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山编著的《余音绕梁红仙歌(余红仙)》以总结艺术家余红仙的艺术成果和经验为主，同时穿插余红仙成长经历，艺术创新和其独特风格，尤其要写出上海这个文化大环境对余红仙的艺术成长所起的作用。

余红仙，弹词女演员，有”唱不倒的金嗓子”之美誉。1952年起学习、弹唱评弹，从艺60年，天赋佳嗓，长子弹唱，音色明亮，高低自如，擅唱多种弹词流派唱腔，有《双珠凤》、《描金凤》、《夺印》、《人强马壮》、《战地之花》等众多艺术作品。其中一曲《蝶恋花，答李淑一》使评弹艺术走向全国，是20世纪中国文艺史上的壮举之一，具有重大影响，其本人更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周锡山编著的《余音绕梁红仙歌(余红仙)》海上谈艺录丛书之一，《余音绕梁红仙歌(余红仙)》以总结艺术家余红仙的艺术成果和经验为主，同时穿插余红仙成长经历，艺术创新和其独特风格，尤其要写出上海这个文化大环境对余红仙的艺术成长所起的作用。

艺术访谈

 让评弹艺术永放光芒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学艺前后

 第二章　初获成功

 第三章　演唱毛泽东诗词

 第四章　参加上海人民评弹团

 第五章　在上海评弹团说中篇书

 第六章　与蒋月泉拼档说《夺印》

 第七章　“文革”磨难

 第八章　与杨振言拼档说《描金凤》

 第九章　改编和演唱《双珠凤》

 第十章　执著于评弹事业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后记

余红仙是浙江杭州人，于1939年生在上海。原名余国顺，她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叫国顺，是因为父亲生下她的时候职业上比较顺利，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她的父母生了十几个孩子，送掉了两三个，家里还有八个。她的父亲工资低，还经常失业，所以家庭经济很困难。

余红仙的外公是书香门第出身，妈妈读过书。余红仙的父亲余淡年，三次求亲，被外公回绝，因为他是穷工人，看不起。第三次，是外婆说：“淡年这么诚信，三次来求亲，看来他们有缘，就答应了他吧。”

结婚后，余淡年经常失业，是因为他的脾气耿直、爽气，正义感强，看不惯就要讲，经常要得罪老板。他起先在他的四爹爹(四叔)在杭州开的丝厂工作。这是一个势利老板，余淡年还做了一个负责人，但工资从来一分不给加，说因为是自己人，所以不给加工资。余红仙的母亲劝他说：“既然加不到工资，裁缝师傅不落(暗中私拿)布，窝里(家里)死脱(死掉)家主婆。生产中多下来的丝绸啊，或者边角料，拿一点回来也是好的。”可是他从来不拿一点，说：“这种事情我是做不来的。”

余红仙的祖父早就去世，她的祖母当家，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余红仙的母亲生第一个男孩时，婆母对她还好，生了第二个是女孩，婆母自己养了三个儿子的，她想你怎么只养了一个儿子就养女儿了。媳妇在坐月子的时候，就只给吃带鱼的头和尾巴，当中她自己吃。生到第三个还是女儿，就是余红仙，就更没有好的吃了，只给吃黄鱼头和尾巴。老大儿子的衣服是新的，给老二女儿穿旧的，即儿子穿过的旧衣服，老三国顺(余红仙)就穿破的了。这当然也有当时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原因。余红仙小时候就听说，奶奶对妈妈是非常苛刻、非常封建的，连她爹爹和妈妈的衣服洗起来都有规矩：男的要放在上面，女的要放在下面。洗的脚盆，上身下身都要分开的，一旦你放错，就要被奶奶骂得不得了了。他们三个小孩一起出痧子，妈妈真是忙得不得了，又要照顾小孩，又要洗衣服烧饭。出痧子又是很危险的，但奶奶一点点都不管，不动手。还算好，三个小孩争气，没有一个出毛病。奶奶凶得不得了，一天到晚骂，而爸爸是孝子，孝得不得了。妈妈有时候要和爸爸说：“姆妈对我这样子，我日子怎么过法?”  P13-14

2009年初，上海市文联为了留存当今上海优秀艺术家的艺术成就，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决定编撰出版《海上谈艺录》丛书，其中有一卷要写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罗永麟先生，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忻雅华希望由我来写，我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本以为凭我对罗先生的了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没想到，从当年7月正式投入采访和搜集资料，到现在基本完成，一拖就是一年半时间。艰难的写作过程，除了感叹自己笔拙之外，也深深体会到要写一位经历风风雨雨近一个世纪的老学者确非易事。

