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这话虽然有误(尼泊尔、阿富汗、波斯、沙特阿拉伯等国当时也是独立国家)，但评价中、日、泰三国得以维持独立的原因时却大致无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泰国及其前身暹罗以高超的外交技巧游走于列强的巨兽虎口之间，虽然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但仍保持住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古代的暹罗曾经是中南半岛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后来逐渐衰落。1767年，缅甸大军攻陷暹罗首都大城，大城王朝灭亡。一个名叫郑信的中国移民后裔起兵反抗，并向清朝和葡萄牙求援，最终驱逐了缅军，于1768年自立为王，定都吞武里。1782年，郑信登基前的挚友差克里公爵通段发动政变，将郑信王废黜并将其装入袋子里，用檀香木棍击打致死。通段登基称王，开创了统治泰国至今的差克里王朝，因定都在与吞武里隔河相望的曼谷，因此也称“曼谷王朝”。通段后来被追尊为“普耀发·朱拉罗国王”，王号为“拉玛一世”，此后王位先后传至勒腊国王(拉玛二世)、让浩国王(拉玛三世)。

拉玛三世在位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道光年间。他登基前曾担任过警察头子、港务厅总监、王家资产厅总监，还拥有一艘商船，对外界情况和国际政治相当了解。当清朝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的时候，暹罗也面临鸦片输入的危害，但拉玛三世采取了圆滑得多的方法，只禁止本国人吸食鸦片，但不触动英国鸦片商的利益。1 826年，拉玛三世借英、缅之间爆发战争的机会，与英国签订了《暹英条约》，以英国禁止输入鸦片为条件，向侵缅英军提供运输后勤服务和战马、大象等交通工具。此后暹罗打开国门，积极与海外通商往来。

英缅战争后，暹罗不再担心缅甸的威胁，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东方，与安南(今越南)争夺对高棉(今柬埔寨)、万象、琅勃拉邦等国的控制权。经过数次战役，最后遏罗与安南共同保有对高棉的宗主权。1851年拉玛三世逝世，其异母弟孟固王子从佛寺中还俗继位，称拉玛四世宗浩王。拉玛四世曾师从美国传教士学习英语，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位会说英语的国王。当时正是暹罗开始涉足西方先进文明的时代，拉玛四世从中英鸦片战争的教训中认识到，唯有消除与外国的敌意方可救国，唯有推行现代化方可治国。他开始为政府各部聘请欧洲顾问，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效法欧洲，改组军队，改良军事装备。1857年，暹罗向欧洲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1861年，拉玛四世致信美国总统林肯，对他推行废奴运动表示敬佩。拉玛四世还派王子出国留学，并为留在国内的年幼子女聘请英国人安娜’柳诺文为英文教师。安娜后来将在暹罗宫廷的所见所闻写成小说，即著名的((国王与我》，后来被改编为歌舞剧和电影，久映不衰。

1868年8月，拉玛四世率西方外交使团赴暹罗南部观测日全食。在这次现代气息颇为浓厚的旅行里，他不幸因蚊虫叮咬而染上疟疾去世。其嫡子朱拉隆功被王公大臣推举继位，即有名的拉玛五世尊宗浩国王。朱拉隆功幼年跟随安娜学习英语，并从她那里了解到了不少现代化知识，眼界大为开阔。安娜还在无形中培养了他“暹罗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的信念。英国人只用万余兵力便击败了强大的大清帝国和缅甸王国，令年幼的朱拉隆功感触颇深。他决心学习西方，推行维新自强。即位三年之后，18岁的朱拉隆功即出访新加坡、爪哇和印度，学习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的统治之道。

