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丛书收录了包括邵燕祥、柳萌、鄢烈山、朱铁志诸先生在内的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他们的杂文共同点，起码有这四个夫字：“岂有此理！”笔伐政界、学界、文化界……岂有此理之人、岂有此理之事，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或狰，或伪，或脏，或丑。

柳萌编写的《村夫野话录》则为“岂有此理”丛书之一，具体内容包括《更要提倡听真话》《重举轻落官员笔》《善事也要讲“成本”》《活出味儿来》等。

《村夫野话录》是由柳萌编写，《村夫野话录》共分6个章节，旨在让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显示出本来面目。具体内容包括《更要提倡听真话》《重举轻落官员笔》《善事也要讲“成本”》《活出味儿来》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岂有此理文丛”序/王春瑜

第一辑

 更要提倡听真话

 领导者要善待下属

 为官岂能无情分

 谁来惩治“吹牛”官

 人民的任命

 重举轻落官员笔

 领导者的话语权

 别都拿“官话”说事儿

 顶着作家头衔的贪官

 领导者更应该讲道德

 数字背后的政治

 另一种座位也该让

 胡长清的皮包之谜

 体验比视察更接近实际

 谈“退”说“原”

第二辑

 富人们做了多少善事

 富人经常在想什么

 善事也要讲“成本”

 老干部局是干什么的

 政绩要算得失账

 谁来审计行政违规

 你有几个头衔

 “虹桥”垮塌的背后

 坦然面对财富

 到底是谁的钱

 掏掏城市的“耳朵眼儿”

 还业主一个明白

第三辑

 人生有悟不白活

 尽量活个明白

 学会寻找快乐

 “悠”着活

 活出味儿来

 有钱更要有样儿

 养生未必刻意

 给子孙后代留点什么

 别问我那么多

 宽容是社交通行证

 退休之后说“冷落”

 性急的人别炒股

 自在，从退休开始

 幸亏还有记忆

 曲笔难画圆

 老来丢三别落四

第四辑

 “富”不等于“贵”

 还有多少李素丽

 打人扁担别横抡

 假如没有这个职务

 莫用超市办集市

 无障碍设施的“障碍”

 网络的精彩与无奈

 医责蜕变与医疗改革

 “工薪阶层”又吃香

 “吃”刊名及其他

 羊毛出在“牛”身上

 商家易变脸

 赚钱要赚个踏实

 无特点就无市场

第五辑

 这年头谁比谁傻

 想活明白更糊涂

 愉快地吞食苦果

 重建宽容的“殿堂”

 谁得罪了老天

 平民百姓的路

 平民百姓的钱

 平民百姓的时间

 阶层尚待细分

 菜名有学问

 闲说大烩菜

 谁卡拉谁OK

 感受真诚

 公众人物的无奈

 从“内助”到“外助”

 球迷嘴里没实话

 原来足球并未变方

第六辑

 树的联想

 文人宜民不宜官

 文人的堕落

 当“家”何必非争“大”

 武大郎评职称

 作品研讨会的悲哀

 文化不可炒作

 稍安勿躁说“春晚”

 观电视歌赛有感

 谁让评论家寒了心

 黄金有价书“无价”

 想起鲁迅的书名

 乱穿衣的电视二八月

 爆炒哪如油焖香

 旧调总有听厌时

 掀起你的盖头来

 百姿千福话生肖

 该说不时就说“不”

 读的书与摆的书

附录：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

后记

《更要提倡听真话》

陆续读了多篇文章，都是提倡讲真话的，篇篇都说得很在理。其实，这只是说了问题的一面，说话是为了给别人听，倘若没有人听或者不真听，那么，真话讲得再多又如何呢？还不是镜中月水中花，只是给人觉得好看而已，实际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以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讲不讲真话，而是要不要听真话。谁都知道历史上的魏征，是唐代最敢讲真话的大臣，假如没有肯听真话的唐太宗，恐怕也不会成就魏征的美名，所以说，讲真话得有听真话的氛围，单纯地提倡讲真话无济于事，更要提倡听真话。

我留意了一下，如今提倡讲真话的人，最多的莫过于两种人，一是某些在位官员，一是某些社会名流。其实，这些人都拥有很大话语权，那么，他们又讲了多少真话呢？我没有认真地查对过，不过，单凭他们让别人讲真话，而闭口不谈听真话这一点，我就觉得他们并未全讲真话。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现实生活中，让别人讲真话，远比让别人听真话，更要难更需要勇气，怕踩着这条红线，于是就只说讲真话。这样做的结果，在客观上就形成，好像如今的问题是，人们都在讲假话，没有讲真话的人。这样的看法，显然不是很准确。

