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勖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
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竞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火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这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住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趴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什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什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什么？”王仁道：“你父亲就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什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
P1-3
前言
胡胜
晚清堪称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段，风云变幻，剧变迭生。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百日维新、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华……内忧外患中的“老大帝国”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伴随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的剧烈阵痛，文学创作也表现出了异于传统的新变，体现在小说创作上，指擿时弊、激扬文字的“谴责小说”大行其道。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四大谴责小说”(另外三部分别为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嬉笑怒骂，掊击指擿，影响深远。
(一)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发端之作，引领了当时的小说创作潮流。作家对晚清官场做了深刻而犀利的剖析，抉幽发微，酣畅淋漓，一如1904年6月17日《世界繁华报》第一二三号上刊出的一则广告所言：
中国官场，魑魅罔两靡所不有，实为世界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则以南亭此书始……有欲研究官场真相者，无不家置一编，洵近来小说中唯一无二之钜制也。
晚清“新政”的失败，吏治的腐朽，正是作家着意抨击的所在。这一点作家毫不隐晦，评论者也无不击节赞叹。佚名的《官场现形记·序》云“中国官场，久为全球各国不齿于人类。而若辈穷奇混沌，跳舞拍张，方且谓行莫予泥，令莫予违，一若睥睨自得也者。”胡适的《序》则说得更为直白：“《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这部书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全书是官的丑史，故没有一个好官，没有一个好人。”这些评论都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小说的主旨，道出了作家笔锋所向——“官场现形”。一如小说第六十回(“苦辣甜酸遍尝滋味嬉笑怒骂皆为文章”)甄阁学之兄离奇的梦中所见：
我刚才似乎做梦，梦见走到一座深山里面。这山上豺、狼、虎、豹，样样都有，见了人，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的样子。我幸亏躲在那树林子里，没有被这般饿兽看见。得以无事……又说道：我在林子里，那些东西瞧不见我，我却瞧见他们，看的碧波爽清的，原来这山上并不光是豺狼虎豹，连着猫狗、老鼠、猴子、黄鼠狼统统都有；至于猪、羊、牛，更不计其数了。老鼠会钻，满山里打洞：钻的进的地方他要钻，倘若碰见石头，钻不进的地方，他也是乱钻。狗是见了人就咬；然而又怕老虎吃他，见了老虎就摆头摇尾巴的样子，又实在可怜。最坏不过猫，跳上跳下的，见了虎豹，他就跳到树上，虎豹走远了，他又下来了。猴子是见样学样。黄鼠狼是顾前不顾后的，后头追的紧了，他就一连放上几个臭屁跑了。此外还有狐狸，装作怪俊的女人，在山上走来走去，叫人看了真正爱死人了。猪羊顶是无用之物，牛虽然来得大，也不过摆样子看罢了。我在树林子里看了半天，我心上想：我如今同这般畜生在一块，终究不是个事，又想跳出树林子去，无奈遍山遍野都是这般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
这是哪里是梦？分明是变形的现实世界。一个魑魅横行、禽兽遍野的世界！这就是晚清官场的传神写照！只不过作家用了滑稽笔墨，略加夸张，陡增讽刺意味。
