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怜悯之书！感动全球50亿人的励志畅销书登陆中国！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出诺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他们是：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人类善良、怜悯和仁慈的完美化身。

多年以来，特蕾莎修女的故事是每一个青少年成长的精神粮食，目前坊间在售的同类书甚多，其中多种再版。但里昂·马斯堡编著的《特蕾莎修女（奇迹的故事）》更加可贵，是唯一一本由离修女本人最近的知情者、追随修女多年的随身牧师撰写的灵修亲历记，甫一上市就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5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Mutter Teresa）一生充满传奇。这位来自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女孩，18岁时进了爱尔兰罗雷托修会，然后去印度宣教，后来，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穷人的天使”。她一生的善行，不仅受到基督徒，也受到穆斯林、印度教徒及无信仰者的敬仰及爱戴，是人类善良、怜悯和仁慈的完美化身。

里昂·马斯堡编著的《特蕾莎修女（奇迹的故事）》以十四篇修女鲜为人知的、感人却又趣味横生的真实故事，为读者勾画出一幅修女最真实和完整的精神肖像：如何以一分钱开办一所孤儿院、如何将一幅圣母画像偷运进莫斯科、在列宁画像下面打盹，又如何与一名西班牙火车商讨价还价。《特蕾莎修女（奇迹的故事）》中的这些故事一方面让人们在小事中看见神奇，同时也见到这位加尔各答天使质扑、博爱，同时机敏过人的凡人的一面。

序言 她究竟想要什么？

第一章 二见生情

第二章 在梵蒂冈

第三章 怎样请圣徒

第四章 特蕾莎修女的第二次委任

第五章 穷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六章 特蕾莎修女的生意

第七章 告诉他们耶稣的故事

第八章 小事显大爱

第九章 与穷人中的穷人在一起

第十章 在全世界祈祷

第十一章 可以令人卸下心防的魅力

第十二章 怎样抓住公牛的角

第十三章 灵魂的贫穷

第十四章 苏联之行

第十五章 苏联的圣诞节

第十六章 在亚美尼亚的冒险

第十七章 与朝圣者、妓女和政治家在一起

第十八章 与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在一起

第十九章 沉默者的声音

第二十章 这是上帝的事业

第二十一章 痛苦与死亡

第二十二章 圣洁的高峰

第二十三章 特蕾莎修女永生

作者的致谢词

第十四章 苏联之行

特蕾莎修女知道：世上不仅有对面包的渴求，还有对尊严以及被爱的渴求，而对后两者的渴求更大。她常说：“我们不仅需要水，还需要上帝的言语。”不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所谓的东欧集团国，抑或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这种渴求。这种渴求是无法满足的，不管你是坚持自由的市场，还是信奉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

那时，有一块区域根本没有宗教团体尤其是天主教团体。这块区域从中欧的“铁幕”开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包括由莫斯科统治的东欧集团。在那一块区域，几乎每一种信仰都会遭到严重镇压。

斯洛伐克流亡主教帕沃尔·赫尼利察是我在罗马工作时的上级，他一再请求特蕾莎修女把她的修女送到俄罗斯去。他多次对特蕾莎修女谈到他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验。1984年，为了说服特蕾莎修女派她的修女去苏联，他曾经去过印度。一开始她很犹豫，因为她不想她的修女们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同意她派她的修女们去苏联冒险，同时他答应帮修女们祈福。

“您去那儿吧，那个我不曾去过的地方！”教皇说。这是一句多么清晰的命令啊！

1984年，我有一次从加尔各答出发途经莫斯科到罗马去，特蕾莎修女给了我一塑料袋的显灵圣牌，她请求我把这些圣牌“播撒”在莫斯科的土地上。特蕾莎修女和她的修女想要通过这种包围天庭的方式让圣母玛利亚显灵，好把她的修女召唤到莫斯科并同意她们在苏联建一幢修会的房子。

播撒显灵圣牌这件事特蕾莎修女已在不同场合出于不同原因做过许多次。我相信，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祈祷和信仰的行为。只有当圣牌接触到地面，祈祷才会真正开始，之后只要人们满怀信仰，那么他期待的事就会发生。

这一次，特蕾莎修女对圣母玛利亚的请求是有点棘手的。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修会团体进入过社会主义苏联的地盘。特蕾莎修女让我带了整整一口袋的显灵圣牌去莫斯科，我看了看，数量至少有好几百块。

