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兄弟创办永安百货
由于郭氏兄弟率先在斐济打开局面，加上永安出资最多，所以永安在生安泰占有控制权和管理权。反过来，生安泰的成功也令其获利不菲、实力大增。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记载，生安泰在斐济以每条2先令收购大条香蕉，运到悉尼后批发价高达5先令，每条至少可获利3先令。后来，生安泰在斐济开辟种植园，招募华工种植香蕉，实现自产自销，利润更大幅提升。
生安泰于1903年开业，1919年因三家公司转向香港、上海百货业而停业。期间，因为权力分配、分销比例等利益问题，三家公司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免不了一番钩心斗角，“挖墙脚”、“抢户头”等情况时有发生。不过，永安因为掌握主动权，所以常常占据上风。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他们涉足百货业后有增无减，成为一大特色。
郭泉可以说是生安泰奠基人，他主持生安泰期间，在斐济建立了二十多个收购站，每个站点有两三名采购员，除收购香蕉外，还经营百货推销，主要从当地居民手中收购椰子干、贝壳、海参等土特产，椰子干转卖给英国人用来制造肥皂，贝壳卖给纽扣生产商，海参则向中国出口。
当时斐济有六十多家同类公司，大多数是资本雄厚的外商，生安泰资金有限，无力与之竞争。而永安果栏在悉尼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积累下可观的资本，除经营水果外还兼营百货批发与零售，兜售花生、瓷器、丝绸、大米、白酒等近百种产品，初具综合商店形态。
在制订未来发展计划时，郭乐萌生创办百货公司的想法，但他自感势单力薄，考虑到经济政策、消费习惯、工资水平等种种因素(比如，澳洲对华人征收高额的盈利所得税和遗产税，打压华人商业活动，华人经商可谓困难重重)，认为在澳洲很难立足，于是便将目光投回中国。
郭乐在《回忆录》中记下此时心迹：“我国工业固未萌芽，则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起直追不可……”①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紧跟马应彪脚步，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二十余名员工，除百货外兼营金山庄的各种业务，如办理出国手续、投递信件、汇兑外币等，主要面向来往的华人。
郭泉在香港戮力经营，背后更有郭乐等人在澳洲的鼎力支持，很快便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百货大王”之争。这一次，郭氏兄弟能否延续果蔬生意的辉煌，上演后来居上的超越？
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是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与此同时，马应彪为扩大经营添招新股，由于先施盈利前景得到广泛认可，认股者众多，不仅有马应彪兄弟马焕彪、马永灿，还有澳洲华侨陈少霞、夏从周、许敬枢等人，扩股之后，先施股本扩大到20万港元。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一并租下德辅道中215～221号相连五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日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①
这种布局方式模仿欧美百货公司，充分考虑客流、购物与商品陈列的关系，对商品销售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经过马应彪的探索而成为先施一大经营特色，并迅速被其他百货公司效仿。
当日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店铺疏落、消费冷清，因此，马应彪的这次扩张起初并不被看好，选址时好友、股东多有劝阻。
马应彪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此时正应趁地价便宜抢占先机，于是力排众议，将先施迁往德辅道中。
事情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比如率先从美国引入霓虹灯招牌装点门面，吸引客流，生意自然十分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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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个中西交汇的弹丸之地，孕育了灿烂的商业文明，这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东方古老商业伦理结合的产物。因而，香港商业肌体中自始至终奔流着中西两股血脉，它们交替博弈，共同推动商业历程的演进。
从长远看，资本扩张的潜在诉求将把一切代表高效的先进事物推向上风，不合时宜的观念、制度则会被无情淘汰。因此，黄仁宇这样写道：“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超过传统道德观念。”
这正是当今香港豪门普遍分家困境的根源。一面受制于传统伦理，另一面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内外危机交织，构成企业传承、家族延续的重重障碍。
以历史的眼光看，这实际上是商业现代化必经的阶段。为什么清朝末期那些华商望族(譬如卢九家族)极少出现分家争产闹剧？是因为它们遵循封建时代嫡长子接班的古老传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法定继承人。
商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钱。人可以创造钱财，也可能因为钱财走向毁灭。人与钱的统一即为产权，清晰的产权是避免分歧、保证企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商业现代化的使命，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涌现出的豪门恩怨其实都是围绕这一点。从封建到民主，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也许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
当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生的大亨把权力移交给四五十年代人的时候，七八十年代人已悄然登上商业舞台，比如刘銮雄的独子刘鸣炜，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荣智健的一子一女荣明杰、荣明芳，郑家纯的三个儿女郑志刚、郑志雯、郑志明，等等。
这是蔚为壮观的一代新人，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经历与上一辈大不相同，他们大多是商界豪门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属于信息时代、优越环境、精英教育下长大的全新一代，通常比上一代人更具有国际视野、全球化思维和现代商业理念。他们的家族有的已经衰落，有的正值辉煌，有的暂时迷茫，由于上一辈的普遍得势，他们这一代注定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进入权力核心，这一过程中存在诸多变量。新豪门兴起，旧豪门灭亡，在未来迎接他们的，也许是一个步入巅峰的商业王国，也许是一个商业王国的尸骨残骸，这并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事情。
然而，不论形势如何变迁，香港商界由大人物主宰局面的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通过交叉持股、子女联姻、生意往来、相互扶持，各豪门之间构建起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形成利益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集中的财富不仅给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使这些富豪及其代理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有异常重大的发言权。”
