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11日
4月11日。准备动身。通身洗了个澡。忘记了洗耳朵。等飞机起飞：这意味着，要耐心等待，一动也不动。还是不旅行好。
《巴黎日报》的反应。他们期待着“从中国返回”和“从中国回来后进行修改”【《巴黎日报》(Quotidien de Paris)，当时刚刚由菲力普·泰松(Philippe Tesson)于1974年4月创办。该报1996年停刊。罗兰·巴尔特在此影射《从苏联归来》(Retour de lURSS)(1936)和《从苏联归来后的修订》(Retouches à mon retour de lURSS)(1937)两书。书中，纪德批评了斯大林主义。(带有年代的注释为整理者所加)。】难道他们不是尤其等我返回法国后进行修改吗？
奥丽机场(Orly)，起飞晚点。索莱尔斯又到海关另一侧买了些香肠和面包，我们在候机大厅一起吃着。机上晚餐。由于座位狭窄，而且又是卧进了无数人造器物之中，依据经验，端给我们的只会是些简单的东西。但是，经验自然会在法国人的坏毛病面前退却(拉比什的一个剧本的名称)：迷惑【《迷惑》(Poudreauxyeux)是欧仁·拉比什(EugèneLabishe)的一出两幕剧(1861)。】。晚餐内容是蚌肉拌生菜、鲜汁小牛肉、淡灰色加脂米饭——有两粒米正好掉在了我的新裤子上。
由于我在公共场合瞬间亲吻过他的手，他便一再对我说：20“你担心别人看见？”我回答：“我并不担心有人看见我们，我担心别人认为这种举动过时，也担心对你有什么不便。”【这里，应该是指巴尔特与索莱尔斯之间的动作，前者是同性恋者，后者是异性恋者，巴尔特可能是担心在现场的后者的妻子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产生猜疑。——译者注】
从奥丽机场起飞：人们都扎堆坐着。有十几个中国人，都穿着高领黑色上衣，不过向导却身着市井西装。看上去，像是一群出行的修士。
4月12日
待更靠近一些看他们时(在机场大轿车里)，那些修行者穿的却是区别明显的蓝色上衣：从远处看，是军团的一致性；在近处看，是个体之间的区别。军装式的领口很小。
整飞机的欧洲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都去北京。多么令人失望啊！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才配去那里。
再回到《巴黎日报》的反应上来，表明了它的伦理已经败坏。
多讨厌啊！只想获悉名人的不顺(有关私人出行的回馈)，而无任何(财务上的)利益安排。
如果我应该受刑，那我就要求人们别指望我会勇于面对。我会希望在受刑之前先来个酩酊大醉(香槟酒加食物)。
他们蜷缩在飞机的后面，闭着眼睛，就像(我是怀着好意说的吗？)一些小猪、一些圆圆的小动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被圈在一起的。
我愿意厚着脸皮对JL和R说(他们会理解我的话)：按照写作上的用语，就是要成为某个人。
抽象地讲，中国有着无数可能的意义：历史概念的意义、伦理概念的意义，等等。我们的大演说家们可以任凭自己去说(LS【这些缩写字母可让我们想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StructureSélémentairesdeLaparenté)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谈到了马塞·格拉内(MarcelGranet)。】，格拉内等)。但是，在法国人看来，中国只有一个意义，这种意义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是以可信的方式提出来的。这种复数意义，甚至也是我们这方面的情况。感知能力的跳跃：从许多到一个。
400个签证刚刚被拒签。航空小姐对我们的旅行感到惊讶，她说：“您知道此事吗？”
P3-7
