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将会被时间磨去丰富的毛刺，只剩下骨手或轮廓。要想这骨干和轮廓不走样，不扭曲变形，只有靠细节或当事人的回忆来维护。

由李杨主编的《洞孔中的历史》是一部新闻记者用调查报道方法书写的历史，这是真正的“从阁楼下到地窖的发现”。

本书记录的一个个历史故事，犹如一块块历史“碎片”。历史“碎片”的价值并不比历史全景减弱，因为后者本来就是由前者拼接而成的。或许，“碎片”比全景更接近历史的本然，因而也更具有引人阅读的魅力和令人沉思的张力。

关于历史事实的记载，往往因为记载者的局限而有诸多残缺，因而，个人记忆就显得非常重要。

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如同多棱镜，折射着那一段历史的余晖。

因为人们对历史的诉求并不相同，面对事实，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对历史的所有解释都不及历史事实的总和重要。

文艺巨头周扬曾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曾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说；文艺多了要亡国。文艺被提到这样的高度，政治就诠释了文学家的命运。

在意识形态的标签下，读书竟然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洞孔中的历史》主要探讨历史故事。

《洞孔中的历史》由李杨主编。

纪事本末

 赵家楼上空的火光

 初进大城市

 60年的罗生门——谁先占领“总统府”

 居委会诞生记

 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

 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的诞生

 像造原子弹一样搞胰岛素研究

文坛旧事

 小二黑的双重命运

 《暴风骤雨》内外的“元茂屯”

 “黑画”风波

 “伤痕文学”一年间

 四月影会

 《乡恋》风波

 《苦恋》批判

 《原野》被禁幕后

文运命运

 杨朔之死

 赵丹遗言

 关露之死

 周扬暮年

 海子最后的春天

时代印记

 政权更迭下的出版家张元济

 1949，竺可桢的选择

 上书者薛毅

 回忆我娘浦熙修

 山呼万岁的皇帝

 新时代“狂人”

档案解密

 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参考消息》“平民化”

 “内参”拯救中关村

个人记忆

 扭曲年代的婚恋故事

 十万人海一场花

 国庆庆典的家庭记忆

 我给毛主席加工“标准照”

 遭遇“严打”

出版旧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国史”风云

 “内部书”：红花香，白花更香

 《读书无禁区》触碰的“禁区”

世象经纬

 拆城诀

 大觉寺：最后的契约

 1978：可口可乐重返中国

 香格里拉的齐家传奇

后

1943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

横岭上村，位于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的辽县(今山西省左权县)，一个仅13户人家的村庄。

这天晚上黑极了，月亮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位于村中心位置的民革室里，5名年轻的村干部在开会。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第六个年头。之前一年的夏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刚刚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在驻扎县城里的日军的持续扫荡下，就像整个边区一样，辽县的形势依然严峻。

严峻的形势，从该夜村干部会议的议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二：25岁的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石羊锁，先是向干部们布置了反扫荡工作，之后又安排了村里的春耕事宜。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些都是耽误不得的大事。

而在会议的末尾，石羊锁话锋一转，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调戏妇女”一项，委婉地对在场的民兵队长岳冬至提出了批评，督促这个20岁的小伙子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少做些违法乱纪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他指的是岳与村妇女主任智英贤之间的恋爱关系。

“人才长得好，长脸，身高不赖，眼睛不小，大粗辫子一直垂到腰”，65年后，对于故事女主角智英贤的美貌，79岁的村民康双全依然记得很清楚。更加让村里的老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新思想，“活泼开放，胆子大”。而在这个村里，即便是现在，有客人来家吃饭，女主人仍是不能上桌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青春妙龄的岳冬至和智英贤，在十二三岁时就被各自的父母给订了亲。岳冬至的未婚妻是他爹给订的一个童养媳，智英贤则被以200块大洋许给了老家河北武安县一个四五十岁的富商。