所谓讲不讲真话，首先得弄清楚，是指在公开场合，还是指在私下里，是指平民百姓，还是指在岗的职工，特别是在位有权的官员。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笼统地谈讲不讲真话，这种说法毫无意义，跟没有说一个样。更多的普通人或退休干部，在我看来还是肯讲真话的，因为他们无所求无官职，说出的话大都是肺腑之言。只是私下里说得更坦率，开会时说得会稍委婉。在职的人则完全不同，说话难免会有所顾及，万一说得不对头头心思，穿小鞋给脸色看还在其次，闹不好丢饭碗都有可能。尤其是关乎上司升迁的事，或者关乎上司业绩的事，只能给他言好话自己保平安。例如，现在对于干部提升的考察，大都听取在岗某级干部意见，十有八九都会给说些好的假话，真的实话只能在私下里跟人讲，若问为何“要两面派”，此人准会说：“唉，我还得在人家手下干啊。”言外之意就是怕打击报复。至于在位的官员，考虑自己的官运，就更难讲真话。

提倡讲真话，实际讲真话，应该说，并不算很难。对于普通百姓尤其不难。如果说我们的社会，这顶天立地的空间，基本上还是真诚的，这天这地的一大半，恐怕都由普通人支撑。听真话的天地空间，普通人就支撑不起了，这就要依靠各级官员，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再好的主意和想法，倘若官员们不听，或者不认真地听，讲真话的人再讲真话，最后还不是成了屁话。久而久之谁还肯讲真话。更不要说像过去那样，讲真话就要遭批判受惩治，把讲真话当做天大罪过，吃过亏的人自然不会再上当。这样的惨痛教训，稍微上点儿年纪的人都有，哪能再受“二遍苦”？可是真诚的天性，还未完全泯灭，因此，在摆脱利害羁绊以后，比如退了休下了岗，比如到了垂暮之年，往往说话会更真实。有的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退了休才讲真话，其原因就在这里。讲真话难，听真话更难。想破这两种难，关键不在讲真话，首先是听真话。真话讲的也许错，也许语言不动听，听者都能吸纳，这更是难上之难。倘若为了听真话，再刺耳的话也能听，那才叫真心倾听。当然，讲真话时也要注意，讲话的动机和效果，真话掺杂个人情绪，就会使其变味失真。只要讲的与听的真心呼应，这讲真话的氛围何愁没有？

既然现在缺乏的是听真话的环境，那么应该如何营造这种环境呢？恐怕还是得从在职官员和社会名流做起，只要他们完全抛弃个人利害得失，名流实意讲真话，官员真心听真话，说真话听真话的氛围就会形成。讲真话的风气形成了，真话成了照假的镜子，真话成了堵假的铁壁，社会就会有更多真诚。全社会都在讲真话，对于普通百姓并无害，百姓就会拍手称快，跟着更起劲儿地讲真话。如果官员听了这些真话，同样如获至宝地兴奋，在真诚和真诺的氛围中，官民共同努力建设国家，想一想那时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目标，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难道还不需要提倡听真话吗？

2007年10月8日

《领导者要善待下属》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国家机关供职，无论年龄、资历、职务，当时都是小字辈儿。正、副部长高攀不上。具体领导的司长、处长，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是地下党，还有的留过学，就凭这资历、职务，我想就够“威风”啦，对下属摆摆谱儿，做事有点儿武断专行，别人大概都不好说什么。可是我的这些上司，却格外谦和、平易，只要你请示事情，他们总是耐心听完，然后跟你商量，这样办好不好，那样做行不行，跟部下完全是平等地位。既让你感觉舒服，又使你增长才干。如果说当官得讲艺术，我想八成这就算是了，因为，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如今，这些陈年往事，已经离我远去，再说已经退休，何必重提起呢？原因是不只一次，听朋友们讲起，现在有的头头，在对待下属态度上，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比如有些事情应该下属知道，他不打招呼也倒罢了，谁让他有大权在握呢？更令人难堪的是，动辄不是说“你不懂”，要不张口就是“到底谁说了算”，或者干脆说“你不想干就走”，那副狂傲自大的嘴脸，表现得十分充分和鲜明，很有点儿地盘“老大”的味道。上下级的和睦关系，同事间的平等地位，在他这里全都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分明的级别，以及“我怎么说你怎么听”的要求。至于他说的是对是错，作为下属更不敢质疑，只要你表现一点儿犹豫，他马上就会说“这你不用管，错了我负责”。因为他很清楚，即使真的错了，他也毫毛无损，官照样当，钱照样拿，到了年头照样高升。

