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文学和20世纪的人类精神一样，不会成为历史。文学是一种召唤，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召唤。

《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由龚刚著，记录了作者在独自凝望这近百年中国文学时的感触、感悟和感想。本书收入《为季羡林一辩》《郁达夫的秋兴》《戏院“春”来兴尔“曹”》等文。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记录了作者龚刚在独自凝望这近百年中国文学时的感触、感悟和感想；是作者对横跨近代、现代与当代三个政治时段的百年文学以及蕴藏其中的一部尚未冷却的心灵史的个人化解读。对于所喜爱的作家、诗人如穆旦、海子、李敖、林徽音、张爱玲、钱钟书、杨绛等，毫不掩饰自己的偏好；对于所不能苟同的言论、现象如余英时的轻率否定季羡林、韩寒的藐视鲁迅、王安忆的苛求张爱玲、王德威的误读余华等，也绝不收敛论辩的锋芒……

《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思想剪影

 王小波的思想画像

 陈寅恪三题

 为季羡林一辩

现代情韵

 郁达夫的秋兴

 周作人的闲趣

 林语堂的“新幽默”

 朱自清的消夏心情

 许地山的南国缘

 沈从文的“达文西密码”

 挑战性道德的女骑士

 苍凉的“城下之盟”

 发现《围城》里的澳门女人

 “围城”情境与人生八苦

 德国人眼中的钱钟书小说

 冰心的不解之“谜”

 穆旦，或丰富的痛苦

 “毛巾的戏剧早就开始了”

 戏院“春”来兴尔“曹”

 听余光中谈钱钟书

 听舒乙谈老舍

 附录：舒乙谈老舍讲座稿

 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

 《文明小史》中的那块牛排

当代镜像

 海子，或以梦为马

 洛夫诗中的三重乡愁

 行吟者杨炼

 达达主义诗风的当代样本

 《洗澡》解密

 解不开的《连环套》

 莫言的华丽言说

 《檀香刑》：符号的挑战

 苏童与冷的书写

 “朴素”的余华

 拒绝融化的残雪

 在张爱玲镜影中的王安忆

 同为“弄潮儿”：王蒙与胡适

 王朔：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

 “坚硬”的张承志

 金庸小说与市民文化

 李敖的辩才

 炎天赏小品

 李欧梵的狐步舞

 《廊桥遗梦》：世纪末的怀旧

 《昨天》：偶像的黄昏

跋：文学批评的批评

王小波的思想画像

王小波已经走了。在我的意识中，这个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读他的文字，就像和他把酒对谈，兴之所至，百无禁忌。

在这个世界上，敢于说真话的人并不多，而能够将真话说得机智有趣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王小波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王小波逝世后，有人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名在网站上作了一个纪念专题。确实，像王小波这样难得一见的真人、趣人，是值得怀念的。不过，对“门下走狗”这种提法，一向崇尚个性自由的王小波，大约只能苦笑以对了。他也许更愿意看到特立独行的侠猪们向他遥遥致意，而不愿意接受狗的愚忠和拥戴。

王小波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无智、无趣、无性的生活是不值一过的。他在小说《红拂夜奔》前言中揶揄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得庄严滞重。”

在以弱智(非先天性的)、无趣或禁欲为特征的三类人中，我和王小波一样，最讨厌的是无趣之人。这类人习惯于假扮崇高，一副无私无欲的正人君子样，他们最擅长的伎俩就是拿着把道德的尺子，衡量人们的习性与癖好，然后下结论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王小波对此评论说，“如果真是这样，还不如不活。”这番论调和金庸笔下的令狐冲真是像极了，令狐冲曾发议论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负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

我常常觉得，令狐冲在江湖世界的率性而为，与王小波在思想领域的出言无忌，有异曲同工之妙。干脆点说，王小波就是一位文化游侠，他的冲击力虽略逊于岛上的“文化顽童”李敖，但潜在的影响力却丝毫不亚于李敖。

王小波讨厌无趣，令狐冲也讨厌无趣。不幸的是，王小波曾经遭遇了一个最无趣的时代，而令狐冲偏偏碰上了一个最无趣的师傅。在王小波成长的年代，可看的电影只有八部样板戏，可读的书无非是各类语录，不要说精神生活被教条化了，就连五官感受也被教条化了，生存模式的可选择性降到了最低点，难怪痛定思痛，王小波一再借用“大圣贤”罗素的思想，重复以下观点，“参差多变才是幸福的本源，而我们总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坏幸福。”