与当时清朝进行的洋务运动相比，朱拉隆功推行的改革更像日本式的维新(他比明治天皇小一岁，登基时间晚一年，两人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君主；清朝的同治皇帝比朱拉隆功小四岁，登基时间早七年)，也就是说不仅引进西方文化，而且引进先进制度，对本国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进行变革。对于暹罗来说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国家不像中国那样以天朝自居、放不下脸面学习西方，而是正好相反，对于新事物从不排斥。对于西方世界的态度，暹罗王室在当时的亚洲君主中独树一帜，既没有闭关自守，也没有盲目学习。拉玛五世出访归来后便下令宫廷改穿西式礼服，免去跪拜之礼，废除宫廷肉刑，改变传统的“政务头”(成年男子头顶留一圈短发，其余头发剃光)，留西式长发。1874年，暹罗废除了六个世纪之前从高棉引进的奴隶制，规定1868年以后出生的奴隶之子全部变为自由民，家生奴21岁后即可获得自由，并废止债务奴。1881年，拉玛五世创办宫廷侍卫学校，成为后世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学”的前身，并在同一年开办了图书馆。随着新式学校越来越多，暹罗于1887年仿效欧美，成立了专门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国家教育和规范教育体系。同年，拉玛五世在萨拉隆行宫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随后又创办了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学校。

19世纪末，英国与法国在中南半岛上展开了激烈角逐，英国控制了缅甸和马来半岛上的许多土邦国，法国则逐步从清朝和暹罗手中攫取了对安南、东京、交趾支那、老挝和高棉的宗主权。那时的暹罗也像清朝一样，被迫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根据1855年第二次《英暹条约》和1856年《法暹条约》，英法两国在暹罗享有领事裁判权，两国商品关税不得超过3％，两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入暹罗，军舰可以自由驶入湄南河口直抵曼谷。此后美国、德国、俄国也纷纷与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拉玛五世亲政后，将外交重点放在了防备法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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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战刀的佛陀

朱拉隆功维新

参加“一战”

暹日接近与“佛历2475年政变”

泰法冲突

斗牛士行动——1941年英国入侵泰国的计划

二战中的泰国

附录：强岛海战

中山世土

万国津梁

岛津入寇

琉球处分

日治时代

冲绳战

登陆初期

目标：首里！

北战场苍茫的上空

激战首里防线

八原大佐的逆袭

来自空中和海上的特攻

首里弃守

“魂其归来兮守护皇国土”

“本土复归”的艰难历程

来自法西斯的“赠礼”

“领袖”们的握手

顾问团、洛阳航校、布雷达教练机

“西班牙之星”降临中国

远程轰炸机与南昌中意工厂

中意合作的瑕疵与结束

抗战中的意制战机

附录：兰州上空的“火鸡”——日军中的菲亚特BR一20中型轰炸机

“没落”与“决号”

美军的战略构想

“奥林匹克”作战

“冠冕”作战

“没落”战役的准备工作与重新评估

日本的本土决战计划

本土决战告吹

“皇军占领了皇宫”

不是结局的结局

主要参考书目

战争与人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anderer 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撤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一激情、不确定性一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一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开创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上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撤战争史》1.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 于西坝河

　　有人在评价中日泰三国得以维持独立的原因时说：“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本书《武装的众神(亚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主要讲述近世亚洲国家的生存之道：泰国如何以其高超的外交技巧游走于列强的巨兽虎口之间；琉球如何在中日之间折冲斡旋，以求生存的；日本陆海军缘何开天辟地第一次共同制订了共同作战计划……

《武装的众神(亚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由阎京生和刘怡合著。

亚洲历史悠久，国家众多，面对拥兵自重的大国，小国并不屈服，最终逆转乾坤，谱写了一篇篇超乎想像的战争传奇：1941年，英国制订了代号为“斗牛士行动”的入侵计划，以期阻止日本对泰国 完全控制，但日本最终还是将泰国架上了其侵略东南亚的战车；1944年，日本制订了“天号航空作战”计划，准备给美军以沉重打击，但美军还是顺利登陆；1945年，日本陆海军制订共同作战计划，准备同美军展开最后决战，谁曾想等待日本的是两枚原子弹……

翻开由阎京生和刘怡合著的这本《武装的众神(亚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了解亚洲近世的重要战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