听人说起这些事，我有时就在瞎想：同样是当官儿，今昔咋就不同呢？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真正原因，恐怕跟官员自身，底蕴的深浅厚薄有关。俗话说得好：深水无澜，根深难撼。现在有的少数官员，或靠这个，或靠那个，好容易弄得一官半职，其实并无真正能力，又生怕别人瞧不起，就用摆架子唬人，就用气势压人，想借此抬高自己身价。岂不知恰恰相反，不仅没有表现出高水平，而且一览无余地暴露出，这些官员缺乏自信心。就跟穿增高鞋一样，无论垫得多么高，终归不是真实身量，最怕的就是让人看穿。其实与其如此，反不如放下架子，把下属当成朋友，更会赢得下属尊重，还会从下属身上学点儿东西。

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管多么高明的官员，并非自己什么都很懂。官员的聪明与愚昧，就在于肯不肯会不会采纳下属的好建议，变成为自己的决策。具有工作能力的领导者，具有真才实学的领导者，具有成竹在胸的领导者，具有聪明智慧的领导者，在处理事务解决问题时，往往愿意听取下属意见，因为下属更了解实际情况，给自己的决策加以补充，甚至于对不足之处修正，在实施过程中更加符合实际，岂不是于事业有益于自己有利？！这才是做官的真聪明。

官高自尊。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以为起码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当了官就自然尊贵，一是说当了官更要自尊。这两者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给别人看的，后者是要求自己的，就看你更看重哪一个了。那些个本质不错的人，当了官就会更自尊自重，绝不会让群众觉得，人一阔脸马上就变了，变得连老朋友都不认识，哪还能尊重下属呢？可是对于上级，他则百依百顺，香臭对错都听，连个大气也不敢出。说话的语调，处事的态度，完全是两样，显得很谦卑，像个乖孩子。群众对这种人，有个形象说法：天生没长上眼皮，看上容易看下难。

不过，这种人也自有说道，有时会坦诚地表露：“我对下属如何，有什么关系，他在我手下干，我能决定他的命运，我的升降他却管不了。”你看，应该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在他这里成了功利阀门，而且由他掌握着开关，怎么好希冀对于下属他会有起码的尊重呢？如果给这种人画个脸谱，我想应该是这样：资格不老架子大，职务刚任谱就来；说话开始有拖腔，脸上从此笑难在。对下呵斥如训子，见上弯腰脸悲哀，仰坐沙发两臂分，弥勒一尊好“富态”。

2007年8月8日

P3-6

岂有此理！我相信，从鲁迅到当代的杂文家，他们的绝大多数杂文，都是怀着“岂有此理”的愤懑，伏案疾书，掷出杂文的匕首或投枪的。说来有趣，“古月照今尘”，三百多年、二百多年前的文坛前辈们，早已举起“岂有此理”的武器。

说来更有趣的是，八十多年前，吴稚晖老先生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从中得到了写文章的诀窍，喜不自胜，跟朋友说，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话传到钱玄同先生的耳朵里，大感兴趣，连忙到书摊上买部《岂有此理》来看，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又买来《更岂有此理》来看，更没有那两句，他废然浩叹日：“此吴老丈造谣言也！”(刘半农：《重印<何典>序》。)其实，吴老先生并未造谣，只是记错了书名，应当是《何典》。这部康熙年间上海作家张南庄写的鬼小说第一回《五脏庙活鬼求儿；三家村死人出世》，开头有《如梦令》，词日：“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康熙年间，钦定的主导思想是程朱理学，倡导毫无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儒生们满口天理、堪舆之学，也就是“谈天说地”；皓首穷经，考证草木虫鱼的考据学风行学界，堪称“咬文嚼字”之学。张南庄把这些视为狗屎不如，全是放屁，以鬼世界的阴间喻现实世界的人间，对“岂有此理”之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成了文坛奇书。这对文字狱横行的康熙王朝，无疑是严重的挑战。

再说《岂有此理》这本书，虽然没有《何典》开头那二句惊世骇俗的话，但也是一部奇书。书分“天下岂有此理”“正义岂有此理”“历史岂有此理”“人生岂有此理”“金钱岂有此理”“文人岂有此理”“美味岂有此理”“夫妻岂有此理”“女人岂有此理”“官吏岂有此理”“文化岂有此理”十一章。从逻辑上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批评它“岂有此理”，未免杂乱无章。但全书有不少离经叛道之论，作者空空主人，在文字狱空前、知识分子头上罩着弥天恐怖黑网的乾隆时代，竞写出这部充满杂文气息的书来，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虽然他的书一直被清王朝列为禁书，但生前他并未被捕，让吃饭的家伙搬家，够侥幸的了。