如果有人以为这番话只是写给一个无趣时代的墓志铭，那就太天真了。时下的生活中，那种“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坏幸福”的做法或思路还远未绝迹。比如，某些记者最喜欢盯着名人泡吧做文章，并炮制出许多泡吧事件。酒吧比较敏感，好奇骛新的记者喜欢拿它说事，这一点我看得懂，但让我看不懂的是，他们在谈论泡吧这种休闲方式时的道德优越感。或许，他们不喜泡吧，而偏爱坐茶馆，但我实在是想破头也不明白，爱品茶的人就一定比爱喝扎啤的人来得品行高洁？

人之为人，各有性情，各有所好。如果非要以崇高为名统一人们的口味，限定人们的爱好，这个世界将会变得何等单调，何等寂寞。只要回想一下那个男男女女们一律埋没在灰白色调下，连穿条牛仔裤都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年代，我就禁不住要起鸡皮疙瘩。滑稽的是，时至今日，竞还有缙绅先生以“奇装异服”为名对穿戴新潮者横加非议。这不能不使我想起已故女作家丁玲在半个多世纪前发过的牢骚：一个人“想表示自己的高尚，自己的不同侪属，难道就得拿‘乱头粗服’去作商标吗？”

推想起来，那些作出反时髦姿态的教授与那些在泡吧者面前自我感觉良好的记者，虽然各有“义愤”，但在看待人们的个性化选择上，却同样是某种思维惯性的奴隶。这种思维惯性的特点是将人简单化为抽象教条的载体，并以意识形态标准划分趣味的等级，比如，泡吧者就常常被冠以小资的高帽。

不可否认的是，茶馆的气氛确实比酒吧形而上一些，不过，人总不能老拿形而上的趣味架着自己，好比硬往自己胸上贴胸毛——不是猛男，却非要扮猛男，日子久了，难免要变态。王朔笔下的道学先生赵尧舜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习惯在人前作圣人状，最后却终于绷不住了，躲到电话亭里打匿名电话，逮谁就是一声国骂。难怪方鸿渐对赵辛楣失恋后的表现有这样的感叹，他还不是圣人，还可以做朋友。

不过，比起令狐冲的师傅岳不群，赵尧舜的伪善与无趣，只能算是小儿科。岳不群最后挥刀自宫，彻底脱离了低级趣味，令狐冲也终于从无趣的笼罩下解脱出来，其意义实在不亚于他从单恋的桎梏中获得解放。

王小波说，高尚与低下的总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实际也就破坏了一个真实的人。这话很多人不爱听，但它确是以经验理性为依据的平心之论。以此认识为依据，任何试图从形而上的立场或以意识形态的标准裁定并限定人们的趣味、偏好、习性的做法，其实都是压抑人性之举，其结果，不会使圣人的数量增多，却会使变态者及伪君子的数量飙升。

根据王小波的思路，使这个世界变得无趣的原因是单一化与假道学，因此，使这个世界走出无趣的途径就是多元化及按捺住价值判断的冲动。王小波以他的奇诡想象力与童言无忌的小说语言，冲击并拓展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及叙事模式，从而切实推进了单一化世界向多元化世界的现代转型。在这一点上，王朔同样功不可没。区别在于，王小波的冲破禁忌是以罗素式的理性思考为前提的，王朔就有点我痞故我在的蛮劲了。

王小波曾不无激愤地议论说，“在人类的一切智慧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表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他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如果王小波能冷静一些，他也许会发现他这番话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且是对价值判断的价值判断，其结论是：价值判断等于公兔子眼中的大灰狼。此外，王小波基于其技术理性(九九表即其一端)崇拜而对价值领域的思考所作的非议，在方法论上有不小的漏洞，因为，价值领域的思考如中西方的伦理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运思模式，并非技术理性可以替代。王小波也许没有想到，按照他的思路推下去，他所推崇的大圣贤罗素也不得不被归人头脑简单者的行列了，因为，罗素恰恰是一个“特别热爱价值领域”的哲学家。

