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至1981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本书作者力图继承中华民族直笔修史的传统，在占有真实可信的史料的基础上，不溢美，不饰非，不为成说所囿，客观全面地反映这一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概貌和特点，写出无愧于这一光辉历史时期的篇章。

本书按照重大历史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将其如实地记录，试图围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以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采用纪事本末体，把这5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加以叙述。直笔、实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处在起步阶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和重要人物的活动，作出了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客观的而不是随意的、全面的而不是零碎的记录。

引言

一、“抓纲治国”方针的提出

  玉泉山政治局会议

  解决问题，稳定局势

  揭、批、查“四人帮”

  “抓纲治国”

二、否定“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提出

  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

  倡导实事求是

三、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三月中央工作会议

  邓小平复出

  愿当“后勤部长”

  重启高校的大门

  迎来科学的春天

四、思想解放在经济领域

  理直气壮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大力发展生产力

  按经济规律办事

  经济领域思想解放的特点

五、真理标准大讨论

  未引起注意的两篇短文

  胡福明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

  来自高层的指责

  邓小平及罗瑞卿的支持

  全国性的反响

六、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

  一篇文章发出的信号

  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为“右派”摘帽和改正

七、放眼看世界

  外交“还债”

  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八、休养生息

  提高工资和发放奖金

  免税与提高农产品价格

  调整、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九、经济恢复和“新跃进”

  经济开始恢复

  十年规划纲要

  “双学”运动与高指标、大口号

  国务院务虚会

  “新跃进”带来新问题

十、中央工作会议的三十六天

  会议的基本情况

  揭盖子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天安门事件平反

  “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

  对犯错误人的批评和汪东兴的检讨

  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健全党内民主的问题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十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代表和会议的基本情况

  前期讨论和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对4位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农业的两个决定和一九七九、一九八○年计划安排

  中央委员会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闭幕会和会议公报

十二、理论工作务虚会妊末

  叶帅提议与中央决策

  会前的准备

  会议第一天

  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探讨理论问题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的偏差

  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让历史来检验

十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从“省委六条”到包工到组

  包产到户不胫而走

  邓小平为包产到户定音

十四、继续平反冤假错案

  6项措施和3个要求

  空前规模的平反活动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五、国民经济的调整

  陈云、邓小平共倡“调整”

  新“八字”方针的提出

  调整的成效与严重的问题

  克服阻力，继续调整

十六、经济特区的创建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试办“出口特区”

  “经济特区”正式启动

十七、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邓小平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十八、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

  “两案”审理提上日程

  来自最高层的决策

  庄严神圣的审判

  大得人心的判决

十九、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产生

  国庆30周年讲话

  还是要作一个决议

  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四千人大讨论

  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

  对决议稿的反复修改

  陈云的重要建议

  邓小平主持5月15日的讨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天讨论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后记

再版后记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四千人大讨沦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以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另外，普遍、强烈地提出，决议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要把华国锋的错误写到决议中去。

邓小平看了四千人大讨论的部分简报(包括中央机关的简报以及省市机关的一部分简报)，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这是继3月19日、4月1日、6月27日谈话以后，对决议起草的又一次重要谈话。邓小平针对四千人大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着重讲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他说：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P438-439

1976年金秋10月，当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样继续走？

华国锋用毛泽东写给他的六个字，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按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起初抓住揭批“四人帮”来解决问题，稳定局势，得到了党内党外的拥护。然而，他没有满足历史的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末，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复出，被“四人帮”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就应该平反。华国锋注重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提出“两个凡是”，但从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出发，对这两个问题的尽快解决心存疑虑。于是，导致“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轩然大波，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政治方向的分歧，通过哲学层面上的论争得到表现，谱写出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历史的转折，并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意志，它是客观情势发展的需要，它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在哲学问题上进行交锋的同时，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在冲破“两个凡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推倒了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发展生产力的谬论的同时，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在李先念、陈云领导下，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的工作已经进行。

1977年到1978年，整个中国虽然在前进，但是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挠、干扰，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纷纭的矛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必须挣脱历史的羁绊，朝着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腾飞。

就在这时，作为世纪伟人的邓小平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才能。

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他高瞻远瞩，指示方向：应该及时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实行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已经成为党内共识的时候，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陈云发言的巨大影响而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三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抓住机遇，及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领袖人物在历史转折关头代表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引导中国人民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前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百废俱兴的景象：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紧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富裕，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大政策之下，人们的创造精神激活起来了，生产的潜力释放出来了，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人民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得到改善。

——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调整了工农的关系；纠正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工人、企业、地方、中央四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敞开国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和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加强民主与法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

——继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国家主席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改正了五十多万错划的右派分子，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份。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启动了。

邓小平还领导党和人民，围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此过程中，针对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重申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他主持起草了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严肃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1年6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近5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摒弃老路、堵住邪路、打开新路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本书试图围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以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采用纪事本末体，把这5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加以叙述。直笔、实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处在起步阶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和重要人物的活动，作出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客观的而不是随意的、全面的而不是零碎的记录，当是第一要义。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一代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我们以此为努力达到的第一个目标。

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生动具体、多姿多彩的。重大历史事件常常是在必然性支配下的许多偶然事件的连续，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我们按照它本身发展的逻辑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我们更怀着一种热切的期待：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在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基础上，把握1976至1981年的中国拨乱反正，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线索，并进而认识过往的许多失算和错误是怎样铸成，又是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把它纠正过来；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付出多大代价才探求得到、开辟出来。倘能如此，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就是最高的犒赏了。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而作。

1976年至1981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本书作者力图继承中华民族直笔修史的传统，在占有真实可信的史料的基础上，不溢美，不饰非，不为成说所囿，客观全面地反映这一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概貌和特点，写出无愧于这一光辉历史时期的篇章。

在研究和成书过程中，我们从集体讨论中得到教益，也从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受到启迪，前辈以及同事、朋友给我们不少指点、支持和帮助，有关同志为我们及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这里，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是各方合作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对中央文献出版社表示谢忱。出版社编辑和领导，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增益良多。从本书成稿到面世，仅仅花了两个来月的时间，当归功于负责出版工作的同志和印刷厂的努力。

本书由三人分工撰写。李正华撰写第一章至第九章、第十章第三节和第十五章；王玉祥撰写第十、十一、十三、十四章和第十六至十八章，提出选题并与中央文献出版社联系、落实；程中原撰写第十二、十九章和引言，并对李正华、王玉祥的稿子提了修改意见。由于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限，本书对事实的叙述或有不尽恰当之处，至于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见仁见智，偏颇之处，更在所难免。我们竭诚欢迎读者的批评。

作者

199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