列入本文丛的杂文家邵燕祥、柳萌、鄢烈山、朱铁志诸先生，是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虽然各人的风格并不相向，燕祥先生更以思想深刻名世，他的这本杂文集《南磨房行走》，书名就俨然是一篇杂文。如果要指出他们的杂文共同点，起码有这四个夫字：“岂有此理！”笔伐政界、学界、文化界……岂有此理之人、岂有此理之事，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或狰，或伪，或脏，或丑。

我不敢说这些杂文篇篇都是传世之作，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像余某人自我标榜的那样，“我等不及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北方文艺出版社精心出版的这套文丛，都是杂文家们呕心沥血之作，如果读者竞不屑一顾，那肯定也是“岂有此理”！

2010年8月24日上午于牛屋南窗下

做报刊编辑时，总有许多年，负责杂文稿件。杂文读得多了，久而久之，就喜欢上了杂文。认识了几位杂文大家，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渐渐地学习写点儿杂文，但是，终因读书不多知识浅薄，对于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却又不忍停下手中的笔，几年下来，竟然集成一册十多万字的书，这就是我的第一本杂文集《岁月忧欢》。写作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把文章出版成书，我就是受此书出版的鼓励，其后更加起劲地写作杂文。

早年曾经尝试着写过诗歌，后来又一直学习写些散文，尽管都未成什么大的气候，但是也没有操过太大的“心”。写作杂文则不然，在知识的积累上，在文字的磨炼上，都得下大的工夫。有次跟已故老杂文家蓝翎兄聊天儿，说到稿费的标准时，他调侃地说：“写小说描写人物，搂搂抱抱一亲嘴，一两千字出去了，要是再打个滚儿又一两干字。写杂文，别看只干八百字，得调动多少生活和知识积累啊。”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还不只是知识和文字，杂文作者尤其需要思想。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最多的就是杂文作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仅以我目前记忆所及，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如吴祖光的《将军失手丢了枪》，如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如邓拓的《三个鸡蛋的家当》，这些前辈作家因杂文罹难，绝对不是文字上的原因，而是他们文章的思想内容，触犯了当时敏感的政治神经。这正是杂文的可贵和可怕之处。当然也是读者喜欢的所在。

关于杂文写作的方法，读书多有学问的作者，文章大都是以古论今，表达思想同时传授知识八这好像是杂文写作的正宗。只是闹不好会有“吊书袋”之嫌。我没有认真地读过书，各方面知识都欠缺，自知不具备杂文写作功力，倘若勉强地引证点儿书本，好像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却又怕闹不好会出笑话，反不如来个本色现身踏实。再说，人分等次，物有类别，读书少的人，总也得说话，自己这样一想，也就泰然处之了。没学问就是没学问，绝不装“大尾巴鸡”，倒成了我杂文的特点，所以要跟读者说清楚。

写作杂文，除了可以说点儿想说的话，更可以规戒自己行为，因为杂文大都针砭时弊，痛斥别人屁股不干净，首先得自己不尿裤子，不然未下笔就会手颤。有些杂文作者出身的官员，即使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起码也不会沦为“下三烂”。不信你就挨个数数看。经常读读杂文，心灵就会净化；经常写写杂文，境界就会提升。这是我多年编杂文写杂文最大的感受。

我写作最多的还是散文，偶尔有所感也写点儿杂文，几年下来总写有二十多万字。这本《村夫野话录》，就是从中选出的一些篇什。这是我第二本杂文集。关于这本杂文集的名字《村夫野话录》，因我居住在亚运村，故以“村夫”自称，因我的杂文是“野”路子，故以“野话”自白c．原来另有一个名字，在一次聚会上见到好友春瑜兄，说起书名，他以为还是《村夫野话录》更好，那就用此名吧。

我曾经写过一篇《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的文章，趁这次出书的机会把它附在书后，给杂文研究者提供一点儿真实资料。文中提到的李欣(胡昭衡)先生，是老一辈革命家兼杂文家，他在我流放的内蒙古和我的家乡天津任职时，都是我的父母官，只是因为地位、身份的差距，我不可能有机会接触他。但是他那时写的《老生常谈》杂文，只要在报刊上发表我都会阅读的。我的政治身份恢复正常，回到北京重新进入报刊界，恰好这时胡昭衡先生调来北京，因为杂文的因缘跟他有了几次接触，就更增加了我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重。这篇文章自然也有纪念创意成立杂文学会的李欣先生的怀念之情。  柳萌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2010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