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78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该书在坚持历史决议及中共中央文件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纪实手法，有针对性地描绘和刻画了这个历史阶段的人和事，全方位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启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全貌。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整整走过30年的辉煌历程。3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撰写了《走向大转折的年代：1976—1978年的中国》一书，以反映30年前人民共和国从结束“文革”灾难到走向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折和发展的过程。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除了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所收集的资料外，还吸收了若干经历过这段历史转折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

第一章 帷幄运筹

第二章 乾坤初定

第三章 初次交锋

第四章 经济融冰

第五章 初理冤案

第六章 科教迎春

第七章 文艺解冻

第八章 理论烽火

第九章 跨海“取经”

第十章 触摸焦点

 ——中央工作会议纪实(上)

第十一章 短兵相接

 ——中央工作会议纪实(下)

第十二章 历史变轨

 ——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十三章 热风吹雨

第十四章 南国春潮

第十五章 昭雪冤案

第十六章 政治基石

后记

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汪也正在酝酿此事。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他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政治局与“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按照叶剑英的分析，“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犹豫观望就等于自取灭亡。

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们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

9月21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帅：“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派王洪文跟进西山，在靠近他的地方住下。叶剑英察觉到他的来意，表现非常镇静，悠闲自在，“游山玩水”，示人以缓。他同身边的同志散步谈心，讲今论古，比赛背诵长诗《长恨歌》、《琵琶行》和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

有一次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问那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他又称常去的那个亭子叫“风雨亭”，以后又改叫“放鹤亭”。他在亭子上低声吟诵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过了几天，他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9号楼住下。王洪文发觉叶剑英离开了西山，就去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

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代过，让剑英同志住那栋房子。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

叶剑英住进9号楼，表面上沉静如常，深居简出，但实际上却考虑着如何对付“四人帮”一伙的阴谋。他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凤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

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的来访，对叶剑英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廷发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这时，华国锋也正在积极考虑如何应对“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问题。

有的老同志也主动为他出谋划策。他很敬重叶剑英，认为，叶剑英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高风亮节，一心一意鼎力相助。自从叶剑英找他商量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他和政治局一些同志进一步接触和酝酿除害大计。

那时李先念想到外地去治病，华国锋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够多做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驱车绕道上山来会叶剑英。警卫通报后，叶剑英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他能来，迎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李先念幽默地说：“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谈起来。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9月下旬，“四人帮”一伙加紧了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

叶剑英进一步周密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目标是篡夺最高领导权。他们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且极为虚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宜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粉碎“四人帮”又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

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统一了认识，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

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一伙，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定下除害大计，叶剑英心里非常高兴。

9月30日晚，叶剑英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回到家里，想到过几天就要动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兴奋得独自哼起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后来，叶剑英的子女回忆说：“那时爸爸和国锋、东兴同志最后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大计已定，暗自高兴，但对家人却守口如瓶，直到解决了我们才知道。”

据耿飚回忆，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请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P11-13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曾有过一道又一道急流险弯。险弯处，一股股急流碰撞出一朵朵冲天的浪花，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

当历史的长河流淌至公元1976年的时候，又遇上一道急流险弯。

这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28个年头。

这一年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人们把它称做龙年。不过，这个龙年的开头却并不吉祥。

这是多难多灾的一年，很像三国时诸葛亮所著《出师表》中所描写的那样，“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寒流已在华夏大地上横扫了十年之久。把人民共和国大厦冲得伤痕累累。人们生活在“左”的阴霾之下，只能从自己的心坎里去寻找那片蔚蓝色的天。

1月8日，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崇高声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逝世。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根支撑着人民共和国大厦的重要支柱。他的倒下，使人们对共和国的命运更为担忧。

4月上旬，人民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然而，这些纪念活动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成为他们进一步打击和迫害邓小平的“炮弹”。

7月6日，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样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朱德委员长逝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鲜活城市顿时化为一片充满着死亡气息的废墟。

9月9日，一个更让人惊愕、悲痛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溘然长逝。

一时间，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和哭声之中。人们真有天塌地陷之感，担忧共和国这艘巨轮将驶向何方。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整整走过30年的辉煌历程。3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人特撰写了《走向大转折的年代：1976—1978年的中国》一书，以反映30年前人民共和国从结束“文革”灾难到走向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折和发展的过程。

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所收集的资料外，还吸收了若干经历过这段历史转折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指出，谨表谢意。黄海、吴玉关、宋晓春、张小香、郝梦等参与了本书的有关工作，在此表示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及李珊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者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