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翔的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一书中，彼得·格罗尼维根教授以时间作为主线，通过马歇尔半个世纪的著作和论文，以及其同事和朋友的论著、回忆录、书信以及当时的媒体报道，用简练的风格回顾了马歇尔作为经济学家一生的生活和工作，通过审视所他接受的教育，他的旅行经历，他在剑桥、牛津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教学生涯，他为政府咨询所提出的政策主张，以及他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全面展示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成就。另外，本书还详细描述了其所发展的经济学方法和思想是如何通过他本人及其学生的教学而传承下去的。加之作者笔墨流畅，虽然是一部严谨的传记，但阅读起来总能引人入胜、趣味十足，是一部了解马歇尔及其所处时代的经济学进展的巨作。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学理论家，实践家、教育家，可谓开职业经济学家之先河。他的生平和职业生涯需要一部全景式的传记，以更深入地探究其工作的来龙去脉，更全面地揭示其思想的深远影响。

彼得·格罗尼维根最新撰写的《翱翔的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这部巨著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制度背景出发，探讨了马歇尔工作和生活的主要方面。《翱翔的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展示了马歇尔作为重要的经济学家的生活，介绍了他早年在剑桥所受的经济学和数学教育，记述了在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优生学、宗教信仰、社会福利和女性运动等问题上与同时代人的争论。作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第一部传记，《翱翔的鹰》不仅对经济学说史、社会科学史、教育史贡献良多，还从多个角度深入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社会。

前言

第1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生平：引言及概论

第2章　家庭和世系

第3章　童年和校园生活(1842～1861年)

第4章　在圣约翰学院的本科生涯(1861～1865年)

第5章　职业探索之路(1865～1872年)：圣约翰学院的讲师岁月

第6章　经济学学徒(1867～1875年)及之后的学术生涯(1876～1879年)

第7章　善察好学者之旅：欧洲、英国和美国

第8章　丈夫和不同寻常的伙伴

第9章　最初的学术生涯(1868～1884年)：剑桥、布里斯托尔和牛津

第10章　剑桥大学教授(1885～1908年)

第11章　向政府提议(1886～1908年)

第12章　《经济学原理》的漫长征途(1881～1922年)

第13章　据理力争的辩驳者和拥护者

第14章　一位理想的女权主义者

第15章　新的优等考试的创立者

第16章　马歇尔的政治观点：一个有偏见的社会主义者还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

第17章　德高望重的退休者

第18章　朋友

第19章　晚年的著作(1919-1924年)

第20章　晚年和遗产

第21章　全才或一无是处：马歇尔的性格之谜

译后记

马歇尔留在布里斯托尔和他的婚姻有着直接关系，事实证明，这里并没有他们最初期望的那么好。那时马歇尔在布里斯托尔申请校长的资格，这似乎是解决他艰苦生活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对学术和经济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这也是在一个新学校里干出一番事业的好机会。除此之外，布里斯托尔对教育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向女性学生敞开大门，也是马歇尔考虑的一个因素。马歇尔也曾预想过这些期望的条件可能会无法实现。在工作方面，特别是行政管理负责人这个苦差事，让他对布里斯托尔的处境有所觉悟。其他方面有：“1879年患上的疾病”消耗了他“生命中最好的10年”；他刚结婚一年的新娘成了工作女性；母亲的去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一个他愈加认为是浪费而且不成熟的项目上，这使他无法投入到更有建设性的工作上去。最后，根据他自己的描述，被剑桥如此明显的驱逐，让他感觉是“为了婚姻和对抗旧的法令而使自己离开团体，我感到很委屈”。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妻子后来回忆说布里斯托尔的生活让她感觉到很高兴，马歇尔渐渐地把这看做是婚姻给他带来的人生所必须经历的十字路口。在1891年给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一封信中，马歇尔甚至把接受布里斯托尔的职位描述成他做过的“最伤心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把工作和自己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工作”。