P3-6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

但20世纪的文学和20世纪的人类精神一样，不会成为历史。

那些富于美感、力度与魅惑的文字，以永不凋谢的风华，挺立于苍茫的烟云之中，偶一回顾，依然动人心扉。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记录了我在“美学散步”时的感触、感悟和感想，既非逻各斯中心主义式的宏大叙事，也算不上新历史主义式的探幽发微，仅仅是我对横跨近代、现代与当代三个政治时段的百年文学以及蕴藏其中的一部尚未冷却的心灵史的个人化解读。对于我所喜爱的作家如穆旦、海子、王朔、王小波、李敖、张爱玲、钱钟书、杨绛等，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偏好，对于我所不能苟同的观点，我也绝不收敛论辩的锋芒。

为了廓清眉目，我把写于不同阶段、或长或短的数十篇文章，分为“思想剪影”、“现代情韵”和“当代镜像”三个部分。

“思想剪影”部分包含三篇文章，分别从王小波的伦理思想、陈寅恪的文化人格、季羡林的散文艺术生发出一些为人为文的粗浅看法，大体勾勒出我个人在看待文学、文化与20世纪的现代变迁时的思想剪影，其中隐含着我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放在卷首。

“现代情韵”部分点评了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老舍、丁玲、张爱玲、钱钟书等十数位民国作家的其人其文其事，侧重生命的色调、文字的风度。晴曦照窗，花香入坐，泡一壶铁观音，细品朱自清的清趣，周作人的闲趣，许地山的情趣，钱钟书的风趣，杨绛的谐趣，遥想故都的秋空鸽哨，上海滩的霓虹灯影，天津的戏院风情，湘西的清流翠竹，成都的古树庭园，沉浸于有别于晚清魅力的现代神韵，虽抵不得十年尘梦，也足可温润身心于一时了。本辑也有一些理论方面的思考，关于文艺，也关于生存。各篇文章大体照其所论作品的文类排序。辑末收入两篇讨论近代文学的文章，一篇谈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诗学造诣，一篇谈晚清谴责小说《文明小史》中的片段，合为“近代文学二题”。郑观应一文的用意在于凸显“旧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生命力，也可印证钱基博将现代中国文学划分为“新文学”与“旧文学”两部分的先知先觉。

“当代镜像”部分点评了诸多当代作家的艺术与人格特质。这批作家中，有富于先锋性的，如莫言、苏童、余华、残雪、杨炼；有出入先锋、正统之间的，如王蒙、王安忆；有个性鲜明、富于冲撞力的，如张承志、王朔、李敖；有兼具大众性与文人性的，如金庸；有坚持文人写作的，如杨绛；还有以至情至性震撼人心的，如海子、洛夫。由于现代、当代魂梦相通，两个时代同类型作家的比较研究，既富意趣，亦能彰显时代精神之于个体的影响，如王安忆与张爱玲，王蒙与胡适。本部分另收入评述李欧梵等学人的文章及“当代文化二题”。

斜阳草树，往事并不如烟。对爱与自由的渴求，对美好价值的追寻，对文人情趣的讲求，对人生荒诞性的探究，对现代都市体验的好奇与沉迷，对人性恶及伪善世风的拷问与反讽，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忧思，对个人精神归宿的求索与焦虑，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内在精神的不同侧面，幻化出百态千姿，奕奕风华。

萨特说，“文学是一种召唤。”

引申而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召唤。

虽然这个集子中的文字，本来只是个人阅读的纪念，但呼唤与被呼唤的，未必如哈代所预言的那样难以相互应答。

是为序。

龚刚

于澳大珍禧楼

2011年4月

跋：文学批评的批评

1

前些年，某些文学批评者感于以“文化研究”为取向的学者过重宏观分析而忽略了文本细读，因此提出了从文化研究重归文本分析的方法论建议，有论者更是上升到学术存亡的高度发出了“救救文学批评”的哀号。

从学术格局多元化的角度着眼，文学批评应侧重文本分析还是文化研究这类论争，多少带有门户之争的气味。按照黑格尔正一反一合螺旋上升式思路，文化研究与文本分析的方法论冲突如果不以你死我活的角斗为指向，将很有可能催生兼收两者之长的成熟文评。

由于传统的文本分析其实也很难回避思想内涵的分析，因此，就实质而言，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并非水火不容，后者只不过在解析文本的思想内涵方面走得更远而已。导致这一区别的根源在于，文本分析更注重文本自身的语境，文化研究则偏重文化语境。理想的文评无疑应在文本与文化的双重语境下展开，这就对文艺批评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学批评者，不但要谙熟文本分析的技巧，也要精通必要的文化理论，同时还需磨炼出整合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的深厚功力，这是一个粮食发酵为酒般的漫长积累过程。