作家怀着复杂的心态对中国官场的腐败黑暗做了全方位的解构。所涉地域之广远超想象，由陕西写起，涵盖了京、赣、鲁、浙、豫、桂、苏、鄂、皖、湘十大省份，由京城到地方，由地方复到京城，里里外外写了个遍。所涉官阶等级，上至中央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官员、御史、郎中、主事；下至地方封疆大吏、方面大员，总督、巡抚、中丞；河道总督、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州、州同；知县、学官、县丞、主簿、吏目、典史，以至秀才举人，文官武将囊括殆尽，上上下下，几乎把大清朝的官阶完整罗列。这样的一个名利场中：“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官员们投机钻营、翻云覆雨、唯利是图、中饱私囊、好色贪淫、欺上瞒下、内外勾结，对百姓作威作福，对上司、对洋人则奴颜婢膝，无德无能，最可怕者廉耻皆忘。于是，就有了何藩台卖缺得惠，兄弟分赃不均大打出手(第五回)；高标程朱理学的巡抚傅理堂嫖妓生子，不敢相认(第二十二回)；冒得官为保住乌纱，献亲女供上司淫乐(第三十回)；知州王柏臣为多捞一季钱粮漕米，匿报父丧(第四十回)；张国柱为谋遗产，冒认死人为亲爹(第五十二回)；更有尹子崇盗卖安徽全省矿产，串通和尚欺骗岳丈与洋商签订契约(第五十二回)……乌烟瘴气的官场，寡廉鲜耻的官人，在作家笔下穷形尽相，无所遁形。作家为他笔下每个故事单元中的人物几乎都取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名字或绰号：赵温(遭瘟)、贺根(祸根)、钱伯芳(钱不放)(第一至三回)；荷包(第四至七回)；仇五科(求勿可一不可求)、魏翩仞(为骗人)、胡鲤图(糊里糊涂)(第七至十一回)；单逢玉(善逢遇)、魏翘，表字竹杠(敲竹杠)(第十一至十九回)；贾筱芝(假孝子)(第十九至二十二回)；时筱仁(是小人)(第二十八至三十二回)；贾世文(假斯文)、区奉仁(驱风人)、随风占(随风站)、申守尧(伸手要)、秦梅士(卿没势)(第四十二至四十六回)；刁迈彭(刁卖朋)(第四十八至五十一回)、梅飓仁(媚洋人)(第五十二至五十六回)；单舟泉(善周旋)、赖养仁(赖洋人)、窦世豪(都是好)、甄守球(真守旧)(第五十六至六十回)。这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名字，就是一个个鲜明的符号，从中可见其人品性、德行的卑微、低劣，更可感知作家浓烈的情感倾向。这是一个荒诞诡异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到一丝光明的官场。处处散发着腐臭，充斥着黑暗。
作家“描摹官场丑态，无微不至”，时不时地运用他犀利的笔触，通过夸张对比，达到讽刺效果。喜剧色彩充斥全书，滑稽谑浪无处不在。“重复”(某种境况组合反复出现)、“倒置”(挖坑陷人者陷己)等手法运用自如。
第二十二回(“叩辕门荡妇觅情郎奉板舆慈亲勖孝子”)，写惯于投机逢迎的贾筱芝(假孝子)因傅巡抚保荐，升任河南按察使，这位臬台大人欺世盗名，为了在众人面前秀“贤孝”，和母亲合演了一出母慈子孝的大戏：
贾桌台便从下一站打尖为始，约摸离着店还有头二里路，一定叫轿夫赶到前头，在店门外下轿，站立街旁。有些地方官来接差的，也只好陪他站着。老远的望见老太太轿子的影子，他早已跪下了。等到轿子到了跟前，他还要嘴里报一句“儿子某人，接老太太的慈驾”，老太太在轿子里点一点头，他方从地上爬了起来，扶着轿杠，慢慢的扶进店门。老太太在轿子里吩咐……贾臬台听到这里，一定要回过身来，脸朝轿门，答应一声“是”，再说一句“儿子谨遵老太太的教训”。说话间，老太太下轿，他赶着自己上来，搀扶着老太太进屋，又张罗了一番，然后出来会客。惹得接差的官员，看热闹的百姓一齐都说：“这位大人真正是个孝子咧！”
如果不看前因后果，单只读这一小段文字，想来大多数读者都会被这对慈母、孝子所感动，然而作家惯用的手法就是“抑扬顿挫”，接下来马上安排了一段文字，让人毫不留情地把这温情脉脉的遮羞薄纱一把扯下，借街边相士之口骂道：
因为姓贾的这杂种，面子上说要做好官，其实暗地里想人家的钱。无论甚么案件，县里口供已经招的了，到他手里，一定要挑唆犯人翻供，他好行文到本县，把原告、邻舍、干证，一齐提到；提了来，又不立时断结，把这些人搁在省里。省里浇裹很大，如何支持得住！杂种一天不问，这些人一天不能走。就以我们这一案而论，还是五个月前头提了来的，一搁搁到如今。他这样的狗官真正是害人！我想这人一定不得好死，将来还要绝子绝孙哩！
借平民之口，勾画了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贪得无厌的大人们虚伪得令人作呕的真实嘴脸。
类似这般运用细节，前后对比，无情揭露的笔墨书中随处可见。第五十三回(“洋务能员但求形式外交老手别具肺肠”)，奴颜婢膝的文制台又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官场“极品”。这位制台老爷对下属一贯盛气凌人，从不稍假辞色，然而一旦事关洋人，这位总督大人立时改换了一副地地道道的奴才嘴脸：
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了，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
标准的“洋奴”！大清国堂堂的一品大员，在洋人面前唯唯诺诺，尊严皆无。
通过以上两段文字，读者不难领略作家滑稽谑浪风格之一斑。而这种畅快淋漓纵横恣肆的文字确实容易引起特定环境中读者的强烈共鸣。“哈哈镜”式的夸张变形，令人捧腹。因为作者特定的生活经历，以他对官场的谙熟，对社会的失望，加之游戏心态的渗透，使得作家笔意恣肆，无所顾忌。
(二)
《官场现形记》在报纸上甫一刊出，好评如潮。“每出一纸，读者拍案叫绝”。被誉为“为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刻画宦途恶劣处，颇有人木三分之妙”(《谭瀛室随笔》)；“道子丹青，地狱变相”(邱菽园《新小说品》)。
小说的读者面之广一时无两。它的受众不仅仅限于平民百姓，就是官场中亦不乏忠实拥趸。典型者如孙宝碹(户部左侍郎孙诒经之子，李鸿章侄女婿，直隶道台、驻法公使孙宝琦之弟)，出身官僚世家，以父兄之荫，历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是位极具代表性的官场读者。他自云“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究其原因，实则“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其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名改姓，隐约其词而已。”“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若是书者，可谓恶极矣！”(《忘山庐日记》)作为官场中人，他的评论恐怕比一般读者更有说服力，更能切中肯綮。这充分说明了此书对官场揭露之深、之准、之狠。