那时，一张苏联签证可以允许你在莫斯科逗留8天。赫尼利察主教和我决定，充分利用这八天的时间参观完莫斯科并完成特蕾莎修女对我们的委托。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此次之行必须解决一些难题。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对我们这次冒险行为的乐观评价：“在莫斯科8天相当于在西伯利亚20年。”

不过，我们的行程可谓一波三折。首先，我们最后一次陪特蕾莎修女去了修会在印度南方的分支，由于在路上耽误了时间，当我们回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已经比预计的晚了好几天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去莫斯科的行程推迟了一个星期。但是，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加尔各答的旅行社却拒绝给我们签发机票，因为我们在计划的时间内没有新的签证。更麻烦的是，苏联在加尔各答的领事馆也以我们没有新的机票为由拒绝给我们签发新的签证。我两边跑了许多次，把口水都说干了，他们还是强硬的拒绝了我。我近乎绝望，没有任何办法。

突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点子，为什么我不从特蕾莎修女托我带到莫斯科去的那一大袋显灵圣牌中拿出几块给加尔各答俄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去试一试他们呢？事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第一个小奇迹发生了。我给了这位俄航旅行社的年轻女士一块圣牌，然后说：“我刚才又去领事馆试了一次，问他们是否愿意改签我的签证，但真的没有一点希望。”

说完，我转身就走。当我走到门口时，她忽然叫住了我：“请您等等，我马上为您的机票贴上一张日期改变的标签。本来我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您现在可以带着这张机票去领事馆。您在那儿拿到改签的签证以后，再把这张标签撕了到我这儿来，我会给您一张新的机票。”

就这样，我们推迟的旅程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此期间，我们听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准备按照法蒂玛圣母的旨意在1984年3月25日天使报喜节（Lady Day）这天赐予全世界神圣的心，当然包括俄罗斯。教皇请求每一位主教，在他们各自的管区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谁又愿意在苏联这个地方完成这项任务呢？要知道并没有一位天主教的主教驻守在此，更别提以特殊的方式替圣母净化这里的心了。

当我们乘坐俄航的飞机经过曼谷（Bangkok）到达当时的苏联首都莫斯科时已是午夜时分。赫尼利察主教和我不用再转乘飞机，而是要在这里充分利用逗留的时间完成任务。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苏联那相当严苛并冷酷的安检通道。我们的行李被从里到外翻了个遍，那些工作人员发现我们的行李里不仅有主教那可疑的十字架挂饰，还有几枚梵蒂冈的硬币，以及我那一大口袋显灵圣牌。当时苏联有严格规定，不准带宗教物品去苏联，所以我们此行还面临着被捕的危险。赫尼利察流亡主教心里也清楚，此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行不会没有任何风险。

不过，这一次显灵圣牌再次发挥它的功力拯救了我们。赫尼利察主教问一位在场的安检人员他是否喜欢这块圣牌，还问他是否想要这样的圣牌。这位安检人员立即看向那个装有圣牌的口袋，点点头接过了一块主教亲自递给他的圣牌。就这样，我们安全度过了安检口。

第二天，这块神奇的牌子再次显灵，或者说是圣母显灵了。第二天是3月24日，正好是天使报喜节的前一天，我刚才说了，在天使报喜节这一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要把玛利亚圣洁的心赐予全世界。这一天因为这儿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邀请，我们“意外地”同一群外交官一起进入克里姆林宫（Kremlin），去参观克里姆林宫里的教堂。门口的警卫看到主教胸前挂着一个包，便不准他带进去。而这时，他又瞥见了一块显灵圣牌。我们的主教看见后，把这块圣牌送给他，他立即就允许主教把包带进去。就这样，我们顺利进入克里姆林宫，并参观了美妙绝伦的天使长米迦勒大教堂（Erzengel-Michael-Kirche）和天使报喜大教堂（die Kirche Mari· Verkündigung）。主教包里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帮助我们完成接下来的计划。我们将在苏联政府克林姆林宫中心区域的天使报喜大教堂做弥撒，把天使报喜的秘密带到这个地方。