对他们自身而言，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并没有改变他早期那些进步的观点，无论是对于女性教育还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他1873年所作的关于女性的著名演讲中，马歇尔含蓄地批判了把女性描述成“家庭天使”的说法，暗示了女性在家庭以外也有重要的工作去做。“我们的职责不是要求我们身边的所有人为了我们去做事，从而阻止她们在这个世界工作”；在一个家庭里，“与互相照顾相比，世上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正因为这个原因，女性学习社会福利变得很重要，也因为这个原因她们需要学习经济学。1880年12月，作为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校长，马歇尔给威尔士和蒙默思郡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提供了一些证据，这里马歇尔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女性的高等教育，马歇尔指出：“能够离开家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太少”，因为“通常来说，女性最好的一部分时间被家庭占用了；她们需要完成父母、姐妹、兄弟的各种任务，这会占用她们一部分时间，所以让一个女性拿出她6年时间里的一半要比男性容易，而让她拿出3年时间里的全部却比男性难得多”。从上面的问题可以看出，马歇尔考虑到了女性上大学的年龄。在17～23岁这个年龄段，优秀的女性是“家庭里的明珠”，对于她们的家庭来讲这些女孩是不可缺少的，她们不仅制造了“家庭的快乐”，而且还“照顾弟弟妹妹”，任职布里斯托尔大学校长的经历给了马歇尔家庭的观念。

马歇尔谈到，布里斯托尔大学对女性教育的特点是不对年轻女性提供住宿，让她们安心地拿出6年的一半时间来学习，这样就能与剑桥、牛津这样有历史的学校的3年全日制教学对抗。丽塔·麦克威廉姆斯一图伯格认为，这是让人左右为难的局面：“聪明的女孩，家人未必会‘放’她们在剑桥住3年，除非她们的家庭在思想上和社会地位上很低。不太聪明的女孩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待在剑桥的。女孩们要不就是性格不好，要不就是不够聪明。”这解释了马歇尔改变女性教育观点的意义，但却不是他这么做的原因。在布里斯托尔的一系列假设后来都变清晰了，为了找出原因，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马歇尔准备变成一位传统的“家庭天使”。

他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他母亲的去世。1878年6月，他母亲由于“慢性肠梗阻”导致“昏迷20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萨拉·汤普森登记了她的死亡，但没有把她的名字写在登记本上，此外萨拉也不知道丽贝卡·马歇尔丈夫的名字，这使登记栏里的这一格一直空着，萨拉没写下一个清楚的签名说明她可能不是这个家庭的亲属而是个仆人之类的。这些情况表明，马歇尔的母亲是在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死亡的，她的丈夫和女儿可能度假去了。对于马歇尔母亲去世时身边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然而，在与福克斯韦尔的通信和他从美国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母亲的健康，1874～1875年冬天母亲患病期间，马歇尔亲自对她进行了护理，次年夏天马歇尔在美国的时候她可能还在恢复中。母亲在没有丈夫、女儿或其他人陪伴的情况下去世的经历，可能使马歇尔回想起了女性在家庭里的责任，导致他接受了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如果把妹妹留在母亲身边的话，那么在母亲去世之前就能及时联系到他，让他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这一事实以及他对母亲的深爱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在母亲去世后如此怀念。

马歇尔对比了他在晚上教授男学生的课堂和他妻子在白天教授女学生的课堂，这也可以解释马歇尔对女性教育看法的改变。与那些在剑桥享有盛誉的人相比，他在19世纪70年代教授高等经济学是一段不太公平的经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时所教授的学生便证明了这个观点。前面的章节透露，从1878年开始，马歇尔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夜校授课的学生包括商人、工会会员和一些女性学生。他的妻子在白天教授课程，而且只教女学生，她从夜间班招来的女学生是她第一年招生的两倍，因此夜间课程的入学女性人数急剧下降。除了在讨论社会问题时产生了一些争论外，他的妻子招走了这么多女学生也让马歇尔在教授女性经济学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动摇。布里斯托尔的经历告诉马歇尔，在教学方面对劳动力产生歧视是正常的：女老师只教有女学生的班级，男老师则教剩下的。1876年，当他的妻子参与撰写《工业经济学》的时候——大部分由马歇尔编写，只有起初简单的几章由他妻子完成——这暗示了他只用自己原始的判断来看待妻子的才能，他认为妻子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知识。马歇尔没有全面_地看待妻子的才能，并没有与他非常欣赏妻子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教学工作相冲突。同样，他也认同女性无法在经济学方面作出建设性工作的看法，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妻子发表对琼·罗宾逊的《非完全竞争经济学》的评论，后来证明这是他的一个巨大错误。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教学经历可能使马歇尔对女性教育和女性角色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最根本的是，他对女性态度的改变引起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发生改变。尽管在他的早期工作中追随优良人种的印记很明显，但是在产业组织和劳动力分工的相关章节却缺少专门的论述，这些后来在《经济学原理》中得到了论述。这种区别的一种更可行的解释是，当时马歇尔想要发展一种最可行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期间他可能从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工作中得到了灵感。斯宾塞在他的《第一守则》中对进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中更有趣的是，它可能诱使马歇尔反复读达尔文的《男人的血统》，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871年，那时他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经济学的研究上。我们有幸得到了马歇尔第一次阅读这篇经典的进化论文章的相关信息。如果马歇尔把它当做为了研究现实经济学进展的文章而作的准备来读的话，这也可能影响了他对男女劳动力歧视的看法。