往深了看，如何协调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学研究合法性的问题。在我看来，文学批评至少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审美批评，一是社会文化批评，一是有机的文学批评。所谓审美批评，也就是一般所谓以“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批评，传统文学研究中的辞章之学大致相当于我所说的审美研究。我个人认为，金圣叹的《水浒》评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缪钺的《诗词散论》，都可以说是中国审美研究的典范之作。

所谓有机的文学批评，是指兼顾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与社会文化意义的批评模式。意大利左翼思想者葛兰西曾提出过“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宽泛地说，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将学院思考与大众生活结合起来的学者，类似于美国学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与葛兰西创造的概念相呼应，有机的文学批评也可以考虑将审美思考与公共生活结合起来。

“道不远人”，文学批评岂能不沾人间烟火气？

2

张爱玲在《借银灯》一文中特别声明：“我这篇文学并不能算影评，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里的中国人。”《围城》自序将这个意思说得更透彻：“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语出钱钟书《谈教训》)，号称万物灵长，练就了擦鞋、变脸、假道学等美容、易容术，确实值得好好推敲推敲。

文学既是人学，文学批评也应承担起审视人性的功能。如果像张爱玲那样单从是否着眼于电影形式本身来界说影评，多少有作茧自缚之嫌，因为影评的模式大可多元化，你可以侧重电影技巧分析，也可以侧重社会文化内涵解读，这后一类影评不妨称之为“文化影评”。张爱玲的《借银灯》一文通过民国时期的几部电影讨论片面贞操等两性伦理问题，即属此类。

已故美国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的代表作之一《巨人和侏儒：布鲁姆文集》提供了从政治哲学之维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范例，也为拓展莎剧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人这畜生”。

布鲁姆曾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与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一起开设过莎士比亚研究课，独树一帜地重新解读了文学巨人莎翁。收入《巨人和侏儒》的《基督徒与公民——论(威尼斯商人)》、《世界公民与政治共同体——(奥赛罗)》、《异教英雄的道德——论(裘力斯·恺撒)》等论文，勾勒出一个政治哲学化的莎翁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布鲁姆为他的诠释模式辩护说：“政治哲学在莎士比亚批评中的作用，就是要给戏剧中所描写的激情的目标一个决定性的判断。当庞贝被选择去谋杀他的客人并成为统治一切的皇帝(或保持了体面而被废除)时，人们面临的是古典政治伦理的问题，《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细致而精确地表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要了解统治欲望对统治者的影响。”

3

布鲁姆在谈到莎士比亚剧作的哲学评论时说，“当今之世，我们特别需要了解政治哲学的历史，因为我们并不能马上了解政治与道德现象的各种不同可能，而必须寻求对莎士比亚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些东西最充分的解释。”

从布鲁姆对《威尼斯商人》等莎剧的解读中，读者可以看到他对莎士比亚所呈现给我们的政治伦理问题的非常充分的解释。

尽管文学批评模式之间并无高下之分，但由于社会文化批评，如布鲁姆对莎剧的政治哲学解读，张爱玲对民国电影的伦理解读，均逾出了所谓纯文学批评的范围，牵涉到跨学科研究的问题，这就使得研究者必然面临更大的挑战。

其实，从欧美学界的动态来看，跨学科研究已是通行的研究模式，许多大学的文学系都鼓励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诸如后殖民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均属此列。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例，如果研究者没有性别伦理学和性心理学方面的常识。如何能够深入阐发女性主义问题？即便是就聚焦于小说叙事模式的叙事学而论，若无对神话人类学、结构主义的精深了解，又谈何高明的创见？只能是拾人牙慧而已。

钱钟书、朱光潜等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实绩也表明，文学研究应借重心理学、生理学等关于人的学科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学科是彼此相通、交互煽发的，且文学研究说到底是关于人及人性的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势所难免。此外，真正伟大的人文学者是难以用学科界限来圈定的，你能说亚里斯多德、尼采、弗洛依德仅仅是哲学家或心理学家吗？

人文研究说到底是“一个人的战争”，它不是饭碗，不是争夺知识霸权的工具。在从事一项研究之前，应该问的是，我关怀什么？我想解决什么问题？我是否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拘泥于文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任何此类论争都难逃福柯“知识即权力”说的批判锋芒。  治学有年的人都知道，一个学者的学问深浅、造诣高低，圈内自有公评，历史自有公论，与资历、辈分、人情、官位、年齿等世俗考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就是学术的残酷，也正是学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