在天使报喜大教堂教祖的皇位（Thron des Patriarchen）旁我们开始做弥撒，并没有引起多少游客的注意。多亏那幅巨大的共产党报《真理报》（Пра·вда）挡住了我们，否则我们将会被很多游客看到。我们就躲在这巨幅政府宣传海报的后面，把早已印好的许多份写有弥撒内容和为世界祈祷的纸藏在我们旁边圣洁的玛利亚塑像的后面。

当我们顺利完成赐予仪式后，我想起特蕾莎修女交待给我的任务，把显灵圣牌“播撒”在莫斯科的土地上。在天使报喜大教堂里面放着许多沙皇的石棺，有一些由于年代久远已脱离了墙体，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应该把圣牌放在石棺与墙体的缝隙中，这样就可以保证圣牌上百年不受打扰，继而发挥它的神效。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把一块圣牌扔到了一副棺材与墙体的缝隙中。

不好的是，教堂中的人声在这一刻突然安静了，圣牌触碰地面的“砰砰”声显得非常清楚。五个警卫立即冲上前来，搜寻这不寻常的声音是来自哪里。我必须马上装成若无其事的游客，虽然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越跳越快。经过长达五分钟的检查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教堂。有可能这块圣牌会一直在克林姆林宫内天使报喜大教堂后面的缝隙内呆着，我想，即使是一百年之后也没人会发现它。

这块显灵圣牌寄托了特蕾莎修女的祈祷和信仰，后来它结出了美丽的果实：到今天为止，在当时苏联的地盘上，已有超过20处仁爱传教会的分支。

第二天，赫尼利察主教和我准备回罗马。我们准备离开旅馆的时候，旅馆还没开门，我于是走到旅馆接待处一个还在睡觉的妇女面前，叫醒她，向她表达了我们的歉意，并告诉她我们的名字。但我们却得到粗暴的对待，她说：“不行。”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的名字，她还是说：“不行。”当主教听到有人用俄语对他说了两遍“不行”时，他只说了句：“我们是圣母玛利亚的客人。”没想到那位妇女就让我们离开了那间旅馆。

有些事就是那么偶然地发生了。由于俄罗斯与罗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当我们到达罗马时，才早上十点。我们想，教皇“官方的”圣母神圣的心赐予仪式的大弥撒活动还没有结束，现在我们赶去圣彼得广场可能还来得及。即使我对罗马的交通状况万般担心，担心我们不能及时地从罗马机场赶到梵蒂冈，但我们还是要试一试。一个瑞士卫队成员带领赫尼利察主教和我穿过空荡荡的大会堂，再走过一道大门，来到了阳光普照的圣彼得广场，广场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显得格外光彩夺目。看来我们赶上了时候，因为话筒里面正传来教皇的赐予祷告：“哦，伟大而神圣的圣母啊，我们要逃进你的保护和屏障下……”

在赐予仪式结束之后，赫尼利察主教向教皇报告了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里秘密进行的赐予祷告，并送给他一个我们在莫斯科的市场上买的苹果，还有我们剩下的显灵圣牌中的一块。教皇被我们叙述的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事证明，圣母认为赐予仪式以及她在法蒂玛的显现是正确的。

一年以后，也就是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在莫斯科执政后，特蕾莎修女身边出现了一件又一件奇迹。20世纪80年代要想在苏联建立一个由四个修女组成的修会团体，是完全不可能的，特蕾莎修女认为这是“上帝的事业”！要是我们做到了，这就是奇迹。

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特别是政治的教条，想在苏联建立一个天主教会团体是非常困难的。苏联法律严格规定，禁止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土地上成立任何慈善组织。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国家以及他的执政党共产党可以满足人民的所有需求的话，那么还要这些慈善组织来干嘛？

在“工人们的天堂”苏联根本不存在穷人，这只是共产主义的教条思想。

当时，有一个党内高官在拒绝特蕾莎修女把她的修女送给莫斯科这个想法的时候说：“我们这儿没有穷人，那您的修女在我们这儿还有什么用呢？我国可与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可以提供给我国人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特蕾莎修女平静且客观地反驳：“她们可以给那些没有亲戚朋友的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这一点国家可做不到。”

后来，1988年，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苏联修改了他们不准建立慈善机构的规定。所以，才会有特蕾莎修女的第一批修女去到苏联。特蕾莎修女坚信这是“上帝的事业”。不过，从修女们到那儿直到对那儿的穷人展开“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