P338-340

1961年的一个下午，我坐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阅读加德伦德撰写的研究维克塞尔的巨作，我对经济学家传记的兴趣从此被激发起来。此后于1972年，我在伯明翰与威廉·贾菲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谈话，因而这种兴趣得到进一步加强。贾菲透露自己一直沉迷于瓦尔拉斯生平传记的研究，却始终无法完成。之前他还和乔治·斯蒂格勒就济学家的传记到底有没有价值发生过争论。我赞同贾菲的立场，我自己讲授经济学思想史数十年，其间积累了很多关于贡献卓著的经济学家的传记素材。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一个经济学高级研究班上，我在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时，将它与其生活中的一些精彩片段结合起来，发现可以很好地弥补和修正凯恩斯在1924年写的《马歇尔纪念集》，且更突出了马歇尔复杂性格的矛盾方面，这使我考虑自己一人编写马歇尔的传记。1983年，斯基德尔斯基呼吁编写一部全景式的马歇尔(和西奇威克)传记，受此鼓励，我向约翰·惠特克提起了这件事，并去悉尼待了几天，特意拜访了一下惠特克，因为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马歇尔的研究，我猜想或许他正准备从事这项工作。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我决定到剑桥大学马歇尔图书馆待上两个学期，以研究这个任务的可行性，看看是否有足够的资料来完成一部详细的人物传记。这本书证实了当时的这种调查，在第1章中我就指出，由于数据资料缺失，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其实这些情况在我最初整理研究马歇尔的论文时就已经完全意识到了。

我研究和撰写马歇尔的传记长达十余年，其中有三年是全职的，历尽了作为传记作者的喜悦与艰辛。1990年夏天，我在剑桥耶稣学院开始这部书的写作，那是因为受到“马歇尔年”和《经济学原理》出版百年纪念会的鼓舞，以及来自三个国家研究马歇尔的顶级学者的鼓励。这些学者中，贾柯莫·贝卡特尼、罗纳德·科斯、鲍勃·科茨、丽塔·麦克威廉斯一图尔伯格和约翰·惠特克承诺与我合作，并非常愿意阅读我的初稿，不过他们一开始答应我的请求时，可能并没有细想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后来，他们中的一位女性——这被马歇尔称为“柔弱的性别”——主动帮助我审核第二稿，她的工作既迅速又深富洞察力和幽默感。这几位学者阅读书稿后给我的评论和回信就足以积集出版一部并不薄的书。当然，他们给予我的帮助远非这些评论。科斯慷慨地告诉我很多关于马歇尔家族研究的资料，它们现保存于芝加哥大学的雷根斯坦图书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那几天里，他给我很多研究上的帮助，以更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料。除此之外，他还为我提供了许多其他的帮助。贝卡特尼给了我很多他多年来研究马歇尔的宝贵资料，让我在他办公室里俯瞰亚诺河，还花了几天时间和我讨论了我的初稿，最后传真给我很多美丽的意大利照片。在夏洛茨维尔，在雄伟的由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近旁，我和约翰·惠特克度过了很开心的三天，惠特克让我使用了他收集的马歇尔的来往通信复印件。而且一旦我需要资料，他随时都从他那丰富的马歇尔知识库中找出信息给我。鲍勃·科茨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源源不断地从世界的各个角落给我写信，向我提供很多有用的、有见地的建议，来处理作为马歇尔传记作者所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丽塔·麦克威廉斯一图尔伯格从斯德哥尔摩——偶尔从纽纳姆学院——给我很多传真和信件，其中还包括多年来她研究马歇尔的很多资料的照片复印件。最近，在纽纳姆学院档案馆发现的玛丽·佩利的笔记，也是她提供给我的额外收获，让我惊喜不已，因为有了这些笔记，我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又有了新的深入发现。虽然无须再提，但还是要声明，我对本书的瑕疵负全部的责任。另外，我还要感谢迪克·弗里曼，我愉快地和他工作了一天，他让我阅读了马歇尔写给福克斯韦尔的信，其中还包括大量福克斯韦尔的论文，他现在是这些资料的管理人。