罗永麟先生是我的恩师。1982年9月，我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罗先生为我们开设“民间文学”选修课，上课在华师大文史楼114教室，有二十几位同学。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进来了一位个子高大、背微驼、身穿灰色衬衣、脚踏布鞋的老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先生。上课后，我们大部分学生都懵了，罗先生的普通话中带浓重的四川口音，几乎听不懂。随着上课次数的增多，大家才慢慢习惯了罗先生的“川味普通话”。也许是从小生活在农村，每当夏天，在布满星星的夜晚，我都会围坐在邻居老爷爷的身边听他讲故事，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两年，在生产队劳动时，也是在讲笑话、唱山歌的欢声笑语中度过的，所以罗先生讲课的内容不断勾起我儿时的记忆，有种无形的亲切感，使我逐渐喜欢上了这门课，毛遂自荐当了课代表，也因此跟罗先生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当时校园的学习气氛较浓，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我也将几位像我一样喜欢民间文学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民间文学兴趣小组，不时地请罗先生为我们上小课。课程结束后，罗先生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申请了部分经费，安排我们到上海郊区去采风，一组去嘉定县，一组去崇明县。我带了五位同学前往崇明岛调查山歌。记得那是放寒假后，经崇明县文化馆同志联系，采访了不少当地著名的山歌歌手，收获颇丰。原定计划一个星期，没想到即将结束时，下起了大雪，崇明岛到上海的渡船停航，我们被迫又在崇明多呆了三天，差点赶不上回家乡过年。这是我第一次搞田野调查。这一个学期的课程和采风活动，使我的学习兴趣从古代文学转向了民间文学。也是机遇巧合，此时罗先生获批招收研究生，于是我决定报考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复习(春节也没有回家，四年大学生活中唯一一次没有回家过年)，结果如愿以偿，成了罗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关门弟子，招收了我们两位研究生后不久，罗先生就退休了)。事后才得知，我两门专业课和政治都考出了好成绩，但英语成绩距离最低分数线差3分，还是罗先生专门向学校写申请破格录取了我。

进入研究生学习后，感受最深的是先生对教学的认真和对学术研究的一丝不苟。即使给研究生上课，每次也都是很认真备课。记得有一门课叫《民间文学经典选读》，从先秦诸子讲起，到《酉阳杂俎》、 《太平广记》，到明清的《山歌》、《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罗先生除了要求我们事先细读外，他自己也记了厚厚的笔记，可想而知，他也是重新仔细阅读的。每次课在学生发言后，他再作详细地讲解；我们提交的读书笔记、作业也是一字一句地批改。他广博的知识面和惊人的记忆力，也让我们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这与他的勤奋有密切的关系。每次去先生家，毫无例外总是见他坐在老旧的书桌前埋头阅读。为了学生的学业，先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1985年3月，有一个赴云南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先生不顾古稀之年，带领我们两位研究生，深入到云南大理白族地区、楚雄彝族地区，让我们了解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间文学。农历二月初八是楚雄彝族盛大的节日——插花节(又称马樱花节)，先生跟我们一起，一路跋涉，登上海拔三千多米的楚雄大姚县县华山，领略插花节的盛况。事先我们并不知道先生患心脏右束支完全性阻塞，虽然并不影响日常生活，但到了高海拔缺氧地区，会感到胸闷呼吸不畅，但他硬是一声没吭。也许是旅途过于劳累的缘故，回沪后，先生足足病了3个月，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内疚。

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担任《民间文艺季刊》的编辑。先生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工作、生活和研究情况。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必然会让师母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家里吃饭，边品尝师母做的可口的菜肴，边天南地北聊天，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学术，每次他都会将近期读过的、认为值得一读的书介绍给我，同时对我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作点拨。时至今日，这个习惯依然保留。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毕业，仍然是先生的在读学生。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功夫投身先生门下已近30年，而我也已从一个来自农村的毛头小伙到了知天命的岁数。回头一想，我18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读书，呆在先生师母身边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呆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先生、师母于我，不是亲生父母，却胜似亲生父母。不仅引导我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且在生活上、工作上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特别感人的是，他们也把我当作最亲密的孩子看待，二十几年来，我们心心相印、情感相通。

作为一名学生，我深感自己是不太称职的，离先生的要求和期望相距甚远。记得在读研期间，先生一再要求我们学好英语，但由于自己英语基础较差(就读的农村中学没有英语课，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缺乏语言天赋，更主要的是当时主观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英语就一直没有学好，成了终身遗憾的事。为吸取自己的教训，现在我对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学好外语，在研究生一年级结束时外语基本过关。还有一件事，每每想起就感到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