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纪念，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开拓者。马礼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本书为“马礼逊文集”之《马礼逊回忆录》，是研究马礼逊的生平和事迹所必须依据的重要史料。书中收录的马礼逊的日记及信件以及间插的时人评论及背影介绍，是研究历史语言学、圣经中译、近代外语教育、近代印刷出版、近代报刊史、西方汉学史等的重要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本书是学术价值极高、而且又非常罕见的文献资料。

《马礼逊回忆录》是由马礼逊夫人搜集她丈夫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而成的。该书描述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传教士这一过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独自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等。本书的内容大多都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另一个视角透视了18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第一卷

 第一阶段 从马礼逊出生到进入霍士顿神学院(译者杨慧玲)1782—1803

 第二阶段 进入霍士顿神学院至乘船到中国去(译者杨慧玲)1803—1807

 第三阶段 从登上开往中国的船到建立英华书院(译者杨慧玲)1807—1819

 第一节 乘船从美国绕道前往中国1807年1月31日至1807年9月8日

 第二节 从他到达广州到结婚及被雇为东印度公司译员1807年9月7日至1809年2月21日

 第三节 从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到米怜牧师来澳门1809—1810

 第四节 1811—1814

 第五节 1815—1819

第二卷

 第四阶段 从创立英华书院到重返英国(译者杨慧玲张蓉斌)1819—1823

 第六节 1819—1821

 第七节 1822—1823

 第五阶段 1824年到回英国至1834年去世(译者梁跃天杨慧玲)1824—1834

 第八节 1824—1826

 第九节 1826——1834

附录

 附录一：恒河域外传道团总章程

 附录二：恒河域外传道团关于遗孀、孤儿救助金的规定

 附录三：关于清官府对待东印度公司在华职员行为的思考

 附录四：伶仃案纪实

 附录五：1822年广州火灾纪实

 附录六：对海员的演讲

 附录七：改善在华外国海员的道德状况的倡议书

 附录八：对“教会”一词的解释

 附录九：马礼逊的文字工作述评

本回忆录的主人公罗伯特跟从詹姆斯·尼科尔森舅舅接受了他的启蒙教育。詹姆斯·尼科尔森在纽卡斯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在他的关怀下，年幼的罗伯特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他最初的进展非常缓慢。

从宗教角度审视，马礼逊的条件极为优越。不仅他的父母给予他有益的教导，他还在父母所属的高桥教会(H接受了约翰。哈顿牧师的教理训练。他本人谈及此事时常常带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激之情。下面所引的事例显示出他具有超强的记忆力，这是他仍在世的一位亲属讲述的。

他13岁时，一天晚上竟然背诵了苏格兰教会《圣经》的诗第119篇。为了

考验他，哈顿先生并没有让他直接背诵，而是选了不同的地方让他向前或向后背，他仍然能够一字不误地背下来。

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学习手艺，掌握了制作撑鞋器的要领。他表现出的勤奋令人称道。

他年轻时的行为并未能避免周围不良环境的影响，当神圣的真理之光照射到他的心灵之后，他曾为此感到深切的悲哀。尽管这样，由于他在家里中规中矩，因此他的父亲很少斥责他。而他对母亲的温情值得所有人效仿。母亲去世后，他回忆起母亲时对她仍极为敬重。他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坦率真诚。他自己常说他从未撒过谎，只有一次例外，虽然没有被人揭穿，可是他自己的心不得安宁，直到他承认了错误为止。这种内在的正直秉性表明他的思想已经受到了道德原则的支配，这件事例激励着他的父母“以他们应该的方式教育孩子”。

在1797年底或是1798年初，罗伯特·马礼逊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这是被救世主称为“重生”、进入“天国”所必需的一个转变。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导致了这一转变。父母的教导已经在他心中积蓄了《圣经》真理的原则，定期参加公共礼拜，特别是哈顿先生主持的教理训练进一步启发了他的思想，从此他开始深刻地反省性格中的弱点和矛盾，最初他因自己的罪而深深忏悔，最终他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寻求救恩和幸福。他在1802年写给霍士顿学院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转变的过程，当时他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霍士顿神学院牧职学生的申请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在幼年时就享受到了信主的父母的益处(我永远感激神的恩赐)，我定日被带去听人宣讲福音。我的父亲小心地保持着家庭礼拜的传统，并且按照基督教的原则教育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参加了约翰·哈顿牧师主持的公开教理训练，在他的教导下，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上述方式(在神施恩的手的指引下)，我滋养了自己的良知，启迪了心灵，没有像一些不思悔改的人那样走上放纵堕落的道路，尽管当时我也过着没有信仰、不信神、对世界也不抱任何希望的生活。我并不知晓自己内心的灾难，然而在良心的谴责下，我感到了懊悔，但我自欺欺人地以为：虽然我“行我所愿行的”(《传道书》12：9)，但内心会归于平静。