其他人分别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迈克尔·怀特和彼得·克里斯勒给了我很多有见地的评论和建议，尤其是迈克尔分别用红色笔、蓝色笔——偶尔也用黑色笔——写了一些初稿中关于章节的结构性注释。约翰·麦克在阅读关于马歇尔大学生活的章节时，给我了很多有用的建议和他收藏多年的关于数学优等生考试的资料；提让罗·拉菲利在检查我初稿的第5章时，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学习马歇尔早期的哲学作品的丰富知识，让我受益匪浅；路易斯·哈达德阅读并评论了第16章马歇尔的“社会主义倾向”；路易吉·帕斯尼蒂阅读并简要评论了第15章、第20章和第21章，而杰弗里·哈考特阅读了关于马歇尔遗产的章节，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杰弗里·哈考特和彼得·克里斯勒也同样帮了很大忙，即在1984年之后，在我多次去剑桥大学时，为我提供极好的大学宿舍以供我休息。

还有几个人检查手稿的文字风格和连贯性。桑德拉·弗莱施曼和我的女儿萨拉阅读了我最早撰写的几个章节，以发现我表达和语法中的一些错误。这个任务同时也由我的两个研究助手马克·多诺霍和休·金来完成，他们两个都阅读了整篇手稿。同时，他们还标出了一些不确切的表达、有错误的拼写和标点，尤其是马克·多诺霍，他要从悉尼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中找出各个与马歇尔联系的信息，这些都是很艰巨的任务。

图书馆和档案馆慷慨的帮助，对于传记作者来说，是另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点我感触颇深。我至今仍感叹，我竟然得到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提供的巨大帮助，即使有时候我向他们提一大堆要求，打听一个他们从未听说的人物。首先，我要对马歇尔图书馆的所有管理员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他们的慷慨帮助，努力帮忙查找资料、照片复印件以及摄影复印件表示不尽的感激之情。各学院——尤其是圣约翰学院、纽纳姆学院、国王学院以及三一学院——的档案管理员，还有伦敦图书馆的各个机构、布里斯托尔大学和英国其他地方的馆员，都非常慷慨。我经常在悉尼通过信件向他们提要求。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感谢一些机构。悉尼大学及其经济系非常慷慨地提供给我几次担任国外特别职务的机会，以使我能够去访问档案馆或参加一些会议，从而得到马歇尔研究的信息。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为我提供了差旅费资助，更重要的是，于1990年授予了我高级研究奖学金，这让我从1991年开始可以全职写作本书。如果没有这个帮助，这本书的完成到现在可能依然遥遥无期。杰克·托为我的研究和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克里斯·劳赫利建议我使用计算机，从而使复印的图片能够完整地保留所有细节；瓦莱丽·琼斯经常将脏乱的稿件变成漂亮的文档，而且从不抱怨无休止的修改和校正，即使我强迫她从事了三年半的打字工作。朱莉·莱帕德通过埃尔加向我提供了一些极好的编辑上的建议和评论。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和孩子表示歉意，感谢他们从1984年初开始就一直忍受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带来的改变，尤其是在这本传记完成的最后阶段，每天都要校对打字稿和校样，每周七天几乎都这样。