香港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牌照经济”，从地产、银行、电视、航空到基建，这些支柱型产业早已被掌握话语权的各大豪门瓜分殆尽，他们借此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进而将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几乎掌控了经济的方方面面。
有两种力量可以打破僵化格局。一是外部竞争，一般发生在同行业之间，豪门争斗创造新的商业空间，比如陆运涛家族与邵逸夫家族的厮杀，或者外部竞争者加入，例如国际资本的涉足加剧了澳门博彩业变局；二是内部危机，通常是由于权力斗争，豪门望族盛极而衰，自我崩溃，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政商关系、人脉资源可继承性较小，往往伴随着权势人物的去世而结束，从而丧失话语权。总而言之，建立在家族企业基础上的商界豪门并非牢不可破。
正如美国布莱恩特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威廉·欧哈拉(William O'Hara)所说：“在跨国企业之前，已先有家族企业，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已先有家族企业，至于在希腊罗马帝国的启蒙前，也同样是先有家族企业的。”“家族企业”由来已久，历经波折却奔腾不息，它一直存在，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有衰落，当然也会有崛起。
家族企业何去何从？
2012年初的时候，香港商界爆发了一轮豪门纷争，郭氏三兄弟的内讧将家族企业接班高潮推入公众视野。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探讨香港商业豪门兴衰，不失为对内地企业家的一种借鉴。
我们遍览香港商业史，从中选取了贸易、船运、博彩、电影、电视、地产等几大具有代表性和通俗性的行业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其兴衰成败，试图揭开华人企业创建、兴盛到衰落的秘密。
一百多年来，一些行业日落西山，一些行业几度春秋，一些行业风头正盛，沉淀了太多的故事。没有永远的繁荣，也不存在永恒的萧条，商业成败的秘密蕴藏其中，而历史自己不会告诉后人答案。一百多年前马应彪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到如今李嘉诚掌握偌大的全球商业帝国，无论事业大小，曾经何等辉煌，到头来都不可避免地将经受各种难题。一百多年间，商业环境、经营理念、传承方式，什么发生了变化，什么停滞不前，什么又在倒退？
从长远看，家族企业普通存在去家族化倾向，福特、杜邦、IBM、J．P．摩根……这些世界级跨国公司均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的。但对于华人家族企业而言，这一过程注定了艰辛。
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一个具有无上权威的父亲创建了非凡的家族企业，最后却无法避免子孙后代为分家析产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最终许多企业不是死于外部竞争，而是败于内部危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香港张祝珊家族因家产之争导致四兄弟失和，不但家族企业大受摧折，还将会德丰大股东地位转让于包玉刚，张家从此一蹶不振；包玉刚无子，只能将家族企业分割为四分，分给四个女婿；王德辉、龚如心夫妇同样无子，引来外人对华懋集团的觊觎；远东集团创始人、前亚洲电视主席邱德根将继承权传给二房幼子邱达根，激发耿耿于怀的大房子女抢班夺权，远东集团由此衰落，亚洲电视也因此易手林百欣、郑裕彤，但林百欣、郑裕彤家族交接班亦崎岖坎坷；至于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兄弟纷争更是将新鸿基地产拖入未知险境。
实际上，接班一直是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波士顿家族企业研究协会的数据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30％的家族企业能够成功传到第二代，10％能够传到第三代，而能够传到第四代的仅剩3％。
那么，对于华人家族企业来说，是无为而治，等待命运叩门；还是向死而生，追寻长青的答案？
福特公司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亨利·福特与埃兹尔·福特一起组建了福特基金会。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它显然比个体生命更为长久、顽强。与其说是为了避税，不如说是家族发展的需要，洛克菲勒家族、卡耐基家族都是通过基金会获得了更加强大、稳固、持久的地位。
企业可以传承，财富可以继承，能力、关系、人脉这些隐性资源，却很难在后代中获得延续。实际上，这正是企业接班、家族延续的难点所在，这种隐性资源往往随着接班而加剧流失。老一辈总是想法设法把关系和人脉介绍给下一代，将他们推向政治、商业、文化的主流舞台，进入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当然，比起这种建立在私人基础上的人脉关系，基金会这个机构的作用更加广泛高效。
在华人世界，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但以基金会形式非邵逸夫、李嘉诚二人莫属。邵逸夫、李嘉诚分别在1973年、1980年建立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两个时点也是他们事业步人高潮的前夕，基金会的作用不止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通过慈善获得政府认可。李嘉诚将1／3资产注入李嘉诚基金会，两个儿子李泽钜、李泽楷与他共同管理基金会。
如今李嘉诚的“退而不休”，与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的理念不谋而合，茅理翔有一套著名的接班理论——“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比茅理翔小一岁的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则致力于“去家族化”，2012年把美的交给方洪波，而不是儿子何剑锋。与他们同时代的宗庆后、尹明善、鲁冠球、梁庆德等人也到了部署交班的年纪，他们会作何选择呢？
香港的商业文明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东方古老商业伦理结合的产物，香港商业肌体中中西两股血脉交替博弈，共同推动商业历程的演进。百年来，一些行业日落西山，一些行业几度春秋，一些行业风头正盛……其中沉淀了太多的故事。没有永远的繁荣，也不存在永恒的萧条，商业成败的秘密蕴藏其中。
《豪门兴衰(香港商业百年)》通过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何鸿燊、霍英东、马应彪等香港商业巨头及他们的家族的兴衰故事，探寻几代香港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和传承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从客观的角度梳理这些企业家的兴衰成败，试图展现香港商业环境对企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揭开华人企业创建、兴盛到衰落的秘密。
《豪门兴衰(香港商业百年)》由杜博奇编著。
《豪门兴衰(香港商业百年)》作者杜博奇从香港商业史中选取贸易、船运、博彩、电影、电视、地产等几大具有代表性和通俗性的行业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其兴衰成败，试图揭开华人企业创建、兴盛到衰落的秘密。从客观的角度解读这些创业历程、企业竞争、企业交接中的成败，能获得丰富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