放款大量亏蚀达二百八十万两以上，致资金枯竭，“行务停滞，几有不能支持之势”。梁士诒掌权以后，即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复兴业务。在袁世凯的同意下，首先从多方面扩大交行权力，使其与中国银行(前身即户部银行)取得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

(1)为了应付资金短缺情况，增加资金来源，交行通过交通部向袁世凯上一签呈，提出“缓提官存，新旧账分开”的办法。签呈指出：交行当初为轮、路、邮、电四政而设，今后四政存款均应继续存人交行，概归旧账往来，随时听候提拔。辛亥革命前邮传部及四政存款，应作为旧账，仿照中国银行办法，一律转为缓提；一俟清理就绪，议妥办法，再行呈候核咨。签呈经袁写了一个“阅”字，交行即作为依据。当时邮传部被冻结的存款达二百万两，存在天津交行。这样，公款大量提取的难关暂时得以应付过去。1912年9月间，北洋政府向比利时借的陇秦豫海铁路借款两亿五千万法郎，其第一批交款两千五百万法郎，经部指定中国、交通两行各半经收，增加了营运资金。经过这些努力，交行资金呆滞的情况逐步好转。

(2)力争扩大发行权，期与中国银行取得同等地位。交行于1909年开始发行兑换券，计有银两券、银元券、小银元券三种。辛亥革命前夕共发行二百五十万余元。但这种发行与一般商业银行并无差别；营运范围受到很大限制。通过梁士诒的活动，袁世凯于1913年1月下达命令：“交通银行迭经整理，信用昭著。在纸币则例未经详定以前，所有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应按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交行即据此通过财政部、交通部通令各省，凡完粮、纳税、发饷及一切官商交易，交行兑换券一律通用。该行并在轮、路、邮、电各机关分设兑换机构，特别在全国铁路各大车站均设立兑换处，扩大收付业务。交行发行额遂逐年增加。1913年较1912年发行额增加四倍以上，达到四百五十万两。1914年又增至五百九十六万两。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3月，财政部正式印发国币兑换券，并开始在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元国币，通过中交两行逐步推行。交行的发行信用于是日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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