1974年春天的中国大地，依然笼罩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浓重气氛之下，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所有人都卷了进去，人们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紧绷的政治神经，再一次受到了空前的调动。正在这时，中国迎来了一个法国《原样》(Tel Quel)杂志社组织的包括罗兰·巴尔特在内的五人代表团。他们在24天中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大学，并游览了沿途名胜古迹。在行程临近结束、在他“为整理出一种索引而重读这几本日记的时候”，他认为，对于他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他不可能取“内在于”的话语方式表示赞同，也不可能取“外在于”的话语方式去进行批评，而只能是“零散地描述一次旅行”，属于“现象学”的做法。但是，他在这些日记中，除现象学的描述之外，还通常把自己当时的一些思考放在被记述的见闻之后，或放在方括号之中，而正是这些内容使我们了解到，作者对其这次旅行总体上所持的是否定态度。其中，作者对当时的中国所作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就是“俗套”的滥用：“新颖性已不再是一种价值，重复也不再是一种毛病。”本文拟结合“俗套”的历史概念和包括罗兰·巴尔特这部《中国行日记》在内的他的其他著述，介绍一下他有关“俗套”的符号学理论。
……
——截选自《译后记》
罗兰·巴尔特曾于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到中国旅行，同行的还有弗朗索瓦·瓦尔【Franois Wahl，哲学家，时任色伊(Seuil)出版社人文科学编辑，主要是罗兰·巴尔特著述的编辑］以及由索莱尔斯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法国作家，《原样》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索莱尔斯的妻子。——译者注】和马塞兰·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1933-)：法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组成的《原样》【(Tel Quel)：又译为《太凯尔》、《如是》，在这本书中，随行的翻译将其译为《如此》，是1960年由作家索莱尔斯创办的法国先锋派文学刊物，1983年停刊，并由《无限》(Infini)杂志取而代之。——译者注】杂志社的代表团。索莱尔斯和《原样》杂志当时都属于毛主义“潮流”的人物，对他们的正式邀请来自中国大使馆，是在《论中国》(De la Chine，1971)一书作者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的提议下促成的。那是一次有组织的为期三周的旅行，费用由参加者自付。虽然他们受到了中国的一些作家和大学的接待，但实际上他们走的是一条预先设定的路线。他们参观工厂和一些景点，频频观看演出，出入饭店，而这些都是20世纪70年代所有来华访问的西方人必去的地方。中国的旅行社提供向导、政治对话者和旅行的物质保障，并注意防备旅行者与中国人有任何既定行程之外的接触。罗兰·巴尔特对这种缺少意外、缺少“皱痕”、缺少“偶遇事件”的情况尤其表示不满(这些都在“每一天的安排”之中“消沉了”)。
这几位法国人到达时，正值中国开展批判孔子和林彪的运动(即所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一运动为旅行的每一阶段都带入了有关政治形势的意识形态“考虑”，而这种考虑无不充满着习惯性的句法结构(即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砖块”)。罗兰·巴尔特的这几本日记提供了对这一行程的旁观者的看法，这种看法注重细节、颜色、景致、身体、每一天的细小事件，而且他还幽默地加以评论。对所见、所闻、所感事物的记录与用方括号插入的点评交叉出现：思考、沉思、批评或是同情的语句，它们都是对周围世界所做的旁白。某些词语反复出现，表明了作者面对俗套时的无奈(“等等”)或退缩(“在外面……”)。
从一开始，罗兰·巴尔特就想着从中国带回一种文本。他就此用蓝色圆珠笔或碳素笔写了三本日记。前两本日记带有硬纸板封皮，一个是蓝色的(第一本日记)，另一个是红色的(第二本日记)，上面都有“螺旋小丑”的图案，都是从法国带去的。到了旅行后期，又补加了一个中国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比较小，黑色仿皮漆布封面，在第一页纸(按照其被使用的顺序，也是最后一页)上印有毛主席的一条红色语录。这三个日记本都用红色碳素笔标注了页码。罗兰·巴尔特重读过这三本日记，为其建立了目录，并在第四个日记本中制订了主题索引。