更有甚者，据说是书名声之大，远达圣听，当时僻处深宫的慈禧老佛爷居然也有所耳闻，“索阅是书”，读过之后还曾“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
抛开消息的真假不论，其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乎当时的出版商们蜂拥而上，假李伯元之名大发横财。据粗略统计，《官场现形记》之后仅书名有“官场”“现形”字样的小说多达四十余部，诸如《后官场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官场笑话》、《新官场风流案》、《新党现形记》、《学生现形记》、《医界现形记》、《家庭现形记》、《官商现形记》、《嫖赌现形记》等等不一而足，这还不算标题没有明确标明，而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暴露”“现形”的作品。《官场现形记》引领了晚清小说创作的“谴责”风潮，成为一时时尚。
当然，对于作家这种直言其弊的写作风格，如果客观冷静分析的话，利弊参半。鲁迅先生就认为：“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藉’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应该说鲁迅先生对《官场现形记》，乃至对“谴责小说”的总体评价还是准确的，但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一点，只有在我们对小说作者李伯元有全方位的认识方能解决。
李伯元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溉花客、芋香、北园、二春居士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他出身官宦家庭，“其家庭上自祖父辈下及兄弟子侄辈俱以科第显，外官则从牧令以至监司，京官或居枢要，或登清秘”(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他并非出身于一般的佐杂小官之家，其曾祖李文喆，伯祖李锡琨，都是举人。文喆曾任盐城县教谕，为知名学者。锡琨任山东省地方官。伯元三岁丧父，依锡琨子堂伯父李翼清度日。翼清先后任知县、知州，为官廉正，关心民瘼，伯元深受其影响。又，伯元寡母吴氏，课子甚严，因此，伯元少时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学业精进，能诗善赋，书画、篆刻皆精。
正因为他出身仕宦之家，对官场内外的稔熟，使他能保留一份清醒，对功名有深刻的体认，第一次科举失意之后，基本就放弃了功名的念头。(中秀才后仅赴院试一次，后遂绝意科场。李翼清在山东时为他捐纳本省经略的功名，候补在家，未去报到。)
伯元生活的晚清，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特殊历史时期，诚所谓“多事之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义和团运动酝酿、兴起，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洋务运动破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日渐流行。西风东渐之下，伯元开始学习英语，放眼望世界。不久决定远赴上海。他的族弟李锡奇这样描述他赴沪办报的动因：“伯元愤于满清政治腐败，戊戌变法未成，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南亭回忆录》) (三)
怀揣着梦想，伯元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赴上海，初入《指南报》，参与编务，翌年自办《游戏报》。《游戏报》虽属小报，但“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描摹尽致，寓意劝惩。无意不搜，有体皆备，，(《游戏报》重排书版印本《告白》)。伯元初试锋芒，把小小的《游戏报》办得风生水起，“一纸风行，中外称颂”，群起效仿，俨然成了“小报界之鼻祖”，在上海滩声誉日隆。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当年在南京读书时还曾参加过《游戏报》的有奖征文活动，并获奖。其积极影响可见一斑。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标举“反清复明”(后改“扶清灭洋”)，是年六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城。本已灾难深重的中国陷入无边黑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伯元卖掉了《游戏报》，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了《世界繁华报》，其嬉笑怒骂的风格一仍其旧。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官场现形记》在《世界繁华报》开始连载。1903年9月8日第八九二号刊出出书预告，初编一至十二回，分六册刊印，前有茂苑惜秋生(欧阳钜元)序；1904年出续编十三至二十四回，三编二十五至三十六回，在报界、小说界掀起了“现形”“暴露”的狂潮。