说不清什么时候，这对各有“家室”的年轻人的爱恋之火开始燃烧。村里人只是慢慢发现，岳冬至有事没事都爱上智英贤的家门口叫她出来，而这显然引起了女方父亲智老成的不快，他对岳冬至开始有些骂骂咧咧，女方的两个哥哥智恩元和智魁元也颇多闲话。但智家父兄的不满并没能阻止这段恋情越出轨道，有人已经在村子的玉茭地里发现两人“那个啥”了。

“他其实并不反对他们谈恋爱，反对的是他们那些勾勾搭搭、乱七八糟的事。”石羊锁已于2005年病逝，他的儿子、57岁的石起元对笔者说。

扑朔迷离的案情  在这个会议之后，岳冬至一夜未归。

第二天早晨，他的三哥起早喂牛，发现弟弟双膝跪地，脖子上吊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牛棚门的顶上。当年的命案现场历经多年早已坍塌，变成了堆放玉米秆的地方。“我爹当时就是在这里发现我四叔的，”岳冬至的侄子岳栓福向笔者比划着说，“牛棚的门不到一人高，根本不可能吊死人。”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馆长董维民的转述，当时赶到现场的辽县公安局侦查员赵晋鏖也在尸检后发现，尸体的“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无充血现象”——这显然不是自缢该有的迹象，而脊背、屁股和两腰肾囊上的黑青伤痕，则让自杀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

作为最后见过死者的人，当晚参会的其余四名村干部，被带到了当时县政府所在地黄漳村的公安局看守所。之后又随着县政府的转移，被安排关押在邻近的武乡县一处煤窑的竖井中。

村里的文化人曹旺生从2003年开始，曾遍访村里的老人和案件当事人，写下了数千言的调查文字。根据老人们对曹的讲述，四名村干部被认为是嫌疑人，还有一个背景，其中的三位未婚村干部与智英贤有着微妙的情感关系：无论年纪还是相貌都与岳冬至相仿的村青年部长史虎山，和岳冬至一起追求智英贤，举棋不定的智英贤则在同时与两位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交往。而同样未婚的村长石献瑛和王天保，也在工作接触中对英贤有了好感。P56-57

按照中国古老的传统，修史是官方的权力。若官方不“定一尊”，会乱国的。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因“定一尊”而惧，则无缘乱国也。修史的原则盖有二：一日“有粗有细”；二曰“宜粗不宜细”。“有粗有细”者，民间及乱臣贼子的活动必须“粗”；而统治者群的历史则细之又细。“宜粗不宜细”者，则是当统治者群的历史会为后世诟病时的权宜之计。两者所遵循的原则都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当然，“尊”、“贤”二者，在后世往往有可能移位。因为修史是统治者独有的权力，历史只能成为“国家话语体系”下的读本；而与此相对应的“民间话语体系”下，则基本上无读本——即使有“乱臣贼子”之类的“小知”写个读本，也不但抄传有限，大半还要为此送命。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历史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修史的“国家话语体系”渐被解构，“民间话语体系”渐有生存的空间，且如春草的生命力，“更行更远”。绵延至今，两个体系的分野愈来愈鲜明：国家所修之史依旧有“定一尊”的威严，民间所修之史也不被忽视。两条话语体系，如两条铁轨般，共同将历史延伸至未来。而且，国家的因为有“居庙堂之高”威严，常常不如民间的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民间话语体系”下的历史读本，为何有这般生命力？盖因既往“国家话语体系”下“定一尊”的历史读本，超强制地规范着人们的集体记忆。可人毕竟是可以思维的动物，而过去的历史也是一同走过来的。当国家读本所规范的记忆与其所经历不同，而民间读本又切合其记忆、其经历时，民间读本大行其道就是必然。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下一些历史读本很受欢迎，以及与历史本不相干的媒体，热衷于开设一个与历史有关栏目的原因。

以时政报道为主的《中国新闻周刊》，也设置了一个“往事”栏目，由该刊记者采访历史当事人，来钩沉一段历史，基本上属于“民间话语体系”下的历史言说。这个栏目延续几年而不衰，说明民间历史读本有市场；而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则更说明我的“民间读本大行其道就是必然”的结论有合理性。