1987年7月，由美国姐妹花导演安·皮特里（Ann Petrie）和珍妮特·皮特里（Jeanette Petrie）合拍的纪实电影《特蕾莎修女》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Moskauer Filmfestspiele）上播出，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并获得“苏联和平委员会奖（den Preis des Sowjetischen Friedenskomitees）”。那时苏联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特蕾莎修女，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几乎走遍全世界，做了如此多伟大善事的矮个子妇女从未来过苏联呢。原因很简单：苏联当局不允许她来。

这部获奖电影也打动了许多共产党的高官，他们打算也授予特蕾莎修女“苏联和平委员会奖”，当时的委员会主席叫做金瑞克·博罗维克（Genrikh Borovik）。他们想利用这次授予她奖项的名义正式邀请她来苏联。而特蕾莎修女也欣然接受邀请。相关的签证以及旅行档案那些材料也在短时间内被办好。现在，只等特蕾莎修女本人亲自“挺进”这个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了。

女导演珍妮特·皮特里是特蕾莎修女的亲密合作伙伴，也是此次苏联之行的组织者。在他们临上飞机之前，特蕾莎修女突然对导演说她还要带一个人一起去莫斯科，这让珍妮特感到十分意外。她非常了解特蕾莎修女的执着，就提醒说：“修女，我们可没有多的签证提供给任何人！”

“这个人可不需要任何签证的呀，”特蕾莎修女微微一笑，然后拿出一个约70厘米长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放到导演面前。“她渴望我带她一起去苏联，”特蕾莎修女解释道，“我们有一个约定，每当她成功帮助我进入到一个困难的国家，我也要把她一起带去那里。每次我都兑现了我的诺言。”

于是，1987年8月19日，特蕾莎修女手持这座雕像第一次到达她一生中从未来过的莫斯科，并在这儿的一个有很多记者的庆祝仪式上亲手接过了属于她的这座“苏联和平委员会奖”。她知道有一些共产党官员的意图，他们想利用她做他们的政治工具。但她心里十分清楚，她是从来不会卷入任何一种政治交易的。

在这儿也是，她用一份致谢词表达了她的深切愿望。“金银我都没有，”她这是引用使徒彼得（petros）在一扇漂亮的小门边对一个瘸腿乞丐说的话（《使徒行传》3，6），“所以，我带给苏联人民的礼物是我的修女。”正是这句话开启了她在苏联发展修会团体的大门。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敢想象在苏联境内可以创办修会团体。通过圣礼以及教会团体充满爱的服务，特蕾莎修女把耶稣带到了这个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带到了这里的穷人身边。自1917年列宁政府迫害基督徒开始，这个帝国就一直反对宗教信仰，所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完全有理由称这里为“险恶的国度”，而特蕾莎修女的成功在宗教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奇迹。

当“被赠送的”修女终于拿到她们去莫斯科的签证，已是一年多以后。1988年12月15日，我陪特蕾莎修女，选定的修会接班人马拉（Mala），皮特里女士，以及四位修会修女一起去罗马机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莫斯科。莫斯科只有唯一一位天主教教士，他叫诺曼（Norman）。同时，他也是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所以，特蕾莎修女想带一名自己身边的教士去和修女们一起工作。我在罗马的主教也说了，只要特蕾莎修女需要我，我就义不容辞地服从她的命令。为安全起见，我早就申请了一张去苏联的签证，但没想到当我真正使用它已是新的一年。

在我被特蕾莎修女选中以前，她曾拜访过教皇的圣座国务卿安其罗·索达诺枢机主教。为安全起见，枢机主教把他的权利交给我，让我在苏联可以用到这些权力。也就是说，我有权利，允许在苏联进行洗礼和坚信礼仪式，以及在没有教士的情况下“宣布”天主教婚姻的有效性。当时我估计，圣诞节后我就要陪特蕾莎修女去莫斯科，所以我早就把我的签证放在了我的包里。

圣诞节前的第四天，当我正准备从罗马出发经过维也纳前往我住在慕尼黑的兄弟姐妹家与他们共度平安夜时，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传真：“亲爱的里奥神父，请你立即带上你的所有东西过来，上帝保佑你，仁爱传教会特蕾莎修女。”我在慕尼黑的兄弟姐妹非常担心我的安全。我向他们保，证平安夜那天我一定会平安到达慕尼黑，但他们还是表示怀疑。事实证明他们的怀疑是对的，因为我在莫斯科一呆就是七个月。