约在五年前，强烈的罪恶感让我幡然醒悟，虽然我回想不起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我这样；只有一段时间我变得很放纵而且亵渎神灵，多次与不良少年为伍(甚至人生这么早的阶段)，受到他们的教唆，变得不可救药。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开始关注自己的灵魂。我害怕永远堕落，死亡的恐惧超出了一切，我为此无数次泣求耶和华，求彳也宽恕我的罪，求袍赐我对救世主的信，求袍让我从精神上获得新生。罪成了不堪承受之重负。就在那时我经历了人生的转变，我相信从此我转变了心意。我和从前那些浪荡朋友断绝了交往，投身到阅读、默想和祈祷中去。上帝因此喜悦，乐意将袍儿子耶稣启示在我心里，那时我体会到了“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耶利米书》2：2)；虽然最初的冲动和热情已经不再，我相信自己对救世主的爱和对袍的了解与日俱增。不久我就加入了约翰·哈顿主持的教会，参加了祷告团契，上帝让我逐渐变得谦卑并且不断考验我。我虽然能体会到因信而来的愉悦和平静，也同样体验着潜在的罪带来的反作用——“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加拉太书》5：17)。我逐渐发现神的律法是如此崇高、如此至上、如此广博，神的应许是如此慷慨和丰富；更加感到自己在上帝眼中竟是那样污秽不堪、毫无价值。我犯下了罪，“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15：10)，我成为现在的我。P2-3

200年前的1807年9月4日傍晚，马礼逊自澳门南湾登陆中国时，是一名初出道的英国青年传教士。尽管他明知将会面临许多困难与挫折，但对于自己承担在华传播基督新教福音的任务满怀着信心与期待。在此后长逾1／4世纪的岁月中，马礼逊不得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工作，以求合乎在华居留的英国法律条件，并于业余在中国政府禁止传教与天主教葡澳当局嫉视的不利情沉下致力传教。直到1834年辞世为止，他一共只得四名中国信徒，其中也只有一人在受洗后还协助传教的工作，马礼逊有生之年传教的直接收获确实非常有限。

但是，马礼逊同时也积极扮演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媒介角色。在他孜孜不倦的笔耕和言传之下，基督新教文化和一些近代知识从此进入并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而他也汲汲于将中国语文、社会传统与现状介绍给西方。他来华后翻译、撰述、编辑、出版的15种中文与24种英文图书期刊，包含圣经、字典在内，都足以说明他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努力与贡献，至于他随时随地向人解说介绍与刊登在报章杂志的文章与报道为数更多；加上他捐资建立英华书院，开创华人接受近代普通教育之举，又先后在澳门开班教道东印度公司职员中国语文，及在伦敦设立语言传习所招生学习中国语文等等，马礼逊增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事功显得多彩多姿。

马礼逊来华并非特殊偶然的个人举动，而是18、19世纪之交欧美新教国家福音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之一。这项运动既强调个别基督徒信仰上的新生经历，还期望经由传教和人分享自己得救的喜悦并使人也能得救。传教的对象包含他们国内的同胞与海外的异教徒，于是从当时新教国家中国力财富首屈一指的英国开始，由其基督徒公众志愿性的组织并支持大规模的传教会，派遣马礼逊来华的伦敦传教会)就是如此诞生的团体之一。英国的海外异教徒传教事业，很快地带动其他新教国家基督徒的同样作为，从而掀起了19世纪初以来遍及中国在内全球各地的传教热潮。

欧美基督新教的海外传教活动无可避免地面临基督教化与西化的先后顺序，以及基督教福音与帝国主义纠葛难分的难题。19与20世纪的西方传教界为这些问题争辩不休的时候，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各地异教徒都在黑暗中迫切地等待福音的光临，却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尊重传教对象的意愿和感受。结果在福音与民主、科学文明俱来，传教士与官员、鸦片商人齐至的情况下，传教活动在各国造成利害兼具的后果，甚至道致弊大于利的长期伤痛。