我是历史科班出身，又在传媒行业工作了十几年。这本书的编者、也是作者之一的李杨将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谈谈读这本书的感想。从历史科班出身这一点来说，我的确一直在关注历史的个人记忆，因而有了上面所说的对“国家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的读本的看法。而从传媒行业来说，这本书也让我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定位有了一些想法。

很多人注意到，历史学者与记者的职业有着关联。有人说，记者把时事变成历史，而历史学者则把历史复原到当下。这样的划分，是从记者前加上“新闻”而来的。而在我看来，记者本不应该有“新闻”二字的框定。理由有这样几条：1．既然有“新闻记者”，是不是还应该有个“旧闻记者”与此相对应？可是，现实中，这种对应并不存在。2．历史学者与记者尽管专业出身不同，学业背景各异，但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要有可能，都需要对当事人进行采访。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者和记者都有同样的职业技能。3．从传媒史来看，能在传媒史留下记载的记者，往往是采访新闻、钩沉旧闻并举，而且更多的是因为钩沉旧闻才留下传世之作。因此，把时事变成历史是记者的责任，把历史复原到当下，也应当是记者的责任。

这本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记者。而其中我熟悉的作者，如李杨、黄艾禾等人，作新闻是高手；而从书中他们的文章看，作旧闻也很有路数。由此也可看出，一个优秀的记者是不限于新闻和旧闻的。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摒弃记者前的“新闻”这个限制词？

在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特点的，往往不是那些领袖和英雄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

我们关注的，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的细节。我们把笔锋从中心的大人物、大事件，转到普通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命运上来。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说法，这是“从阁楼下到地窖”。我们在走下地窖的探寻过程中，不时有一些惊人的发现。这不禁使人遗憾地想起，我们的中学课本弄坏了我们对历史学的胃口，这些课本的教条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了许多扭曲无味的条条框框。而我们亲身发现的，隐藏在地下的证人证物，不时颠覆着课本上那些公式化的历史叙述。现在，我们把这些文章集纳起来，与读者共享寻觅历史真相的喜悦与沉重。

本书绝大多数文章，是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主持“往事”栏目时发表的，我个人也参与了部分篇目的写作。记者写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亲身采访，用调查报道的方式书写历史。所谓调查报道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多地找到仍然健在的当事人，用细节和个案重建历史。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当事人虽然健在，但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我们以新闻记者对真相的职业好奇心，试图通过自己的调查，为回归常识、重述历史做一些基础性建设性的工作。

我们的文章，进入历史的切口很小。起初，这只是我们的方法论，或者说技术层面的问题。但随着调查报道的展开，我们越来越发现，小切口(细节)的表达方式，对于过去那种宏大历史叙事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感谢刘小青、秦朗等杂志社领导为我及我的同事采访写作提供的支持及空间；感谢徐庆全老师为本书作序并对本书提供细致的指导；感谢陈海先生对“往事”栏目及本书的精心策划；感谢左薇薇女士、陈俊丹先生为本书寻找图片。感谢每一位作者怀着极大热情和巨大安静的心，投入每一篇文章的采访与写作。

本书作者之一的罗雪挥女士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她采访的细节。她说，她是怀着巨大的历史感采访每一位当事入的，即使是电话采访，也要着正装。我深知，这绝不是形式上的认真，而是我们对自己书写的历史心存敬畏。

本书记录的一个个历史故事，犹如一块块历史“碎片”。历史“碎片”的价值并不比历史全景减弱，因为后者本来就是由前者拼接而成的。或许，“碎片”比全景更接近历史的本然，因而也更具有引人阅读的魅力和令人沉思的张力。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记者写的历史，用调查报道的方式。明快。干净，有根有据。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

窥一斑而知全豹。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真正的历史意识，不在于历史素材的占有之多寡，而在于对历史的尊重和理解。这些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更加丰富、生动，值得我们认真体悟。

——仲伟志(远见传播董事长、原《经济观察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