那天晚上，我是同另外两个修女一起登上去俄罗斯的飞机的。当我们到达莫斯科机场时，是特蕾莎修女亲自来接的我们。她看起来很激动，然后用想象的话热情地问候我们：“我祈求圣母玛利亚，因为我们保守玫瑰经的秘密而赠给我们一套苏联的房子（那时一共有15个秘密，而今天已经增加到20个）。”第一批到达的修女和我都遇到了签证的困难，因为我们都经过了一年才拿到签证。怀着对苏联不好的印象，我对特蕾莎修女尴尬地笑了笑。此刻，我心里的想法有一点失礼：“我的天哪，她已经慢慢变老，所以开始幻想。”

在十年以后的1997年8月25日这天，我在莫斯科结束了为期一周的祈祷练习，我的对象是当时已经没落的苏联的所有修会的修女的上级。那一天，刚好是特蕾莎修女去世前的两个星期。在我们合影留念的一张照片中，特蕾莎修女显示出无法描述的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这张照片上有15位分修会的院长和他们的助手。直到今天，每一个分修会取的都是一个玫瑰经秘密的名字。

在我呆在苏联的早些时候，我尝尽了无助的滋味。特别是在登记住宾馆或者被检查户口时，那些万能的警察和高管的态度更是让人受不了。他们最爱说：“给我安静点！只有当我问你时你才可以说话！”快乐的修女在面对这种盛气凌人的叱责时感到深深的震惊。

毕竟我们还是一群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啊。渐渐地我的心中充斥着憋闷甚至是害怕的情绪。我觉得我快要撑不住了，我打心眼里想逃离这个地方。但要，想从这个自称是工人天堂的苏联逃出去又谈何容易，到处都是威严的警卫，我感觉我像困在一个巨大而又密不透风的牢笼里。

这种状态也有好的一面：这时祈祷“哦，伟大而神圣的圣母啊，我们要逃进你的保护和屏障下……”忽然变得非常神圣而且崇高。在这段时间里，第三世纪的一张埃及纸莎草上的最古老的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文在我的心中燃起了一股强烈的对上帝的信仰：天使和圣徒是我们永远的陪伴者，也是我们唯一的守护神。

起初修女们住在莫斯科的一间养老院的三个房间里。有一次，我们去市中心，沿途经过一幢幢丑陋又冷清的房子，经过一个个衣着灰暗的人，那些人脸上全是严肃和忧愁的表情，折射出他们灵魂的贫穷与迷茫的痛苦。就连克里姆林宫和它旁边的卢比安卡监狱（das Lubljanka-Gef·ngnis）也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这座监狱有一个七层深的地下室，有无数教徒和反对政权者在这里被施以酷刑或遭到无情地杀害。

接着我们来到了莫斯科这座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唯一一座天主教教堂——圣路易教堂。圣路易教堂被两幢高大的房子挤在中间，那儿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的办公地点。有人悄悄地说他们知道苏联情报机构的秘密，就是克格勃也有一个很深的地下监狱，只不过他们把它隐藏在教堂下面。

教堂的牧区很小，只有几个老人在那儿守着。看得出来他们对访客怀有极大的恐惧与不信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克格勃情报机构来到圣路易教堂没收他们的洗礼书，以书里的内容对政府不敬为借口抓走了一批又一批教徒并枪毙了他们，这件事至今还在这些老人心中印有深深的伤疤。那位年迈的，几乎看不见东西的老教士只是每一年每一天重复着一样的礼拜仪式：安魂弥撒。

对于这残酷的现实，特蕾莎修女有着自己简单独到的解释：“他眼睛看不见了，对死者哀悼的安魂弥撒有可能是他唯一记得清楚的弥撒词。”

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修会分院一样，特蕾莎修女在俄罗斯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利用位于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养老院第六层的三间房中的一间来作安放圣体的祈祷室。“我口渴”，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在特蕾莎修女的任何一间祈祷室里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画像的右臂下面，我们都可以读到这句话。这句话也解释了为什么特蕾莎修女要把她的修女带到这个无神论的中心地带：上帝“口渴”，这是他对爱人和被爱的渴望，他的这种爱的渴望是不受政治、文化或国家的限制的。