作为传教对象之一的中国，也未能免于上述的发展与结果。尽管在马礼逊生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沿袭传统的天朝体制，他也只能在既有的现实框架中从事传教与文化交流活动，但他过世仅仅数年后，中西关系迅速濒临正面冲突与解体重组的局面，后继的传教士源源不绝接踵而来，在数十年间已遍及中国各地，而新教福音也牵扯结合了其他西方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与武力等等因素，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不论中国人对这些作用及后果的感受和看法如何，对于这样一位引介基督新教来华的传教士，开启了200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并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扮演著积极的角色也发挥直接间接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应该有所了解与研究。事实上以往专门讨论或部分涉及马礼逊的著述为数颇多，其中固然不乏平实之作，却也常见立场态度或史料依据都有问题的论著。

第一是态度的问题。历史研究在秉持客观立场，探求事实真相并分析解释其前因后果与意义，对马礼逊这样的历史人物自不应例外。遗憾的是有些论述带著固化的意识型态或激烈的民族主义观点，挞伐马礼逊为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服务，有失传教士身份，还成为西方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帮手；另有些论述则本于信仰护教立场或浓厚崇洋心态，将马礼逊描绘成完美无缺的上帝使者，为拯救中国人而来却受尽中国人的无知、偏见与屈辱。这两种态度都有所偏颇。前者未考察马礼逊为遵守英国法律不得不进入公司工作，否则根本无法居留在华，又如何传教？从他在公司业余仍尽力讲道传教、翻译圣经、编纂字典等，可见他没有忘却来华初衷，则他的委屈与辛勤岂不更令人同情与钦佩？后者则不免暴露19世纪西方传教界与基督徒公众的一厢情愿，不曾尊重中国人是否自认为身陷罪恶之渊而有待拯救。

第二是史料的问题。无史料即无历史研究，关于马礼逊的史料以英文为主，其中又以马礼逊个人书信与伦敦传教会档案，以及他的各种译著出版品为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再辅以当年涉及他的各种书刊、后人利用基本史料完成的研究成果，则大致可观。难题是基本史料中的书信档案都收藏在英国为主的资料保存机构，而且都是手稿，利用阅读相当不便；而马礼逊的译著或当年相关的出版品至今也已年代久远，即使不致如档案般难得一见，而集利用仍相当不易。由于这些缘故，以往关于马礼逊的论述，大多数不曾参考基本史料，甚至也不重视次级史料的甄别优劣、考订真伪，只会利用容易到手却已辗转失实的资料，重加编写后附上论述者的臆见，以为即是新作。如此轻率下笔，固然便宜行事，但内容观点或者陈腔滥调，或者谬误偏差，都无补子学术。

上述研究态度和史料两个问题还会交互作用、恶性循环。态度不客观的人既已预设立场，自然轻视史料价值的等差，只管取用能支持自己臧否褒贬马礼逊或其他传教士的材料；而不讲究史料真实可靠的人，叙述的史实已大有疑问，当然也难有创新而中肯的见解。这应该就是导致关于马礼逊研究的水准至今仍有待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情形看来已有逐渐改善的趋势。至少在史料方面，由于伦敦传教会的档案已经拍摄成缩微胶片并公开出版，马礼逊的译著或当年相关的出版品有的以缩微胶片出版，有的则以数位资料形式流通，利用阅读的困难已大为溅轻。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张西平教授主持下，从天主教在华的研究扩大到基督新教传教史，并积极建构基础性的史料，除了已购藏伦敦传教会的部分档案，如今又邀集香港大学图书馆与澳门基金会共同合作，、《通用汉言之法英吉利文话之凡例》、其遗孀编辑的《马礼逊回忆录》英文原书，并将《马礼逊回忆录》与第二位来华传教士米怜所撰《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翻译成中文，再加上关于马礼逊的中英文研究论著目录等，都是马礼逊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和目录检索工具，极便于学者取资利用。

这项编印计划是教研机构、资料单位和赞助团体三方面密切合作有成的实例，也是马礼逊、中国基督新教、中西文化交流甚至中国近代史等研究领域的盛事，本编的出版可望有助于这些领域研究水准的提升，也是纪念马礼逊与基督新教来华200周年非常有意义的献礼！

苏精

2007年4月8日写于台北

沙培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