从当时读者万众瞩目的强烈反响来说，《官场现形记》无疑取得了成功，但因其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特殊的成书方式，小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果仅从其语言风格、艺术效果来说，鲁迅先生指其“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无疑是较为中肯的评价。但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坐标中，这样的评价则稍显不公。《官场现形记》上承了《儒林外史》的艺术手法，“体裁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竣，即递人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谭瀛室随笔》)。这一点已成共识，李伯元自己也并不避讳，他的《南亭笔记》曾两次提到《儒林外史》。但相比较而言，论态度之温婉、讽刺之深刻则无法望其项背。
究其原因，首先，时代不同。吴敬梓生活在“康乾盛世”，大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平和”心态，因为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社会(科举)弊端、建构自己的“理想国”；李伯元生活的晚清却是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有识者不得不振臂疾呼，改良强国，救亡图存，人们的心气难免浮躁、急切、激进。此时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即过分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李伯元的小说创作，应属同气相应。身在其中，没有距离感，难以冷静思索，这是小说思想不够深刻、批判难称犀利的主要原因。
另外，小说以报纸连载的形式刊行，势必照顾大众口味。“报纸要吸引群众兴趣，则非用游戏一类软性文字不可，否则不易见效。”(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追求简易明了的风格，迎合“时人嗜好”自是应有之义。“词多意少之弊”(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自难避免。
李伯元所主办的《游戏报》、《繁华报》，谈风月，说勾栏，笔墨恣肆，嘲弄游戏，皆是为了博取眼球，扩大报纸销路。所以《官场现形记》直白浅俗风格的形成良有以也。相对小说总体构架来说，难免缺乏“结构”和“裁剪”。因为连载的方式也决定了流水账似的草草成篇，难以专心“描摹人物”，人物形象自难丰满。这是成书方式决定的，李伯元有心无力。作家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效果出现偏差势难避免。
但不管怎样说李伯元作为晚清的爱国知识分子，希冀通过办报启迪民智，改良社会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他在小说结尾，借书中人物之口道：
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为此拿定了主意，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熔到一个程度，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又想：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就悟出一个新法子来：摹仿学堂里先生教学生的法子，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并且仿照世界各国普通的教法：从初等小学堂，一层一层的上去，由是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等到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二十年之后，天下还愁不太平吗。(第六十回)
尽管是一派游戏笔墨，但却凸显了他的一片良苦用心。这和他在《活地狱》“楔子”中所写“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干救众生”一样，是真情流露。
小说家言，向为学术末流。然古今文学之变，常由俗而雅。古典小说是古代的流行文学，最真切地描述了我们先祖的行止、哀乐、思考和梦想。这些曾经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因“古”而“典”，成为现代人了解古代文化提高人文素养的必读之书。
“崇文馆·小说馆”遴选古典小说传世佳作，分辑出版。第一辑推出32本阅读率最高的明清小说。这本由清·李宝嘉著的《官场现形记(注释本)》为其中之一，在整理中编者慎选版本，精编精校，约请名家撰写前言，通论作品，引导阅读。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对书中生僻字词、难于理解的带有典故的词语均加以注音释义。为了不影响阅读的顺畅，注释采用随文夹注的形式，紧附于被释词之后。本书问世以来，注家蜂起，论者如潮，学术观点的交锋不仅令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更令普通读者目不暇接。前辈大家的评点虽多，但大都零零散散，并因距今渐久而成为阅读障碍。鉴于此，有必要为普通读者做一回真正普及的评点导读。本书注者高书平将评点文字置于每回之前，一是概述各回内容，勾联前后情节；二是评析作家写作技法，揭明其微言大义，帮助读者打开理解作品之门，使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能够读懂。
这本清·李宝嘉著的《官场现形记(注释本)》由高书平为其注解。
当代学术名家，为古典文学名著增色添彩。
北大、武大、暨大等名校专家沈伯俊、陈文新、孔庆东、孙玉明、刘勇强、程国赋、胡胜等撰写前言，倾力推荐。
随文注音释义，无障碍读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