转眼圣诞节到了。午夜，在这间位于思想极其贫穷的城市中心的布尔什维克养老院里，穷困无助的人将同特蕾莎修女一起做了弥撒。不仅是养老院祈祷室那第六层的高度让我们如此接近天空，这也是经过官方批准的自1917年10月革命之后第一次在苏联帝国的中心由一小部分天主教修会修女为耶稣庆生。一小粒种子，终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护士、医生和病人间，迅速传开了特蕾莎修女那天晚上要在养老院做弥撒为耶稣庆生的消息。于是，到晚上的时候，那些人纷纷自觉并安静地走进祈祷室：这是养老院祈祷室自成立以来迎来的第一批客人。那天晚上，祈祷室里门庭若市，挤满了人。

P117-128

她究竟想要什么？

特蕾莎修女是20世纪非常伟大、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就连无神论者和她的批判者都敢说，特蕾莎修女是当代史和基督教会发展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她首先都是一位魅力四射的女性。这一点我是从无数双炽热渴望的眼睛里看到的，因为当他们获悉，我有幸在特蕾莎修女身边呆过好些个年头时，他们准会立马请求我给他们讲讲她的故事。

为什么身处21世纪的现代人会对一个素未谋面的来自20世纪的虔诚女性感兴趣呢？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忙碌，高速，时尚频繁更迭的时代，究竟又是什么让人们对一位修会修女表现出如此的狂热与痴迷呢？要知道，在面对一名无情的批评者批判她与她的的神学倒退了200年时，她还可以微笑着回答说：“不，是2000年！”

在特蕾莎修女晚年时，我曾有幸陪伴她度过几次旅行，在那几次旅行中，我深切感受到了她的人性光辉与人格魅力。对于习惯追逐各种各样明星的媒体而言她曾是一颗非比寻常，不可替代，耀眼夺目的“明星”：围绕在她身边的不是有钱人与光鲜亮丽的人，而是过着困苦生活的穷人、残疾人、衣衫褴褛者以及社会的弃儿。一位精力充沛，机智聪颖，魅力独特，恭谨谦和的人物渴望的不是霸占，而是服务大众。特蕾莎修女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大人物，她的成功在于，全世界如此多年轻妇女在她的影响以及树立的榜样中，并且在其中找到了她们生活的意义。在特蕾莎修女的鼓舞与启示下，男女老少都学会了去爱耶稣。特蕾莎修女就是这样一颗“明星”，她不喜欢出现在公众场合，被聚光灯照耀，被群众追逐，她喜欢的是可以通过大众的力量去最大程度地做她的善事。

特蕾莎修女绝不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有人把她置于聚光灯下——这种情况自她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起就从未停止过——她就利用这些机会，用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宣讲耶稣。无论在特蕾莎修女生前还是去世后对于她归属的争论屡见不鲜，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天主教之争，不如说是国家之争。她本人肯定不希望看到这场争夺，即使她不能否认她的根在哪儿。关于自己的话，特蕾莎修女仅说过几句，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自我出生之日起，我就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而今天我是一位印度公民。同时，我也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修会修女。当我工作时，我就属于全世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只属于耶稣。”这句话把她的归属关系道得一清二楚。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构成写一本关于特蕾莎修女的书的动机吗？还不足以构成写一本并非科学类或传记类书籍，而是依靠作者自己的经历、回忆以及记录来完成的书籍的动机吗？或者，这样来问：我在这本书里所写的，是特蕾莎修女所期望的吗？

或许她的答案会与当年在维也纳的一个秋日她对我作出的回答相同。那时我还是一名刚受过洗礼的新教士。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人做过祈祷练习，更别提为修会修女了。但特蕾莎修女的问题却使我惊呆了：“神父，请问您可以为修女们做祈祷练习吗？”

怀着对特蕾莎修女的万分崇敬，同时又忐忑不安的我回问道，练习在什么时候进行呢？

她答道：“早晨。”

这加重了我的不安：“修女，祷告练习我之前从没有做过！我究竟该说些什么呢？”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耶稣的事！难道还可以说其他的吗？”

当有人问起她的生活或详细的生平资料时，她总会表示拒绝“我不太愿意谈我自己，因为如果大家都在谈论或者描写我，那他们谈论或描写耶稣的时间就会很少了。”

因此我希望，可以借助这本书来呈现特蕾莎修女的影响力以及人格魅力这些积极的东西，尤其是她虔诚忠贞地追逐耶稣的心灵和力量。

里奥·马斯堡