从中国回来后，罗兰·巴尔特利用这些日记写了有关中国的介绍文字，并于1974年5月讲给他的高等实用研究院研讨班的学员们【见罗兰·巴尔特《作者语汇汇编》(Lexique de lauteur)一书，1973-1974年在高等实用研究院研讨班报告的内容，后附《罗兰·巴尔特自述》中未公开发表的片段，Paris，Seuil，2010。】。但是，他也撰写了一篇名为《那么，是中国吗？》(“Alors，la Chine”)的文章(发表在5月24日的《世界报》上)，这篇文章招来了不少批评一年后，该文由Christian Bourgeois出版社以单篇文章形式出版，后面有一篇未发表的后记，现收入《全集》第四卷(516-520页)。随后，弗朗索瓦·瓦尔发表了四篇文章［《中国，没有乌托邦》(“La Chine，sans utopie”)，《世界报》，6月15-19日］，再后来，又有整整一期的《原样》杂志［第69期，“在中国”(“En Chine”)］，在这一期当中，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和马塞兰·普莱内(他的文章在第60期上连载)阐释了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克里斯蒂娃1974年春天的中国之行，在她的《论中国女人》(Des Chinoises)一书中有所反映，书中有许多旅行照片。马塞兰·普莱内随后又发表了他的日记片段：《中国之行：1974年4月11日-5月3日的普通旅行日志——摘录》(Le Voyage en Chine： chroniques du voyage ordinaire-extrats)(Hachette，POL，1980)。
至今30多年里，罗兰·巴尔特的日记虽然未曾发表过第一本日记中的一些片段，曾以影印的形式发表于蓬皮杜文化中心举办的展览(2002年11月27日-2003年3月10日)的目录之中，展览主持者为玛丽安娜·阿尔方(Marianne Alphant)和娜塔丽·莱热(Nathalie Léger)。Seuil/Centre Pompidou/IMC联合出版，2002，209-225页。但它们对于这次旅行中的事件和话语有着通常是非常清晰的看法。它们对1974年的中国表现出了属于现象学方面的关注，它们更对人和事物感兴趣，而很少谈博物馆和考古景点。“在重读我的这些日记以便制订索引的时候，我认为，如果我就这样发表它们，那正是属于安东尼奥尼式的。但是，不这样，又怎么做呢？”(第三本日记)
安娜·埃施伯格
关于这个版本的说明
读者会看到一个简写与缩写表。罗兰·巴尔特的注释是用星号*标志的，出版者的注释都编排上了号码。这些注释由专有名词索引加以补充。
大部分简写都以容易辨认为原则来安排。同样，希腊语是根据音译来采用的。我们尽可能按照罗兰·巴尔特提供的中国人姓名的发音来排印。对于根据那些可辨认的姓名的拼音系统所做的排印，我们也在注释或索引中作了说明。对于中文词语和姓名，我感谢安娜·程(根据Anne Cheng音译)、刘燕(根据Yan Liu音译)小姐和罗朗·萨加(Laurent Sagart)的指点。我还要感谢下列人员在本书的编辑方面提供的帮助：娜塔丽·莱热、克洛德·马丁(Claude Martin)、阿兰·皮埃罗(Alain Pierrot)、马塞兰·普莱内、弗朗索瓦·瓦尔，我还要感谢埃利克·马蒂(Eric Marty)对本书的认真审读和所提供的建议。
1974年春天，正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中国大地，迎来了一个包括学者罗兰·巴尔特、克早斯蒂娃和作家索莱尔斯在内的五人代表团，他们在20多天中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等城市，参观了各地的重点景物、历史古迹以及学校、医院、人民公社、工厂。
在这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旅程中，罗兰·巴尔特写了三本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中国所见到的人和事，并加入了较为个人化的评价。这就是本书《中国行日记》。
《中国行日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一段有温度的历史，也是一种有态度的观察。
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编著的这本《中国行日记》纪录片镜头一样的冷静描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外国学者眼里的七十年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