彼得·格罗尼维根

1994年12月于悉尼

随着最后一段译稿校对工作的结束，本书的翻译终近尾声，望着窗外霓虹的灯光，译者陷入了沉思，思考着经济学巨匠马歇尔传奇的一生。作为一个社会自然人，马歇尔古怪的性情使他失去了很多真挚的朋友，特别是在晚年，几近孤独。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令人敬仰的。首先，他用毕生心血所写的《经济学原理》，被看做是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具有同等地位的一部书籍；其次，他培养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突破了传统的就业均衡理论且开辟了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最后，作为一个划时代的经济学家，马歇尔还同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时刻关注劳工的境遇和平民生活水平问题，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鞭辟入里。我们常说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应该说这在马歇尔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本书原著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彼得·格罗尼维根教授所作，他是一名经济史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对马歇尔生平的研究长达数十年之久，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本书原著堪称鸿篇巨制，花费了作者大量心血，也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格罗尼维根教授作为马歇尔研究的权威地位。纵观全书，格罗尼维根教授以时间作为主线，通过马歇尔半个世纪的著作和论文，以及其同事和朋友的论著、回忆录、书信以及当时的媒体报道，用简练的风格回顾了马歇尔作为经济学家一生的生活和工作，通过审视所他接受的教育，他的旅行经历，他在剑桥、牛津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教学生涯，他为政府咨询所提出的政策主张，以及他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全面展示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成就。另外，本书还详细描述了其所发展的经济学方法和思想是如何通过他本人及其学生的教学而传承下去的。加之作者笔墨流畅，虽然是一部严谨的传记，但阅读起来总能引人入胜、趣味十足，是一部了解马歇尔及其所处时代的经济学进展的巨作。

翻译一本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巨作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作为一名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青年学者，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带着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书中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术语曾一度成为译者的拦路虎，但怀着尊重前人和原著的原则，我们还是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书中讲到的剑桥大学的考试制度的演变过程等，为了贴切翻译，译者查阅了许多资料。本书是团队工作的成果，翻译和修改工作共进行了三轮，参与第一轮翻译的有丁永健、逯建、袁晓娜、熊隆华、祝鹤、刘佳、鄢雯、刘培阳、李聪、姜沫、郝琦、敬兰馨；参与第二轮修改的有郝琦(第1～6章)、鄢雯(第7～9章)、姜沫(第10～15章)、刘培阳(第16～18章)、李聪(19～21章)；第三轮修改统稿由丁永健完成，王纪敖、赵玉鹏负责文字校对。武汉大学的逯建博士(现执教于西南财经大学)出于“对马歇尔的敬意”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并且亲自提供了第12章的译稿，我对他的热心帮助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感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格罗尼维根教授出版了新著《马歇尔》，我们按华夏出版社的要求先翻译了这本书。不过这打乱了原先的翻译计划，加之其他科研和教学任务，严重拖延了翻译工作，给出版社最后的编辑和修订带来很多麻烦，在此表示最衷心的歉意。

《马歇尔》出版后，我收到了多位读者的来信，多为学界同行，且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这使我认识到从事这两本书的翻译是很有价值的。翻译结束后，在对马歇尔的思想和成就更加敬仰的同时我也深深感到，能为马歇尔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略尽绵薄之力，真是与有荣焉。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期待读者不吝赐教。

丁永健

2010年冬于大连理工大学

很多人认为，自从凯恩斯的《马歇尔回忆录》面世后，再写马歇尔的传记纯属多余。现在看来他们完全错了，格罗尼维根教授以其细致入微的研究，准确而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歇尔的人生。任何对现代经济学发展感兴趣的读者，都会从本传记中受益。

——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亦对20世纪的经济学影响深远，然而，关于他的学术性的传记却从未面世，这一点简直令人吃惊。现在，彼得，格罗尼维根终于弥补了这个缺憾。对于所有经济学家、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来说，本书的出版都是一个重大事件。经过多年的努力，格罗尼维根教授对马歇尔及其著作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对马歇尔作品的分析是全面的，他的判断是客观而深富洞察力的。本书的出版是一项富有里程碑式的成就。

——A.W.科茨，杜克大学、诺丁汉大学

本书是关于马歇尔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全面的学术性传记，有关他早期背景的研究尤其引人入胜。

——约翰·惠特克，弗吉尼亚大学班卡德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